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帆｜中国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与构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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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19日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复旦大学高帆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与构建路径》的演讲，以下为速记稿整理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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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提供的平台，使我有机会向各位专家报告自己关于新发展格局的一些思考。为什么要讨论新发展格局？一个直接的原因是：2020年以来，我国将新发展格局作为回应内外部经济环境深刻转变的重大战略选择。这个战略的提出在时序维度有连续的转化，从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直到2020年10月29日闭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在这个连续转化我们可以看到了针对新发展格局问题的一系列认识深化。例如：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到此后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对形成新发展格局急迫性的强调。从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对新发展格局内涵认识的深化。从强调新发展格局形成的重要性，到强调改革和创新这两个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力量，意味着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从意义层面深入到到落地和贯彻阶段。从将新发展格局作为理念性的阐述，到将新发展格局作为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意味着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短期的政策安排，而是事关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更高远发展目标的长期战略部署。

容易看出，2020年之后我国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主题，有一系列的表述变化和认识深化。这一连串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政策话语层面，我觉得这个论坛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政策话语转化为理论和学术话。由此出发，针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主题就自然会派生一系列值得探究的问题，特别是，在理论探源层面中，我国为何要提出“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到底是什么？在实践推进层面，我国如何才能“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最优路径是什么？我今天主要围绕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和建构路径问题向各位报告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含义探析

为了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可以首先思考封闭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循环状况。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特定国家应该在生产、分配、交换、四大环节中形成连续的运动，运动的秩序是达成供求之间的匹配和平衡，实现这种平衡的核心机制，通常是微观主体依据反映商品稀缺程度的价格进行配置的动态调整，政府则通过市场秩序维护和公共产品供给为市场作用提供保障。特定国家内部的经济循环，在空间层面，特别在中国这样人口和地理超大规模的经济体中，通常还会引致区域、城乡之间经济格局的变化。当我们把眼光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则特定国家的经济不仅存在内部的循环，而且存在着外部循环、以及内部和外部循环的互动。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会通过生产的国际化、消费的国际化这两个基本通道连接起来，即供求之间的匹配在全球范围内来达成。生产的国际化、消费的国际化、全球范围内的供求连接会延伸出分配的国际化和交换的国际化。不难看出，国内国际大循环是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跨国层面展开，将国内循环、国内国际大循环两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供求的对接存在着空间、机制甚至效应的差别，因此讨论这两种循环之间的转化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议题。

当前我们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相对于此前的发展格局而言的，尤其是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倚重国际市场来实现供求平衡和经济增长而言的。新发展格局和此前的发展格局存在四个方面的差别，换言之，新发展格局的“新”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对国际国内两个循环倚重关系的再定位。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之后，在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和全球贸易环境宽松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比较倚重全球化红利并具有“大进大出”的重要特征，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对域外市场和国际循环的倚重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现阶段我国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内为主、以外为辅”，这在某种意义是对此前循环格局的重新定位。第二，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是对两个循环关联关系的再定位。此前在推动经济发展时聚焦于在倚重国内循环、或倚重国际循环两者之间做选择，现阶段我国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意味着不是在相互取代、而是在相辅相成的视角理解两个循环的关联关系。“彼此嵌入、相互推进”，体现出对两大循环之间替代或竞争模式的深入理解。第三，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个是对两个循环互动方式的再定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强调“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且采用的主要操作方式是鼓励出口产品和吸引外资，且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密集使用劳动力要素的制造业领域。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其实质是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理解“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即从侧重扩大出口转向扩大出口、增加进口并举，从侧重引进外资转向引进外资、对外投资并举，从侧重出口密集型产品转向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并举，“双向运动、类型多元”体现出对两大循环单向运动的系统调整。第四，强调新发展格局取决于改革和创新，这是对两个循环发展动力的再定位。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推动经济循环、特别是借助全球化红利开展国际循环时，通常是从要素的禀赋优势出发来构筑循环的动力和模式，特别是，从中国相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供给充裕、成本偏低等优势来形成循环基石。现阶段我国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供求在更广范围、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匹配，这就需要突破从要素禀赋优势来理解问题的思路，必须依靠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及持续性的技术与产品创新，来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供求之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格局。“立足长远、固本正源”，体现出对两大循环倚重要素禀赋的重大变革。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渊源

新发展格局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格局是有差别的，现在的问题是：在理论层面怎么解释现阶段我国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调？人们很可能从如下理论出发来阐释我国的新发展格局问题：第一，李斯特的国民经济理论。区别于亚当.斯密提出的以自由贸易学说为主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李斯特强调“政治的”或国家的经济学，强调经济理论与特定国家历史特性的匹配。第二，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强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不对等，从这种地位不对等引申出的重要政策含义是发展中国家应采取进口替代战略，而不是出口导向战略。第三，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罗斯托将特定国家的发展历程区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同阶段有着差别化的产业特征和国家职能定位。特别是，当逐渐转向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时，则特定国家的内部循环、尤其是内部居民消费的重要性就变得非常突出。第四，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认为“三大心理规律”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由此，可依靠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再平衡。上述理论对理解中国的新发展格局有参考价值，但它们不能完全或者精准地阐释新发展格局。这些理论无法解释中国作为一个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为何在改革开放推进到40多年的特定时期强调新发展格局。举例来说：中心-外围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应采用进口替代战略，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时期倚重的是出口导向战略，直到现在才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的发展格局在不同阶段存在着顺次转化，这种转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化，我觉得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如果说上述理论资源不能对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充分解释的话，那么什么理论能够提供的最好的解释？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最重要的解释路径，它对理解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四个要点，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紧密相关。第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发展阶段转变，即经济发展是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动态的、历史的过程。生产关系变化导源于生产力变化，同时对生产力的新发展产生作用。在生产力发生转变的背景下，生产关系、经济制度需相应地与此相匹配地进行调整，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互、动态变动正是发展格局演变的本质特征，我觉得这是理解中国新发展格局很重要的理论资源。第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经济整体特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组成的的完整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三卷分别论述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并通过“生产相对过剩”这种交换领域的困难来描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在缺陷，其内涵的思想是经济发展取决于各环节的顺畅转化和连续运动，这具有极其突出的对经济运动整体和系统把握的特点。第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经济动态平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相对过剩会导致周期性危机，也强调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取决于生产消费资料部类、生产生产资料部类能否完成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这些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凸显了动态平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理论在论证经济动态平衡时还有一条逻辑主线：即对经济制度重要性的强调。例如，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相对过剩，必须解决财富-贫困的两重积累，进而必须要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强调经济动态平衡、以及制度对动态平衡的关键作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第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马克思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延伸开来，在国家意义上，人的全面发展是特定国家内部成员的全面发展。对中国这样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发展的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实现共同富裕。在发展指向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赋予我国构建新发展阶段重要的理论资源。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土特征

如果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则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实践逻辑，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本土化实践相互结合的产物。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五个显著特征：第一，在发展阶段方面，中国正在从一个典型的中上等收入国家转向高收入国家，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事实。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达到8254美元，按照当期汇率计算则达到10275美元。与美国相比，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08%，但在2019年这个数值攀升至14.8%，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已成长为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且持续靠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的重要经济体。这个特征事实使我们在理解和确定发展格局时需要依据生产力水平变化做出动态调整。第二，在国情特征方面，中国是举世罕见的人口和地理大国，现阶段也已成为在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超大规模国家。相对于与其他经济体，中国在人口、地理和经济总量等方面的超大规模特征是极其显著的。第三，在社会制度方面，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为我国在经济制度方面具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特征，在发展目标方面则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全体居民的共同富裕为取向。第四，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转型特征为我国依托制度调整推进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动力源泉。第五，在国际环境方面，当前国际格局和科技革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我国在国际层面的经济活动带来了不确定性。

如果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发展独特性相结合，就可以明晰地阐释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我国对新发展格局的表述，围绕这个表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确立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目标导向，即新发展格局服务于实现我国居民共同富裕这样的根本目标。发展阶段正处在从中上等收入国家转向高收入国家，这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内在需求，即发展阶段使中国具有更加倚重国内大循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国是一个地理和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这也为我国进一步凸显国内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之间的循环作用提供了禀赋条件。就经济制度而言，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制度支撑。此外，国际经济格局和科技革命转变，则构成了我国加速调整发展方式、着力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外部环境。容易发现，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交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战略选择。

从历史角度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逻辑延续，是实现全体居民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的内在需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推进经济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努力整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9-1977年，这个阶段整体上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工业化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是人口和地理大国，但很大程度上仍具有“”经济小国”特征，且面临的外部条件是压力型的国际环境。由此，我国采用的发展战略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依靠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推进国家工业化，经济格局也具有国内循环占绝对主体的特征。二是1978-2017年，这个阶段是中国经济总量持续高增长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是人口和地理大国，且依靠改革开放在逐渐走向经济大国，面对的外部条件是开放型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用的经济增长导向战略，依靠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以及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格局也表现出侧重国际大循环、强调大进大出的特征。三是2018年之后，在这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据此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目标导向。中国不仅是人口和地理大国，同时也已转为经济大国，面对的外部状况则转为竞争型国际环境，这样中国的发展战略就从高增长战略转向高质量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处在持续深化和走向成熟定型阶段，经济发展格局自然就出现了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的转变。

上述分析意味着，从理论层面理解中国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发展实践紧密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阐释新发展格局问题。由此出发，我们针对新发展格局可形成若干基本判断：一是新发展格局不是对中美关系转变、疫情冲击这些短期环境变化的回应，而是来自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约束条件”组合关系变动的内在逻辑，是国内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阶段转变内生出了新发展格局，短期因素在这种内在逻辑发挥根本作用时起到了“催化剂”功能，新发展格局是事关中国在新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性、战略性选择。二是新发展格局不是一个单纯的国际贸易产业经济、或者发展经济学问题，而是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变、国内经济制度转变相关联的政治经济学。新发展格局为我们利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和方法来阐释回应中国发展的实践问题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三是新发展格局在本质上导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且在本质上是与制度选择及变迁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因此实现新发展格局不能依靠短期的“运动”或政策刺激，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经济制度的完善和调整，以此实现对微观经济主体激励和行为选择的长效影响。四是理解新发展格局必须从工具和目标两个视角来综合考虑，新发展格局不是单纯的国内国际循环关系变化，而是循环目标取向的转变，即将“作为高速增长发动机”的循环转变为“作为高质量发展推动器”的循环。换言之，改革开放初期倚重国际大循环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阶段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的的目标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回应国内居民实现共同富裕、更充分地分享发展成果的诉求。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探析

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问题不在于阐释其重要性，而在于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和政策取向。上述理论探究意味着：新发展格局是与经济制度变迁关联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由此出发，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路径就是清晰的，即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出发，将经济制度变迁作为核心机制，解决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提高需求能力、优化供给能力、降低交易成本，畅通国内循环、以及国内和国际之间的循环。从制约或挑战的角度看，当前国内大循环在需求层面面临着的问题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制约，这与生产效率、收入分配以及跨期收入的配置结构有关，其核心是人们是否有收入进行消费、以及有收入后是否愿意消费；在供给层面面临的问题是适配多类型需求的产品开发制约，这与倚重国际市场和要素禀赋的“路径依赖”、对市场变动的反应和创新能力、要素市场化进程等有关；在流通层面面临的问题是市场交易成本的演进进程制约，这与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一体化进程、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等有关。我国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需求层面面临的问题是需求类型约束，即长期以来侧重于引进产品和服务本身，而不是引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能力”；在供给层面面临的问题是供给层次约束，即供给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创新型、高端化领域的国际产品供给不足；在流通层面面临的问题是交易环境约束，即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格局以及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识差别。为了理解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世界银行给出了1978-2018年世界以及主要经济体的居民消费率，中国的居民消费率相对于世界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是偏低的，1990年之后这种差距甚至呈现出拉大态势，尽管2010年之后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有所攀高，但在跨国比较中仍处在偏低位置。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38.5%，美国为68.2%，日本为55.6%，印度为59.3%，巴西为64.7%，世界为57.7%。如果对居民消费率进行城乡分解，则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38.8%，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分别为30.4%和8.4%。2019年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农村居民占比为39.4%，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农村居民占比为55.62%，农村庞大的人口规模与相对偏低的消费率之间形成了“剪刀差”，这会对中国形成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产生抑制作用。

从实践来看，在实施高增长战略阶段，我国经济的国内消费偏低、但劳动密集型产品供给过剩，结果引申出对国外劳动密集型市场依赖加剧，当国际形势逆转，就会出现产业附加值下降、出口形势恶化，一旦采用加大国内投资来提振经济，则供求间的失衡格局将会加剧。这种反馈机制对推动短时期的高增长是有用的，但隐含的失衡风险会不断累积。现阶段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其本质是要跳出上述反馈机制，形成建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新反馈机制，这种反馈机制的核心是：依靠国内消费抬升和多层次产品供给能力提高，来扩展国内外高中低不同类型市场，由此回应国际变动能力增强，推动产业附加值攀高、国际平衡程度增强，进而依靠创新和需求主导发展经济，来实现国内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在上述反馈机制中，国内消费抬升、多层次产品供给能力提高，是实现新发展格局的驱动力量，而这两者依靠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也依靠创新能力和产品开发能力的持续增强，改革和创新是决定新发展格局构建程度和进程的关键变量。

基于上述理解，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路径，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维度着手，重点推进兼具供给和需求调节性质的结构优化。这主要包括：依靠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两种力量，推动城乡二元结构持续转化，使城乡居民能够更充分地分享发展的成果；推动企业和居民等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力提高，使企业有动力发展市场缝隙，也有能力填补市场缝隙；推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再平衡，使金融和房地产等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规避要素配置的“脱实向虚”及其引发的系统风险；依靠加快新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推进市场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切实增强要素和商品在行业、地区间的流动性；加强产权保护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程，使企业和城乡居民对发展环境具有稳定预期，以此为其投资实体经济、开展产品消费提供有力支撑；依靠科技和产品创新能力提高、自贸区制度创新功能放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扩展等，推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外经济关联，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为了推进上述结构优化，我国必须在将经济制度完善放在突出位置，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包括：以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彰显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战略规划和宏观调控中的优势；强化政府在技术型、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依靠“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形成多元化经济创新的组合动力；高度关注不同层级政府、不同区域政府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协同性。这里制度保障的核心是：在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替代的视角中理解政府-市场关系；不仅关注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而且综合考虑政府内部不同层级政府、市场内部不同类型市场间的结构特征。这也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政府-市场两者之间的替代或补充逻辑，突破了政府-市场两分框架以及将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视为同质的既定认识，因此具有非常突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征。

以上是我的初步思考和报告，请批评指正，谢谢！

注：本演讲稿的部分内容以《由“增长发动机”转为“发展推进器”》为题刊发在《解放日报》（思想周刊）202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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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宝清    审核：李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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