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穆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战略、新路径

编者按

在12月20日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蒋永穆教授发表了题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战略、新路径》的演讲，以下为速记稿整理且经作者审定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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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永穆，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党中央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2020年1月3日，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主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提出共同唱好“双城记”。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其中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规划纲要的审议通过，标志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川渝两省积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写入各自“十四五”规划纲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厘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原因和目的，探索成渝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路径。

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

协调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过一段话，“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上面就有下面，有这一面就有那一面”，故在发展当中要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在谈及发展不平衡问题时，他认为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而要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不能让发展快的地方慢下来，而且重要的是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从我国区域发展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空间布局进行了四次重大调整，经历了从均衡到分散到集中再到协调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中期，属于均衡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是是实施156项工程，并考虑要向中西部中心城市进行布局。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提及了要重点处理的一个关系就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属于分散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考虑当时备战的需要，将大量的企业、科研院所从东部沿海、东北沿边向西北、西南地区转移，即著名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推进，使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一、二、三线地区。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属于集中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伴随改革开放，优先发展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举全国之力促使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由此形成了所谓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生产力要素均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属于协调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展起来，需要带动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随后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但是，这些战略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由此逐步形成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大经济板块”。相应形成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要促进生产力空间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则需在东部地区稳步发展的同时，加快发展中部和西部地区，转型发展东北地区，保证“四大经济板块”发展相对平衡。

从我国区域发展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谋划布局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2019年又作出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决策。而对于西南地区怎么进行布局，尤其是处于西南地区的川渝两省怎么统筹考虑，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处于西南地区的川渝两省人口稠密、资源富集、生态优良，发展空间巨大。重视成渝地区协调发展，将进一步挖掘川渝两省的发展潜力，加速西南经济经济版图发展进程。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在历史进程和现实坐标中重构国家经济地理整体版图的一个重大战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促进全局协调发展的战略意义。

二、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变化趋势、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动能的转变，各个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分化明显，南北差异显著。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是好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他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来看，区域经济分化发展态势凸显。依靠传统产能拉动和资源型产业支撑的华北、东北、西北等北方地区经济增长相对乏力；依靠科技创新和开放发展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南方地区经济则蓬勃发展。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南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相对较高。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形态来看，城市经济极化现象日益显著。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群和大城市集聚，是典型的极化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极化现象导致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在GDP排名上，国内GDP排名前10位的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为23.6%，排名前30位的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43.5%；在DID人口排名上，人口高密集程度排名前十名的城市，DID总人口占全国DID总人口的比重为22.8%，排名前30位城市的DID总人口占全国的比重达43.2%；在主板上市公司排名上，排名前30位的城市主板上市公司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69.7%；在世界500强中国企业排名上，世界500强中国企业集中分布在28座中国城市，其中66.7%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3座城市。在四川范围内，极化现象也较为突出，省内分化明显。成都市是四川唯一一个突破万亿的地级市，2019年经济总量达到了1.7万亿；但是，四川其他市州经济总量均未超过3000亿，最高的绵阳市只有2000多亿。基于此，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重要作用。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而不是提川渝经济圈，就是基于这种考虑，重点突出成都、重庆作为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和带动作用。同时，成渝城市群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较好。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助于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关键作用，在西部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三、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路径选择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

一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应使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服务于区域发展现实要求。总结应用成渝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经验，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率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可行举措、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整合科技资源优势，依托成都科学城、重庆科学城、绵阳科学城，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考虑“三线建设”和军工企业发展情况，发挥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优势，加快建设军民深度融合示范区。

二是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加快向优势地区集中。成渝地区有天然的人才流动的传统，据统计，成都人民离开成都市后去向最多的城市是重庆市，重庆人民离开重庆市以后去向最多的也是成都市。应着力破除区域内要素流动障碍，特别是人口流动障碍，推进成渝地区人才一体化。探索人才柔性流动模式，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

三是发挥比较优势，提升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承载能力。相较以往的提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更加突出成渝双城中心城市的作用。应更好发挥极化优势，在接受重庆、成都两个中心城市和区域内其他城市之间存在现实差距的基础上，使中心城市加快发展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引擎。充分考虑双城的资源环境条件、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促进双城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分工协作、协调发展。

四是突出区域生态功能，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川渝两地同处长江上游，是密不可分的生态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要求把成都建成国家公园城市。应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念，深入推进跨区域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打造成渝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促进川渝人民共享巴山蜀水的秀丽风光。

五是加强区域空间治理，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划分政策单元。结合重庆市“一区两群”和四川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发展战略，应重点发展中心网络化的现代都市圈，涵盖成都都市圈和重庆主城都市圈，着力构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结构。其中，成都都市圈重点加快成德眉资“1+3”同城化发展。发展成渝中轴发展走廊，借鉴长三角G40、G60创新走廊建设，推动成渝中部地区特色产业集聚发展，避免“中部塌陷”问题。推进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在边界地区打造协同发展示范区。

六是筑牢民生底线，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机制、标准制定、基础建设等方面，川渝两省应协调共建，促进两地人民能够共享优质均等的公共服务。对于关系民生福祉的重点领域，如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疫情防控等，川渝两省应加大财政等投入支持力度；同时，考虑两地居民及其自由流动后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合理确定两省的共同事权，确保财力有保障、服务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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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守勋    审核：孙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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