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之痛”还是“生育自主”——木兰《生育纪事》有感|“叫醒计划”联合传播

编者按：前日晚，《生育纪事》在繁星戏剧村第五剧场再度上演。距离首演4个多月过去了，从深冬到春天的尾巴，疼痛与反思交织着回响。今天，我们全文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曹昂的“观后感”，旨在把关于生育议题的思考延续下去，带下舞台，带出剧场，带至广阔的公共领域，使之成为促发讨论与改变的又一颗小小火种。如果您热烈期待着现场观演，《生育纪事》还将于7月现身蓬蒿剧场，敬请关注~

1月5日晚上七点，菊隐剧场，由木兰花开社区活动中心（以下简称“木兰”）姐妹们集体创作的《生育纪事》开场。该剧获得了中央戏剧学院赵志勇教授的指导，并由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们协助完成。

《生育纪事》真人真事改编，讲述的是一个木兰姐妹的故事，即剧中的主人公韩姐。70年代生人的韩姐现在北京打工，她的生育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尽管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但却代表了广大女性的共同的经历。在50分钟的时间里，观众要追随着她的脚步，从女性的生命视野，探究生育之痛、之感、之惑、之意。

怀孕5次，引产3次，开场的讲述让观众直接进入到主题。一部分人可能会惊讶，并急迫想听故事。但是我却想起了身边的一个长辈，她也流产过3次，在我长大有了男朋友之后，她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以示警戒。我想，可能很多女性都有过反复怀孕流产的经历，但是从不敢说出来，或者根本没有机会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遭罪”或是生育自主？

在农村，没有几个女人能够决定自己在何时生育和生育几个，韩姐17岁通过说媒嫁给了丈夫，对两性关系一无所知，婚后不久便怀孕，接连生了两个男孩。临盆的时候，婆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时候，哪懂什么叫预产期啊，也没条件做产检。在农村嘛。一两个月不来例假，然后肚子大了，就知道怀孕了。差不多到了十个月，肚子一疼，没多久就生了。”

在计划生育时期，上环是所有女性统一的避孕措施，但却让韩姐再次怀孕三次，因为圆形的避孕环不适合做重体力活的农村女性。避孕环的脱落和移位让女性再次陷入到生育的被动当中。

 “麦子还没种完。种完了麦子，还得摘油菜；摘了油菜，还得浇麦子。我现在哪能歇呢？”

韩姐最终选择了引产。引产很痛。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在深圳，当时来深圳打工的姐妹们聚在一起分享遭受到的重男轻女的经历。记得一个大姐讲述，生完第一胎是个女孩，婆家要求一定要生男孩，她不得不做了两次流产，第二次的时候已经怀孕8个月了。讲到这里，她泣不成声，第二次引产让她恨透了婆家，因为“痛死了”，却没有受到半点照顾。就算遭了那么大的罪，婆家依然在骂她没生男孩。

作为观众，我无法直视医生用钳子引产、取出肉块的场景，尽管该场景被处理为投射到幕布上的身影。我只能盯着三个在前台的演员，她们是韩姐的化身，在舞台上捂着肚子不断翻滚。

引产的痛不只有身体，还有内心的自责。韩姐责备自己没条件生下孩子。在无法决定自己如何生却要决定如何处置孩子的的情况下，韩姐感到了自己与母亲角色的背离。她不断地对着逝去的孩子说话，讲述自己的不忍和无奈。

在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上规定了生殖健康的定义和主要内容：

“生殖健康是指于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所涉一切事宜，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指没有疾病或虚弱。其主要内容有：1、人们能够有满意而且安全的性生活。2、有生育能力。3、可以自由而且负责任地决定生育时间和生育数目。4、夫妇有权知道和获取他们所选取定的安全、有效、负担得起和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5、有权获得生殖健康服务。6、妇女能够安全地妊娠并生育健康的婴儿。”

在韩姐的故事中，她无法做到生育自主，没有人告诉她有关生育的知识，无法获得有效的避孕措施，以至于不能决定何时生育。本来可以带给自己和家庭欢乐的生育过程，变成了女性的自我“历劫”。

质问与忍受

在剧中，不断有人影响着韩姐的生育过程，他们不但没有减轻她的痛苦，却通过指令或质问不断加码了生育“遭罪”的认识。

在第一次生产时，前来帮忙的彭大娘示意：“生孩子还不能让别人知道？要悄悄的，不能到处去嚷，要不孩子生得慢。”本来可以寻求更多生育建议的韩姐，不得不在习俗礼法下焦灼等待。这让我想起来很多地方习俗认为怀孕的妇女是不吉利的象征，不可以去庙里，也不能坐别人家的床。这些习俗虽然打着保护孩子的目的，实则贬低了女性的生理变化，限制了女性个体行动。

生完孩子，身体恢复得差不多，韩姐就去帮家里干活了，月子没有做足成为女人们的担忧。坐月子的主要意义让母亲充足地休息来防止一些产后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在医疗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人们通过遵循着这种传统来抵抗疾病的风险。但是韩姐家里繁重的家务劳动，让她得不到良好的休息。

“我哪顾得了那么多。这一大家人，还养那么多猪、鸡、鸭，就我一个女的，怎么能闲得下来。这些衣服我要是不洗，他们男人也不会洗啊！”

剧中出现的男性有两个，一个是韩姐临盆时前来接生的年轻郎中，他叼着烟不慌不忙的样子，让韩姐分外局促和不安。另一个是同村的村民，他轻描淡写地讲述女性生育的过程，认为生孩子“轻松”和“舒服”，是无法跟男人在外打工的劳累相比的。

“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女的生了孩子，起码一年里还能休息个把月。月子里就躺着，有人好吃好喝得伺候着，多舒服！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肚子才刚开始疼，我出去鸡窝里捡了几个鸡蛋，回到家来孩子就已经出来了。”

在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上，男性广泛参与的公领域被认为比女性活动的私领域更有价值，主要由女性操持的家务劳动不仅无酬，也不被认可。因而，在父权意识形态的规训下，一些人认为女性的生育困难被认为是不足挂齿的、能够轻易克服的，女性的忧虑和抱怨被认为是无礼的、矫情的。该剧无意去指责任何一个个体，包括彭大娘和两个男性，因为他们也是父权制度下的受害者，具有压迫和被压迫的双重角色。

对于别人的质疑，韩姐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担着，她是一个坚韧、吃苦的传统女性，她体谅丈夫在外打工的辛苦，不能陪伴和照顾她。她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生育养育的生命体验对女性成长非常重要，韩姐不得不学会承担责任，学会认同一个母亲之于孩子，一个妻子之于家庭，一个农村女性之于社会的位置。

“他真不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遭罪。也怪不得他，农村人太苦了。女人、男人都辛苦。”

沉默与发声

观众都注意到了一个黑衣“小精灵”的存在，每次韩姐在经历过“痛劫”之后，“小精灵”都会出现，她总是轻轻、缓缓地靠近女主人公，一种理解和关怀的姿态注视着韩姐，握着她的手，或依偎在她的身旁。

剧中的韩姐常常是“独自的”“无声的”，“小精灵”就是那个在她冰冷到麻木的时候，那个想要被温暖的渴望。

因为怕麻烦家人，韩姐只身一人到医院去做引产手术。寒冷的冬天，让刚做完手术的韩姐躺在病床上无法休息，护士递过来的滚烫热水，端在手里竟毫无察觉。感觉缓过来了，韩姐坐上一辆“三蹦子”，颠簸了二十多公里的土路，又走了八公里的山路，才到家。一路上，韩姐已经无力气去感受身外的世界，唯有剧中虚构出来的“小精灵”给了她依靠的肩膀。

如果不是因为戏剧创作，也许韩姐可能会一直沉默下去，她不会向别人讲述自己生育经历，掩藏起内心感慨。也许诉出曾经的焦灼和矛盾，会让她释放和找到自我的价值。但是分享的意义不仅在于成长为坚强乐观的女性，而在于让更多的女性接纳自己，让更多的家庭成员感同身受，让更多的公众彼此联系，让整个社会认识到环境的不足和改变的方向。

过去与现在

在农村地区，由于医疗资源匮乏，妇女生孩子导致的外阴撕裂，没有条件缝合，只能垫着厚厚的卫生纸在家里慢慢休养，连消毒的药物也是简单的稀释高锰酸钾溶液。韩姐后来落下了病根，以至于外阴特别容易发炎疼痛。因为去医院治疗要花很多钱，她也不愿意增加家里的开支，就一直忍着，病痛已然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现在的韩姐跟老公在北京打工，两口子辛苦干活、省吃俭用，为的是要给两个儿子攒下结婚的钱，最好也能留点给自己养老。

“现在乡下男孩子结婚，彩礼贵得吓人啊。要一动一静，还要万紫千红一片绿。我家两个儿子，我跟我老公只能当牛做马累到死！所谓一动一静，是县城或者市里的一套房子，还有一部车子。除此之外，过礼的时候还要给女方家一万张五块的钞票，一千张一百块的钞票，点缀上一片一块钱的钞票，加起来起码要十五万现金。”

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打拼，年级大了还要为儿女操劳。韩姐攒钱给孩子娶媳妇的思虑反映了当下农村的社会风气。不久前，我层接触到一对二十出头的新婚夫妇，儿子刚刚诞生就已经考虑要给他买房和结婚攒钱了，“现在男人没房没车，怎么娶媳妇？”。在有男孩的家庭，父母不断抱怨给孩子付出的太多，但是有谁想过那些“拿彩礼”的女孩。她们是否拿到了彩礼，还是献给了娘家；她们是否愿意“嫁”做人妇，让金钱交换自己的一生；她们是否甘愿忍受较低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还是觉醒或反抗。

说到未来，韩姐生活规划有着70后那代人典型的想法：

“老了肯定要回去啊。家里还有三四亩田，七八亩地，现在都荒了，房子也空着。我们两个回去，把房子整改一下，把房子周围的菜地先种起来，再养几个鸡啊，猪啊。儿子在城里打工不容易，家里养的种的，给他们拿点过去，他们也可以少买一点。等儿子和儿媳妇有了孩子，肯定得去帮他们带孩子啊！”

我依然对戏剧中最后的结尾存在忧虑。韩姐的自我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她渴望获得个人的价值和认同，却又被家庭和孩子所裹挟。生长在一个农村家庭，她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也没有条件，唯有更加拼搏和隐忍，才能与自我命运达成妥协。

韩姐的故事向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提出了疑问，贫困、城乡差异、性别不平等，性健康教育的缺失，健康权利的结构性忽视。通过《生育纪事》戏剧，流动女工们再现了生育的社会和文化困境，从女性的视角将身体经验从“边缘”推向“中心”，重构了“矛盾”的女性主体，尝试颠覆社会文化对女性压抑和剥夺。

戏剧以歌曲《不完美的妈妈》结尾：

“妈妈只是生活中的一个身份

不是一生的标签

女人也可以不做妈妈

工作中散发着光彩与才华

妈妈无论是什么样子

我们都接纳

不要期望太多

不要牺牲也不要伟大”

尽管歌词内容，可能现在还不能做到。但是我们需要越发重视这样的机会，在木兰花开社区活动中心，姐妹们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看到了对方的经验，看到了女性的价值和人生丰富多彩的可能性，获得了情感共鸣、支持和鼓励。

“跟木兰的姐妹在一起有家的感觉，不像以前的打工生活，人与人之间没什么感情。”

木兰的负责人丽霞说，她希望这部剧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让女性的声音被听见，让问题被讨论。我知道在创作者和听众之间建立联系是非常困难的，但愿观者感所感，观者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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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九野乐队与北京木兰花开、湖南工之友、广东览表图书室合作开展服务于流动女工与女童的联合传播“叫醒计划”，致力于采集女工生命故事，传播女工声音，为女童建设更为性别平等的友好社区。

北京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成立于2010年1月15日，是一个以关注和服务来京务工的打工女性为宗旨的非盈利社会服务公益机构。木兰在打工者聚居的社区建立活动中心，以此为平台引进外部社会资源，为打工女性及其子女提供文化教育和精神方面的服务。通过扩大打工女性的社会交往面，增加彼此的联系和互动，从而拓展打工女性的文化生活空间，提高其独立自主和性别平等意识，从而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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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图片：木兰《生育纪事》系列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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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性别平等与儿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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