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事件背后的革命逻辑

无数次，当我想起这一幕，都觉得它像是发生在几个世纪之前，隐喻着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所有逻辑。

一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在素有“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之称的江西南昌，一项巨大的工程正在以倒计时的方式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位于南昌市中心地段的八一广场迎来史上第五次全面改造。

据公开的报道称，这次改造总费用高达6亿元人民币，主要包括“景观提升、周边13栋建筑立面改造、道路交通设施改造、大型户外广告拆除，以及夜景灯光提升工程”等。

之所以要这样做，官方给出的答案是：要让这里成为南昌的“文化之魂”。但熟悉这座城市的人都心照不宣：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另一部分原因是：八月一日，中国将迎来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被责令务必在这个日子到来前完成。作为主政者向党和军队的一次献礼，它的改造以及华丽亮相被赋予了极为浓厚的政治色彩。

而更具特殊意义的是，据说在八月一日，将会有人莅临这里，向全国人民发出定于一尊的号令。那些天，这个传说像瘟疫一样在南昌城里到处流窜，一会儿，它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一会儿，又出现在出租车里。甚至连南昌城外的人，都通过不同的渠道知悉了这件事情。一切听起来就像真的一样。来了，来了，那个人就要来了。

作为老牌的南昌人，心底里是期待这样一个日子的。因为他们很久都已经没有被这样一种荣耀加持过了。历史上最近的一次还是在七十多年前。那是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的威望空前绝后。和战前一样，他每到夏天，都要来距离南昌一百多公里外的庐山避暑，他喜欢称这里为“夏都”。为了表示对他心爱的夫人宋美龄女士的关怀备至，他将庐山上的一栋别墅以其名字来命名，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美庐”。

该年（1946）九月，天气已经转凉，蒋介石携着夫人从庐山上下来，打算来南昌看一看。对他而言，这也算是故地重游。十多年前，他曾将大半个总统府搬到这里，一边督阵剿匪大业，一边号令全国开展新生活运动。据和他关系非常亲密的杰出出版家王云五先生回忆，蒋总统是个非常爱干净甚至有点儿洁癖的人。有一次，他去视察军队，走进士兵的营房后，居然将袖子卷起来，用手去摸马桶的内沿。令他欣喜的是，当他把手拿出来时，没有任何污秽，马桶是干净的。蒋据此认为这样的士兵，必定能帮他完成光复大陆的使命。

在南昌，当新生活运动的号角吹响时，蒋介石的严厉程度也是同样的可怕。一个穿着随意的摄影记者被他当场痛斥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个叫徐照洲的党部干事因在开会时向地上吐了一口痰而被他着令革职。可是，即使这场运动被要求的如此严苛，最后仍然和剿匪大业一样，都以失败告终。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全面抗战的爆发。从那时候起，蒋介石便再也没有光临过南昌。敬仰他的那些民众，也再没有机会目睹他们伟大领袖的风采。

现在不一样了。当人们得知总统即将莅临自己居住的地方，整个城市都沸腾了。那一年的初秋，几乎所有的南昌老少爷们，都在为领袖的到来忙忙碌碌地做着各种准备，所有的事情都不能马虎，所有的细节都不能马虎。有两个人，甚至为总统下榻南昌出恭时用什么样的手纸而大打出手。报纸上再也不报道战后无家可归的难民和孤儿，全部换成了欢迎元首莅临本城的社论、联名以及各种政治正确。人们盼啊盼，等啊等，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据当时的报章记载，争睹领袖龙颜和夹道欢迎的人群，排成长队，一直从赣江边延续到了南昌行营的门口。政府为了谄媚，公推军政元老欧阳武先生向领袖献旗，上面绣着四个烫金大字：万邦之贞。

那一年欧阳武已经六十五岁了，平时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完全没有了当年追随孙文扳倒清王朝时的飒爽英姿，可是，当他接到这个任务时，整个人好像突然被打了鸡血，他兴奋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感觉属于自己的时代又回来了。

七十多年过去了，蒋家王朝灰飞烟灭，昔日的荣光早已褪尽颜色。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太需要再来一次加持运动给他们无趣的生活鼓劲加油。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单位已经通知了，到了那一天，都要到广场上去，主动地维护秩序。

可是，这一次。传说没有成为真的，而成了货真价实的谣言。当八月一日来临的时候，广场上甚至连警戒都没有拉起来，天气太热，原定中午的活动只好挪到上午，草草举办。每个人都希望能早点结束，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

没有人因为这样的戏弄而气急败坏，也没有人提出质问：如果不是为了迎接某个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要这么拼命的赶工期？没有人关心这些。八月一日，是一个繁忙的星期二，大家需要全身心地应对手头的活计，还要送小孩上暑期补习班，如果可以一直呆在空调房里，没有人会不顾一切地奔向广场。那样会被认为是精神出了问题。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图景。你在与不在，来与不来，都没关系，只要我在就可以了。

二

唯一的几圈小涟漪是，两天之前，在位于亚洲腹地、蒙古高原上的朱日和，有人面对据说是全世界最善于打胜仗的威武之师发表演说时，提到了南昌。他说：“90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这是中共关于九十年前发生在南昌城中的那场起事给予的最新评价，和以往的一些措辞相比，并没有太多变化。在1949年之后，对于事件本身及所取得的成果，中共并没有因为时势不同而做出显著的改变，几十年里，他们普遍的认同，那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行动。从那时候起，中共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也就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资本。在正式的出版物及历史教科书上，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贡献被如此表述：

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这是盖棺定论。在一些时候，这段话会被浓缩为一句话：“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进而再浓缩为三个字：“第一枪”。在今天的八一起义纪念馆一楼展厅中央，矗立着一支巨大的汉阳造步枪雕塑，枪口朝向广袤的天空，其含义不言而喻。而八一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整体设计同样也是一支步枪造型。还有南昌亚洲啤酒有限公司生产过一款啤酒，也取名“第一枪”，市场上很少见到，据说只有在需要向革命致敬的时候才能喝到。

所有这些，都在提醒人们，第一枪的重要性。在共产党看来，正是第一枪这启示录般的肇始，才为他们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检阅历史，只有一句话可以和这三个字媲美，那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是前者的升级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句话都是共产主义的圭臬，即使在当下，它仍然被频频提及。

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无论是“第一枪”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都暗含着巨大的革命悖论。如果这些都是对的、不可挑战和质疑的，那就意味着，人类社会政治体制的更迭、文明的进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暴力革命。事实上，就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来看，想要实现社会变革、体制更迭、文明进步，在暴力革命之外，至少还有一条路走得通：改良和选举。

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唯一性呢？这是因为，走改良和选举的道路，需要接受来自民众的监督与检验，需要将权力还给人民。而如果信奉“第一枪”的历史创举，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真谛，便可以完全弃置这些于不顾。说白了，这是一条丛林法则，它从来都不受人类文明准绳的约束。

这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潜伏的巨大的伦理陷阱和观念危机。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一直都信以为真的那些观念杀死了我们。我们以为，历史确实是那样的，而且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但真实的境况是，历史在很多时候都是个多项选择，就像每个人站在十字路口一样，要走向哪里，他的选择是多样的。但如果认为十字路口是一个独木桥的话，选择便瞬间失去了意义。当我们走上独木桥的时候，我们和井底之蛙其实没有什么分别，青蛙觉得天空只有井口那么大，而我们觉得脚下的路只有一条，没有别的可以选择。甚至，我们明明看到别人走了不同的路，还走成功了，我们也假装不予承认。

这样的观念非常可怕。它一方面常常令我们对现实产生误判，另一方面令我们对历史产生误解。比如对于八一南昌起义，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但事实上呢？是否有人怀疑过我们对于事实本身的理解并不准确？真实的历史，其实偏离了它本身的轨迹，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夹杂了太多主观意志的不真实镜像？

三

检视这个质疑非常简单，只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就能一目了然。众所周知，起义发生于七月三十一日深夜，住在松柏巷天主堂的李桐森和住在高升巷张勋公馆斜对面的程志成都被忽然响起的枪声从睡梦中惊了醒来，成为了这次兵事的见证者。和历史上那些开局即挫的哗变不同，这次行动进展神速，基本上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三天之后，士兵们在叶挺、贺龙、周恩来等人的带领下陆续撤出南昌，一路向南，准备开赴大革命的圣地广东省。

这就是改写中国革命史的八一南昌起义。然而在当日，它并没有引起过于特别的关注。起义发生三日之后，即八月四日才被《申报》和《大公报》注意到，且都没有被安排在不太重要的版面，不仅如此，就连对事件所采用的措辞，都是“捣乱”“阴谋”之属。起义发生将近一个星期之后，宁汉政府打算派兵弹压的新闻才见诸报端。相比对共产党揭竿而起分庭抗礼这件事的敏锐洞见来，两大报纸更关心汪精卫、张发奎、蒋介石等派系之间的权斗。

在蒋介石那里，注意到这件事情要比报纸还晚一天。8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闻共党第四、第十一军在南昌独立，脱离武汉伪政府，伪党自杀之期不远矣。十二时睡。”蒋氏对事件的态度仅有一句：“自杀之期不远矣”。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蒋的判断大错特错，共产党不仅没有自杀，反而从此造就了燎原之势。在北伐那些壮怀激烈的岁月里，意气风发、志吞八荒的蒋介石每天的日记里都会写下同样一句话：“叛逆未灭，列强未平，何以家为？”这句话的原典出自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名将霍去病之口，他是一位天才级军事家。二十一岁那年，霍去病率领汉家子弟彻底击败了北方的匈奴，被汉武帝敕封为大司马，登上了人生巅峰。熟读史书的蒋介石当然知道这些。他在日记中写下这些话，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以古为师，激励自己为国家和民族统一大业而奋斗。可是，上帝并没有过分垂青他，上帝在赋予他钢铁般的意志时，却没有赋予他雄鹰般的洞察力。在对待八一南昌起义这件事上，他从一开始就错了。历史的天平，从那时候起便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倾斜。

就连处于事件中心的张发奎也没有表露出太多的远见。当他在九江得知起义的消息时，首要态度是对蔡廷锴的不满。他质问道：“我怎么也想不到蔡廷锴会同叶挺、贺龙沆瀣一气。他的部下有没有抵抗呢？”几天之后，当得知蔡廷锴的第十师在进贤脱离了共产党率部离开时，他又乐观地认为：“蔡廷锴脱离共产党之后，我估计共产党还剩下多少兵力？仅以离开我第二方面军的人数计算，大约剩下五千人的战斗部队。”在这位职业军人眼里，五千人马，是不足为虑的。但后来的事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总览当日的时局，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主宰中国命运的强人，都没有对南昌的“第一枪”给予太多注意，人们更多聚焦的是，广州、武汉、南京这三个大革命中心的党同伐异，以及国民革命军是否能在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空前绝后的北伐，并没有像后来历史宣称的随着蒋汪政府的反共政策而转入低潮，恰恰相反，手中握有甲兵的戎马强人，他们不仅仅想一举剪除横亘在中华大地上的军阀派系，还想将那些企图与他们平分革命果实的政治势力一网打尽。在1927年8月之后，这一共识迅速得到了加强。

但也仅限于共识。在1927年的那个炎炎夏日，举国之内，都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南昌城里的第一枪会对未来的中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个年月，倒戈、叛变、反目的事情太多，张发奎、朱培德、夏斗寅、许克祥等衮衮诸公都上演过同样的戏码，何况是被国民党大肆捕杀而求生心切的共产党。另一方面，甚至连共产党本身，都对这次行动缺乏足够的底气，一度曾认为他们深中军事机会主义之毒，从而“得到了一个最后的失败”。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了定鼎之后。1961年10月，周恩来参观当年起事的江西大旅社（此时已是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时，对陪同人员说：“南昌起义……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搞大城市起义，没有认识到，要搞农村起义。”

这正是历史的神秘以及不可言说之处。今天我们津津乐道极力加持的那场革命，在当日的中国时局里，却是一个非主流事件。没有人对它的发生表露过浓厚的兴趣与特别的目光，可是，日后历史的一切走向，竟都因它而起。历史，这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小姑娘，你以为可以任意地按照你所喜欢的方式打扮它，实际上，当你萌发这样的想法时，你就错了。是历史一直在塑造你，而不是你掌控了历史。

洞见这些，并不算是什么新发现，只是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无限地接近事实本身。当然，这也是为了关照现实。托克维尔预言过：“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今天，当我们无法理解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公与焦灼时，起码应该笃信，新的历史正在孕育。（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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