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保平｜从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编者按：在2020年12月19日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西安财经大学、西北大学任保平教授发表了题为《从数量型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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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十四五”开始，中国即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加速落实阶段，这就需要总结数量型高速增长阶段的经验，探索高质量加速落实的逻辑。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在1978年的GDP总量是3650亿，人均GDP382元，2019年我国GDP为99.0865万亿元，人均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892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40多年间，GDP增长了271.46倍，人均GDP185.58倍。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奇迹持有两类解释，第一类是把中国经济奇迹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依据这种观点，中国经济奇迹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第二类是强调内部改革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国农村和内陆地区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包括农业价格体系的改革、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以及由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的农村工业的发展。

这些看法都没有明确回答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说清中国数量型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需要思考的是数量型经济增长奇迹的逻辑和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逻辑。

二、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奇迹的逻辑

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奇迹形成的原因是通过国家、政府、规划和政策这些上层建筑层面的政治因素推动的，遵循“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通过国家秩序实现数量型增长。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实现了国家与革命与国家与发展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竞争性政府的市场创造和开发能力促进了大规模市场的形成，大规模市场的引致力量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奇迹，遵循国家与市场共同演进的理论。

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市场规模是由国家能力实现的，国家能力创造了大规模市场促进了经济发展，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国的经济发展遵循国家能力与市场创造相结合的规律。因此，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奇迹是国家能力与规模化市场创造的结合。

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要进行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开发，市场开发刺激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一个部门的规模化生产带来了其他部门的规模化需求，最终使得全社会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部门都采取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使得原材料、中间产品、各种机器以及能源动力、通讯、各种基础设施的规模化。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市场开发是通过强大的富有的商人阶层和金融中介来实现的，而中国则通过强大的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来实现市场开发和市场规模的创造。规模化生产不仅需要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而且需要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运输、商业、信用系统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的支持。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个支持系统是由国家创建的。

一是国家创建的大市场刺激了农村的商业化，增加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利用，把分散的农村人员整合成为工业化发展的农民工，为大规模的工厂制培育了规模化的市场，在干中学的实践中培育了企业家和技术工人。

二是国家创建的大市场引发的规模化生产方式，迅速增加的生产力和制造业产能会促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去有组织的运输、商业和信用系统的支持，进而创造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以吸收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并确保原材料的供应。

三是国家创建的大市场引发的规模化的生产又引发了大规模的商品营销系统、原材料供应系统和工业网络系统，又进一步加速了规模化生产。是国家创建的大市场引发的规模化生产方式造成了生产力与制造业产能的迅速增加，迫使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开放，通过开放开拓国际市场以吸收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寻找国际市场以销售“中国制造”和满足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资本和各类资源。因此，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是国家的规模化市场创造能力。

因此，国家能力与规模化市场创造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经济数量型增长的奇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需要创造规模化的大市场，建立促进市场规模的基础设施系统、商业系统和信用系统，制定市场开发和规模经济的发展战略，既克服市场失灵，又实现市场协调，实现规模化大生产与规模化大市场的结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三、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十四五”时期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阶段，要实现更高层次的高质量发展，急需处理和解决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着眼于解决高质量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包括：深化改革，以解决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落实问题，解决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方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就需要思考高质量发展推动的逻辑。也就是依靠什么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国家能力。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其政策目标而进行社会控制或者社会支配的能力，凭借这些能力实施对社会的管理、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的总体效能。也是指国家宏观管控、社会发展、社会活力营造与对外安全防控能力。国家能力包括战略能力、市场开发能力、资源动员能力等。中国的国家能力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培育的强大国家能力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协同互补。中国政府架构具有特殊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各自的特殊作用。中央政府是推动经济发展、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和对外开放的主导性力量，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代表着国家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区经济发展，通过控制公共财政资源来主导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积极寻求各种资源进行投资，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互补：中央政府要以社会整体利益的为出发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为全国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管和服务。地方政府虽然代表局部利益，但是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组成部分，既要履行要中央宏观政策的执行，又要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施宏观管理，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发展规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资源配置力量。发展规划作为一种战略性和导向性的总体性安排，在高质量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地位。发展规划作为经济发展中实现经济进步的最安全、最直接的捷径被广泛地接受。国家规划在克服发展中的主要障碍、保持经济持续而高速增长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度和管制机制。在发展规划基础上综合性的发展政策框架，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减少贫困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起着非常重要推动作用。在高质量发展中要积极促进发展规划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规划的目标和内容必须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原则，必须促进市场的作用，明确高质量导向下发展规划的功能定位。发展规划在理念方面要引领发展方向与发展方式变革，把国家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上。

四是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与普惠性产业政策的协调引导。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这种政策模式使我国在摆脱基础设施领域制约、培育主导产业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逐渐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对标产业的范围不断缩小，选择产业和技术路径的难度加大。我国产业政策改进的方向是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普惠性产业政策转变，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首先，政策目标要从规模扩张式的数量型发展转向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质量型产业发展方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政策要转向质量提升，以创新研发和技术进步为核心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其次，功能性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强化创新驱动。以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加强基础领域技术创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机制，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最后，普惠性的产业政策要保障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和新业态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我把讲的思想观点大体归纳形成一个基本结论：改革开放后的数量型经济增长奇迹来自于国家能力开发了大市场，国家能力可以为经济发展奠定制度、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能力，因此中国成功的数量型经济发展奇迹主要在于国家的市场开发能力。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国家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同互补，发展规划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与普惠性产业政策的协调引导来推进高质量发展。

这是我讲的基本思想观点，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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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博渊    审核：骆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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