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18演讲 | 卢周来：“历史特性”与中国政治经济学

卢周来教授

在12月30日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18”上，军事科学院卢周来教授，发表了题为《“历史特性”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演讲，以下为速记稿整理的演讲内容。

一、导语：我们需要一个“管长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论分歧由来已久，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可调和。而由于一方面执政党对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视，听取经济学家意见建议已进入常态，另一方面更由于一些经济学家被接纳进决策层，或受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官员越来越占据高位，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实践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经济理论的分歧甚至混乱状况就不再是“书斋里的风波”，而是将实际映射于中国经济发展。因此，尽快厘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显得愈发迫切。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建立起一种“理想态”中国经济发展基础性理论，事关能否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路线更像是用一种实用主义方法论指导：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就先绕着走。这的确使中国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也同时使得矛盾不断累积。仅靠“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支撑不了中国渡过深水区，需要我们有一个“理想态”的长远政治经济学理论。当然，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如果中国还要向世界提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自身成熟的经济理论。

二、具有中国历史特性的经济理论：“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性考量，这本身也是一种富有争议性话题。1932年，罗宾斯在其名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首次定义了现代经济学，将其称为“资源稀缺条件下选择的学问”，并特别指出，经济学理论与“任何制度或历史特定性无关”，具有普适性。

1990年代中期在我国传播非常广泛的新制度学派，一开始也承续了经济理论“普适性”神话。作为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诺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领军人物道格拉斯·诺斯，与其合作者早期对经济史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那些经济绩效不佳的国家，可以通过复制欧美等经济绩效良好的国家的正式制度，来获得经济绩效的改善。这种“制度普适性”观点，恰强烈支持了“经济理论普适性”观点。

但是，1990年代以来，诺斯研究方法和结论显示了与“普适经济学”的渐行渐远，以至于后来背叛了自己提出的“正式制度决定论”。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来自于对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观察。他发现，当1934年美国军队从海地撤军时，他们为海地留下了一部民主宪法。这部宪法是由美国海军的助理部长起草的，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但是这部宪法并没能阻止文森特总统在一年之后成为独裁者，更没有使海地摆脱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社会动荡与经济衰败。第二个原因，他注意到经济史研究中新一代学者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以及路径依赖理论方面的进展。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一些年轻的欧洲经济史学家上承马克斯·韦伯的思路，通过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演化路线的研究，论证了“路径依赖”的存在：即当下的制度安排与历史是相关的。

于是，在经过1980年代以来数十年的研究后，诺斯明确提出，一个国家要追求经济可持续健康成长，必须建立或演化出具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制度；建立或演化出具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制度，又必须有正确的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指导；而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又在于它是否能正确反映历史文化传统，正确反映其所处的社会-经济体系状况。我们又知道，经济理论，是作为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有机构成部分。由此看来，建构起正确的经济理论，基础性考量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系统。

上述观点与晚近发展起的演化经济学完全一致。著名演化经济学代表性人物霍奇逊认为，人类所处的社会-经济系统在历史不同时期区别很大，即使是今天，现存的、处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系统尽管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但是在关键细节上，彼此之间也具有实质性不同，且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个体的目的和社会规范也存在巨大差异。所以，需要有不同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来分析社会—经济系统不同的经济客体。霍奇逊称其为经济理论的“历史特性问题”，亦即诺斯所提出的“历史文化”。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在众声喧哗中建立和确认中国科学的经济理论，首先必须理解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特性。

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特性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有三个要素并不可少：一是两千多年来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二是自晚清以来传播、后经共产党人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三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自西方引进后被执政党作为改革目标推进的市场经济形态。简单地说，应该是“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当下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特性”。这一观点，区别于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仅仅强调的“市场经济”，在这些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历史文化从来被忽略了，政治体制也被有意无意淡漠了，市场经济无所谓姓社姓资，世界上只有一种“市场经济”。这种无视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历史特性的观点，恰也是他们的各种经济理论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之所在。

更要看到，确认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特性”是“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因为这三种形态在中国有着内在的一体性。

首先，儒家与社会主义有内在一体性。早在1910年，晚清进士出身的留美博士陈焕章，在其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孔子学派经济学》一书中，就详细梳理了儒家经济思想与当时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相同点，得出结论认为，儒家经济思想就是儒家社会主义思想。陈焕章这些思想得到了著名思想家蔡元培认同。1920年，英国人柯卡普所著《社会主义史》一书被引入中国时，蔡元培就在序文中指出，“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他认为，儒家所主张的“大同”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平等主义”；儒家主张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与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对内主均贫富，对外不取黩武主义与殖民政策”一致。

其次，市场经济的传统在儒教中国早已有之。正如美籍华裔经济史学者赵冈所言， “中国自战国开始就摆脱了所谓的自然经济，有了市场制度及商品交换。”此后，尽管历代统治者中不少采用过重农抑商政策，但抑制的是商业暴利和豪强垄断，而对正常的交易一直予以支持，鼓励“货畅其流”；而且，赵冈等还注意到，“中国的统治者对人民经济活动很少加以限制……中国古代的经济立法太少了，迹近放任，在大多数时期，中国人民有置产的自由，有择业的自由，有迁徙的自由，有雇人与受雇的自由，有买卖商品的自由。”这些自由也为促进中国古代市场交易与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因此，在赵冈看来，儒家治下的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

三、“通三统”：构建一种包容性经济理论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逻辑，适应中国的经济理论，一定是将儒家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和欧美现代市场经济传统三者统一起来的一种理论。或者反过来说，评定一种经济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就是看它是否包含着上述三种传统的血脉和基因。因此，借用甘阳曾经用过的一个词：这种理论建立在“通三统”基础之上，是集中了三种传统优势、包容性很强的经济理论。这尤其体现在对一些重大经济关系的看法上。在处理这些重大经济关系上不同观点，恰构成今天经济学界重大分歧；而国家对由此所产生的不同经济发展思路的选择，也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未来方向。

第一，自由还是控制。从经济发展实践和经济思想史看，无论是对自由竞争的无限制张扬，还是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都导致过经济灾难。而在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应该是既有自由，又有控制。二者的界限在于：当自由带来的活力超过其破坏性时，让自由继续发挥其功效；而当自由带来的破坏性危及到共同体时，国家就必须加强控制。

第二，效率还是公平。主流观点认为,要追求效率就必须“亲资本”，就必然会导致财富上的差距。但这种“不公平”是值得的，否则无法实现发展。在他们言说中，主张公平正义，最后只会导致“普遍贫困”，导致国家干预再分配而走向对自由的奴役。而在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效率与公平应该受到同等重视。儒家传统对公平的重视不待多言，而作为对资本主义“扬弃与否定”的产物的未来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正主义”。从实证的角度看，今天无论是以新儒家为治国之道的东亚，还是在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政策归依的北欧，都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相得益彰。

第三，政府还是市场。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不少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政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本身还是问题的制造者。实际上，这种对政府抱以极端怀疑的观点，是晚近以来西方国家观念引入并传播后的产物。先是“契约论”国家观，把国家视为怪兽“利维坦”，把“政府”视为克服“霍布斯状态”“必要的恶”；后是引入公共选择学派“国家观”，认为“国家”的起源是流窜的“匪帮”为了追求租金最大化而不得不提供制度性保护的“固定地租的匪帮”，“政府”形象进一步变得“邪恶”；再就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极端放任派，把“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这一“政府”存在的最后一点理由也推翻了。但这与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政府观完全不同。在中国传统“家国同构”文化中，政府扮演着“慈父慈母”般角色。正如《洪范》有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左传·昭公三年》中也这样论述：“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德国学者赫尔佐克区分了两类国家的历史特性：一类是以率众共同防御敌人、抗击大洪水和拜神祭天为主要职能的国家。在这类国家中，国民对国家特性的理解是慈父、天父型的，还有一类是以战争和暴力为手段对外扩张和征服为主要职能的国家，他们“攻破堡垒、征服城镇、屠戮生灵”，其国家的形象也必须是“恶棍”型！中国传统国家观念之所以是“民之父母”型，正由于中国最早的国家功能主要是为民众提供安全保护。这种安全保护也是双重：一是防止水患。二是共同防御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与西方国家从起源开始就专注于征战掠夺因而其形象是“土匪”型完全不同。在近百年社会主义思想普及及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政府角色又得到强化。从现实情况看，世界上失败的国家，缺的不是市场，缺的是强大到能保护产权、又能以“公正”之心行使权力的政府治理。因此，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政府与市场都不可或缺。且市场每扩张一步，政府治理也要跟进一步。

第四，国有还是私有。在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家掌控最重要的资源如农业社会中土地，其他商品生产与贸易放由私人进行。这样做的好处，国家既可集中资源和力量办大事，同时用庞大的私营部门来保持经济的弹性与活力。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形成的背景下建立的。正如OECD最近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薄弱、需要承担更多公共责任以及有着相应历史传统的国家，建立并维持规模适度的国有经济部门是可行并有效的。

第五，零和还是共赢。在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是一种零和博弈。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在扩张市场过程中的确对落后国家采取了野蛮的掠夺性政策，所谓“商船开到哪里，军舰就应该跟到哪里”“利益边界就是军事势力边界”，都是反映这一历史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因其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本身就是“天下主义”，这与儒家思想也正好契合。因为传统儒家就是超越了家与国，提出了“天下”概念。

四、结语：极高明而道中庸

最后，我们可以检视一下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中国经济理论的突出特征。

如果我们按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来处理好重大经济关系，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将是这样的：在自由与控制之间，从互成悖论到界限分明；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从权衡取舍到相得益彰；在市场与政府之间，从偏执一隅到齐头并进；在国有与私营之间：从相互挤出到共同发展；在中国与世界之间，从零和博弈到合作共赢。因此，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避免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各种“极化现象”。

而支撑这一发展道路的儒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超越了以往以及时下的各种经济理论，“取各家之长，舍各家之短”，去其两端，允执其中。这也正好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国儒家智慧：极高明而道中庸。同时还契合了执政党关于“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这样一种理论[1]，也是既“立足中国、借鉴外国，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同时又“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注释：

[1]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外国，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要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

（责任编辑：秦路平 审校：李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