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史正富：如何实现中国愿景2035？
编者按：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涉及经济、科技、工农业、文化、教育、生态环境、对外开放、百姓收入等各个方面。如何实现中国愿景2035，史正富教授提出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置于首要地位，将产业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作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辩证对待。在他看来科技短板和产业升级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两大问题，并且两者互相加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会为产业升级提供越来越多的便利。他强调，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实现产业所需资产即生产能力的成长，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解决基础性战略性资产投资不足的问题，并由此出发提出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并非产能过剩，而是没有将它用对地方。这为我们理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启发。感谢史正富教授和观传媒授权，CPEER编辑部整理了视频的文字稿，特予发布，以飨读者。
一、实现“中国愿景2035”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置于首要地位
首先要讨论我们“有怎样的需求”。现代西方经济学其实是不研究需求或者说需要的，它把需求当做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高了，需求就会变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并没有讨论这是“谁的需求”。个体的能力不同，获得的收入不同，钱多的跟钱少的，各有各的需求。然而，社会是以钱来投票，有钱人的需求在社会的供给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长期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观察，即使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了，但是，它们仍然存在着大量基本需求没有得到保证的情况。比如说医疗，美国这些年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医疗改革的方案反反复复，在奥巴马时代搞出了一个折衷的社保方案，可是，特朗普上台后又把它给否决了。由此可见，在如此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当中，医疗这类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东西，还是得不到满足。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把需求放在优先地位，我们的增长体系必须把满足全社会的基本需求置于首要地位。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需求是分层的，不同阶层有不同的社会需求，因此需要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对不同阶层的不同需求，根据市场条件进行一个合适的安排。我们高科技要上去、生态保护要上去、科学技术要上去、产业要升级、还要解决收入分配这个大难题，以及还面临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比如，中国经济名列世界第二就遭到美国的重视，并将我们列为战略竞争对手、打压我们，从而国家安全就变成头等大事了。因此，中国现在处在这个时代，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跳出现有的经济学思路，这个因此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经济体制的理解。但重要的问题，我想回过头来讲，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肯定还是要生产体系、供给体系有能力去不断的满足那些不断增长着的全体人民群众的需求。如果没有产业发达，去哪儿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又消费什么呢？如果工资很低，都锁在贫困线上，大量的产能出来了，资产积累了，最后却没有消费。所以，解决产业发展的问题，同时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图片来源：互联网
二、实现产业升级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生产体系或者产业体系的升级，即从过去以大规模制造业为主体的状态转变成产业结构越来越高端、多元、有韧性、且具有灵活性的，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需要的产业结构。中央曾经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那是讲科技。要做好这些新兴产业靠什么？首先是基础科学要有支撑，其次工程学和应用方面要有大的推动，整个产业链上要补齐短板。
中国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的科技短板，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现有整个产业链当中，就有若干个产业在国际上被人家掣肘，所以才有打压华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它表明，我们在最前沿的高端产业上有一些问题要尽快解决，进而摆脱打压。这些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肯定是我们经济体系未来发展中的头等大事。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过去几十年到今天支撑中国整个经济的产业体系面临升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产业需要从原来的模仿制造，走向自主创新基础上的技术进步，把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精造。精造是一个说法，就是精密制造的意思。指的是德国、日本式的制造体系，这一制造体系以生产出来对社会群体有吸引力的产品为目标，其特点在于精密、环保、安全、好用。这方面大家可能有体会，比如之前报道的买日本马桶之类。生产资料领域、机器设备领域更是如此，尤其工作模具、精密仪器，比如实验室使用的大量化学检测仪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进口。这些东西在国内都有，当年也满足过人民生活的日常需要，满足过科学研究和制造业产业配套的需要。但是，今天国产的这一部分面临着提高自己的品质和质量的任务。这就涉及到要在材料、工艺、装备以及制造文化上进行提升。
图片来源：互联网
所以，产业升级，其难度一点也不低于高新科技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这两个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更重要的是，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会为产业升级提供越来越多的便利条件，比如仪器设备的进步、新装备的出现、新材料的出现，这些也有助于产业升级。问题在于现有的产业家群体大部分是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从而不管是年龄还是知识结构上都面临着挑战。
因此，我感觉，抓高科技产业的振兴是当务之急，也是长期战略，但是现有产业的持续升级，更是一个挑战，根本上牵涉到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以及职工队伍素质的提升。比如，怎么把原来的农民工转变成德国、日本意义上的所谓有技艺的、有专业的生产线工人（professional skilled workers），这也是一个挑战。这需要对一线工人进行大规模的培训，更需要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成长。这就涉及到供给生产体系的能力了。
三、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实现产业基础资产的升级
对于如何实现生产能力或者说制造能力的成长这个问题，国内讨论的比较少。而且一讲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转到体制改革上面去，比如市场化，这完全是搞错了问题。我认为，市场的规模和质量就是企业生产能力的规模和质量，要想实现产业升级，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产业基础资产的升级。要想有1万吨钢的产量，就要有一个钢厂，要想从1万吨要到1000万吨，就得有宝钢这样的大型钢厂。钢厂里的土地、房屋以及更重要的设备再加上员工，这个构成了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决定了生产出来的是什么、什么级别的钢、多大产量的钢。这在企业会计学上本来是极其简单的，资产的规模和质量等于产能的规模和质量，它决定了产量、产出。但是我们今天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却很少听到这种说法。所以我想强调，要解决产业升级或者说高新战略性产业兴起的问题，就要首先解决这些产业所需要的资产的升级，这是我今天核心的主题。
从全社会的角度讲，除了企业内部的资产以外，还需要企业外部的资产来配合，才能形成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完整的资产结构。整个社会的大型资产结构有几个不同的类别。
（1）企业级资产，这也是最常见的，比如在竞争性行业中，企业自主购置的这类资产，包括厂房、设备、机器、专利以及员工的培训等等。这是一种企业来主持、添置、维护、淘汰的资产。
（2）基础（公共）性资产，这是企业外部的，比如高速公路、铁路、电信等基础设施类产品，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基础（公共）性资产。
（3）公益性资产，是由社会整体来进行购置、维护和使用，面向全社会并且不以利润为目的的这类资产，比如学校、基础科学研究机构、医院等，比如在我们没有把医疗产业化之前，它们主要是来自社会公共资源的支持，而不是靠收高额的药费来维持医院的时候，医院就是公益性的资产。
（4）基础性战略性资产，这一类资产在生产体系中尤其值得重视，它是和企业常规性资产相区别的。所谓基础性，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比如说在生态上，水资源是在一个大区域进行分配，开发水资源分配给不同的用户这样的事情既可以有经营的业绩（水可以拿去卖钱），但是又不能完全由企业去做，因为它牵涉到国家对水利系统的布局、规划和资金的投入，它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事。没有水，任何产业都搞不起来，所以这是基础性的。但它又不是无偿使用的，所以不是公益性的，这就是我才讲的基础性的含义。今天我们提出“新基建”，过去是老基建，这里头应该会有一些属于这个领域。第二个例子是企业的产品。在全球竞争的条件下，先发明产品的国家，有可能对其他国家实行封锁，甚至是把它作为打击对手的工具。这种情况下，一些产品就具有了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战略竞争工具的特点。多年前，西方就搞了科技产品对外出口管制体系，这也一直持续到今天。特朗普这两年跟中国的科技战尤其反映出企业制造的产品并不都是市场平等交换的产品。今天规定不卖给华为产品的，并不是制造这些软件、芯片的美国企业，而是美国政府。这一类产品始终都会有的，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独门绝活，互相对抗。这就形成了一种并非一般市场机制等价交换意义上的产品，它是企业生产的，企业有收益权，但它不完全是企业私有的，这个我把它叫战略性产品。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制造这两类基础性和战略性产品所需要的资产，不同于公共资产或者说社会性资产也不同于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它们虽然可能产生收入，但是它们不是市场等价交换的产品。
图片来源：互联网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命题呢？因为，就中国而言，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由于对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的投资不足，导致了全社会的生产潜力被压制。
四、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
你们可以看一看中国现在的现象，就是私人的投资积极性很高，但是产能过剩，大家找不到投资的地方。几年前针对我国产能过剩的现状，国家也曾比较大力度的缩减产能、压缩产能。这是否必要呢？肯定有必要。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来看。那些认为产能过剩的，应该看看到底是什么产能在过剩，主要是重化工业和基建，这也是中国改革成长起来的最具竞争力的行业。但是，以当时中国经济的购买能力、需求能力衡量，它就显得过剩了。
如何看待产能过剩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地方。为什么没有？因为局限于旧有的发展格局。大家都知道，过去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出口导向型。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进行重新调整（rebalance）——全球再调整——中国对外出口的比例在显著地、连续地下降。在高峰期，贸易盈余（即出口减进口）占GDP总量近10%，这一个很高比例，当时中国经济已经有这么大规模了。但是西方国家发生了全球性危机，不可能再维持这么高的出口比例，而且这个出口主要是制造业。因此，制造业的水平就开始往下掉、整个实体经济的生产需求就往下掉，这些为其服务的生产要素行业——重化工和基建——就过剩了。
这个过剩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到不再需要重化工、基建所代表的产能的水平了呢？不是的。今天，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1万出头，10年前更低。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因为基础性、战略性资产没人投资，所以钢材、水泥、建材、建工机械、建工队伍的过剩就出来了。而这在中国经济中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基础性板块，按照我刚才的说法，它的萧条是因为我们潜在的社会需要，没有变成现实的需求，也就没有人去投资这些基础性战略性的产品。
私营企业不会去投资，又没有专门的机制超越私营企业的逻辑来办这些投资事业。因此，我们就出现了，在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工业化的比较重要的板块的整体性过剩。对此，我们采取了适当的调减规模，让整体经济能够生存。当然经过这10年的变化，现在慢慢地，情况在调整。国家开始大规模地投资科学技术、新兴产业，还有新基建。这表明我们已经开始在往这个方向转变了。但是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有一个理论框架来理解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社会资源配置的宏观格局，在今天发展的阶段中，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中国可能产生的需求，比如除了老百姓的生活需求之外，我们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积累的需求在什么地方。
文字稿整理人：CPEER编辑部
推荐阅读
http://www.cpeer.cn/
http://www.peforum.cn/
责任编辑：唐昱茵 审核：秦蒙
点击阅读原文前往
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