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18演讲｜黄凯南：演化增长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12月29日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上，山东大学黄凯南教授发表了题为《演化增长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讲，以下为速记稿整理的演讲内容。

感谢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的邀请，下面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

不久前召开的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巩固“三去一降一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强调采用更多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从原先较多运用行政手段推动的“三去一降一补”的1.0版，转变为以“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为重点的2.0版。如果说1.0版更多是依靠有为政府的推动，2.0版将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下，立足实际，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版是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必须从资源配置模式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变革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供给侧的突出问题：供给的结构性刚性

经过40年的发展，尤其是进入WTO以后，中国整体供给能力快速提升，许多能够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产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而且许多产品多样性、独特性和复杂性等方面都比较欠缺，迈向更高附加值的产品转换能力较弱。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5年底提出的，其背景是国内产能过剩和国际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我们使用了109个国家68类产品（依据SITC Rev. 4 2-digit产品分类法）出口贸易数据，计算出中国自2000至2014年出口产品竞争力的相关指标。多样性指标（Diversification）描述了一个国家具备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多样性指标越高说明该国拥有更多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标准化指标（Standardness）指一国具备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数量与所有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国家数量之和的比值，它实际上描述具备某类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国家数量。这是一项逆向指标，该指标值越高，说明产品的独特性越弱。复杂性指标（Complexity）反应了一国出口篮子产品的加权复杂程度，权重为每一个产品占该国出口的份额。复杂程度越高附加值越高。该指标越高表明该国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越高，附加值越高。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4年之间，中国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变化和标准性不大，复杂程度从2000年到2008年有一定的提升，但是自2008年以来复杂程度也变化不大。这表明我国出口产品陷入了多样性、独特性和复杂程度变化较弱的供给结构性刚性中，锁定在附加值较弱的区域。

二、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及其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们基于行业数据的研究，1991-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71.4%由资本积累驱动，6.9%由劳动力积累驱动，23%左右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驱动。2007年以来，经济增长平均76.2%由资本累积驱动，15.2%左右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驱动。金融危机以来，资本累积作用上升，TFP作用下降。以2001年为分界点，劳动增长率的贡献在此之前呈现上升趋势，之后则呈现下降趋势，后10年劳动增长率的平均贡献仅仅是前10年的一半左右，但是，就业结构变迁效应的平均贡献则是前10年的5倍左右。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丧失，但是存在“结构升级红利”。2005-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55.1%由资本积累驱动，20.5%由行业加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驱动，3.8%由要素结构变迁驱动引起。2005-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46%由资本积累驱动，22%由行业加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驱动，1%由要素结构变迁驱动引起。自2014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水平在上升，这表明经济增长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也必须注意，这段时期以来，结构变迁的贡献一直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配置和流通不够顺畅。一些影响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重新配置的障碍依旧存在。

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如下一些问题：（1）资本投资效率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资本报酬边际递减的区域。具体表现为增量资产产出率上升和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2）人口红利消失，劳动成本上升过快，劳动生产率上升较慢。尤其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加速、抚养比加速上升，将对中国长期持续增长带来挑战；（3）存在要素错配。基于中国工业1980-2014年二位行业数据，我们研究发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经济一度呈现出高增长与高错配同时存在的特征；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重工业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始终面临正向补贴，并且国企占比较高的垄断性行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错配程度最为明显。当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时，要素错配也可能引致高增长，但是，在创新驱动中，要素错配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降低增长速度；（4）存在风险错配。如果将风险区分为可识别、可缔约风险以及不可识别、不可缔约的风险（即根本的不确定性），有效的风险配置包括两个层面。在可识别部分，一个最优的风险配置必须让风险承担者获得相应风险溢价，并且全社会的同类风险的边际成本（或边际收益）必须相等。在不可识别部分，由于无法缔约和定价，最优的风险配置是指剩余风险和所有权的匹配，并且一旦爆发剩余风险，股权或所有权能够承担剩余风险引起的损失。一旦偏离了最优风险配置就会存在风险错配。目前存在两种风险错配表现形式。第一种表现形式是主体错配。这包括没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主体承担过多风险，获得超额利润的主体较少承担甚至不承担风险，将风险转嫁给普通大众。主体错配还表现为剩余风险与股权的不匹配。只有股权才能够承担剩余风险和可识别中较高的风险，获得剩余利润，债权只能承担可识别中较低的风险。经济过高的杠杆率和在社会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过高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众多获得超额利润的主体主要是依靠债务融资来实现的，自身股权并不足以承担剩余风险。转型过程中本应当由股权人来承担的剩余风险实际上转嫁给债权人。第二种表现形式是时间错配。既包括将现在风险掩盖推迟到未来，也包括提前透支未来信用来缓解当前风险。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时间错配会放大未来风险，促使短期风险长期化，增加爆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我认为，降低风险错配应该成为去杠杆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供给侧、需求侧与制度侧的协同演化与升级

演化增长是指将增长视为经济演化过程，即在数量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质量和结构性的变化，它也是一种知识增长过程，即知识如何被创造和运用的过程。经济增长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要素累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还需要进一步打开全要素生产率黑箱，涉及到包括生产模式、交易模式和消费模式等整个资源配置模式和增长动力机制的结构性变化，它最终体现为一个经济体能够满足人们各种不断变化和增长的需求的能力的变化。演化增长不仅强调量的增长，更为强调质的提升。提质在产品中表现在为需求者提供更高的附加值，在技术上表现为技术结构的优化或者技术前沿边界的拓展，在各种组织中表现为治理能力或制度质量的提升。在演化视角下，经济增长深层次的动力机制是，供给侧的技术、需求侧的偏好以及对供给和需求产生系统性影响的制度等三者的协同演化，促使经济体向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的形态演进。

从供给上看，中国供给总量持续增长，但供给结构呈现一定程度的刚性，结构转换动能不足。从需求上看，需求总量扩张乏力，需求结构也发生变化。消费升级速度明显加快，大规模、同质性需求的高峰值已过，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正逐步成为主流。需求结构升级加快，供给结构反应迟缓。长期奉行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强化了供给结构刚性，加上需求结构升级导致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错配，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按照以往刺激需求的政策，需求总量的扩张也较为有限，还会加剧产能过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能够盲目脱离需求侧结构升级，必须提升产品的多样性、独特性和复杂性，以适应需求侧的结构性变化。必须坚定不移推动供给侧和需求侧各项制度改革、以及联结两侧的交易制度改革。改革的重点必须落在供给侧、需求侧和制度侧的协同演化与升级。

供给侧、需求侧和制度侧的协同演化与升级发生在企业、企业间、产业和产业间等多层级和多主体复杂互动和结构变迁过程中，是复杂的系统演变过程。因此，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保持足够多的定力和耐心，在发挥政府理性建构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秩序演化和扩展的功能。

加快产业内和产业间转型升级是今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升级”可以界定为效率的提升，转型中的“型”指什么？“型”应该是一种模式（pattern）是一种“结构”。转型包括着要素结构、技术结构、制度结构、需求结构和产品结构等的结构性变迁。产业内转型升级涉及企业家、企业和企业间多主体和多层级的复杂互动和演化，促使产业内要素、技术、制度、组织和产品等结构升级，促使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中的攀升，提升产业内主要企业的控制权、外部选择权、谈判和议价能力。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企业转型升级，企业转型升级是一把手工程，需要企业家转型升级。企业家的“型”不是指的行为，而是指企业家思维习惯，企业家精神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动力基础。必须激发和保护企业家创新精神，建立企业家守法创新的法治环境。必须充分认识到产业转型升级的困难和压力。企业家转型升级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企业转型升级还需要企业家成功调整投资结构、要素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治理结构以及产品结构等才可能实现。同样，某些企业转型升级也未必能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还涉及到成功企业对产业链中其他企业的拉动作用和扩散能力，以及是否对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等整体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产业间转型升级主要包括原有各产业比重的调整和变化，以及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过程既要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也要重视学习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加快将潜在比较优势显性化和产业化，基于产业关联度寻找合理的产业间转型升级路径，稳步推动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同时必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期和窗口期，对一些新材料、新能源、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变道超车，不断累积先发优势。

产业内和产业间的转型升级并非毫无关联。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兴起，产业融合越来越紧密。产业内转型升级是产业间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间转型升级累积的新动能通过产业融合进一步推动产业内转型升级，两者的协同升级共同推动经济体转型升级。

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更要充满信心和保持久久为功的持久力。在巩固“三去一降一补”中必须加大力度补短板和降成本，更多发挥市场选择的力量。从供给侧、需求侧和制度侧协同演化和升级的视角，深化改革，加快促进产业内和产业间的转型升级。

四、一个构建柔性供给体系的案例：运用工业化效率大规模生产个性化产品

最后，简单介绍一个成功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案例。我们对青岛即墨一家传统服装企业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归纳该企业转型升级的“红领模式”。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该企业突破工业化与个性化的内在逻辑冲突（例如，工业化追求规模化和标准化，与个性化和多样化存在天然的冲突），创造性地实现大规模生产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产品，实现以工业化的生产效率来满足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红领模式”的主要特点概况如下：首先，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顾客直接面对制造商”（C2M）的电商平台。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制造商可以将大量顾客个性化的需求数据转变为产品数据和工艺生产数据，并创造海量级的设计组合，建立大型设计和生产数据库，涵盖大多数的个性设计需求。顾客既可以在C2M的电商平台上进行个性化设计，也可以在产品数据库中进行自由搭配。制造商基于三维信息化模型，以订单信息流为核心，在组织节点进行工艺分解和任务分解，以指令推送的方式将分解任务推向各部门（工位），以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数据传感器，持续不断地收集任务完成状况，反馈至中央决策系统及电子商务系统，透明、高效、弹性化实现商务流程和生产流程的基础信息架构。通过全程数据驱动，线上线下协同联动，传统生产线与信息化进行深度融合，实现以流水线、大规模的生产模式制造个性化产品。

这个案例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在联结供给与需求方面，推动交易制度改革，创新市场运营模式。在发展互联网商业电商平台的同时，必须加强重视互联网工业的发展，构建“顾客直接面对制造商”（C2M）的新型交易模式，打破传统市场的组织方式，消除传统中间流通环节的信息不对称和各种代理成本，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云计算，将大量分散的顾客需求数据转变成生产数据，改造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提高生产率，促使企业能够运用工业化的效率生产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产品，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快速互动与精准匹配，构建智能、柔性的供给体系。这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余超    审核：李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