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好悬！军队差点未战先败！

军不反腐则亡国  吏不整治则乱军！

习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力挽狂澜，在军内反腐倡廉，“打老虎、拍苍蝇“，上至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副部长、武警司令，下至贪腐违纪的“虾兵蟹将”，一概拿下。

仅此一条，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拥护习主席。我们这支队伍曾经是身经百战、无往而不胜的军队；曾经是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人民子弟兵。可是，看看现在的状况，触目惊心。近几年，仅经媒体公开披露落马的将军就有87名，其中上将6人（郭伯雄、徐才厚、张阳、房峰辉、田修思、王建平），中将12人，少将69人。

我军历次战役中，没有哪个战役一下子集中损失这么多高级将领。近几年来，军队有1.3万人被处分。相当一个师的兵力未打仗就败在了金钱、贪欲、美色之下。更为恶劣的是郭徐丧失理想信念，贪赃枉法，贪污腐败，贪婪无度、大肆收钱、索贿受贿，彻底沦为权力和金钱的俘虏，受贿金额数目巨大。郭徐党风不纯、作风不正，自己收钱收物还不够，还让自己的妻子、孩子、亲戚和身边工作人员帮着一起收，别说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就是一个做人的道德底线也突破了。 

我曾经说过，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外国的军队敢把战靴踏上中国的领土，唯一能打败我军的就是我军自己。腐败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在军队反腐方面，我们首先要感谢习近平主席、胡锦涛主席，也要感谢战斗在反腐一线的同志们，比如原总后政委刘源同志。刘源政委在查处案件过程中，发现谷俊山的问题，上报时任军委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习近平同志认为问题严重，立即上报胡锦涛主席。

郭伯雄、徐才厚竟然欺上瞒下，官官相护。谷俊山（上图）有恃无恐，扬言：“我谷俊山也有后台！”刘源震怒，说：“我宁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把贪官拿下来！”在胡锦涛、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在全军指战员的拥护和支持下，一场反腐倡廉的攻坚战在军内打响。如今，已经抓出军内贪官数百名，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逐步形成了风清气正的政治局面。

我个人认为，吏治腐败的危害甚于经济腐败。它关乎培养什么人，使用什么人的问题。经济腐败事关个人的道德情操，吏治腐败事关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伤筋动骨。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曾总结失败原因时，就四个字“吏治腐败”。

而郭伯雄、徐才厚又重蹈蒋介石覆辙，严重破坏了我党的干部路线政策和工作制度，表面任人唯贤，背后任人为钱；表面五湖四海，背后拉帮结派，搞‘小山头’‘小圈子’。

在圈内不讲原则讲关系，开口‘哥们’、闭口‘伙计’，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渗透性极强，有的不坚持原则、处事不公、搞暗箱操作，有的搞亲亲疏疏、双重标准、权钱交易，有的随意突破干部政策，留后门、开口子，严重污染了选人用人政治生态。

比如，郭伯雄身边的人竟然被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投其所好地称兄道弟，房峰辉居然对郭伯雄以姐夫相称；

能力平平的郭正钢拔苗助长般地提升为全军为数不多的“70后”将军，将品行低劣的谷俊山火箭般擢升为总后勤部副部长，甚至不惜改年龄、涂档案。

想想郭伯雄、徐才厚主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提拔干部的重点，第一是搞营房的，第二是管财务的，第三是管干部的，第四是管兵员的，第五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是说这些人都有问题，当中不乏好人、能人，但从他们的经历来看，确实不是能打仗的人。 

吏治腐败的恶果不仅是腐蚀了一批干部，造成了错误的用人导向，给那些贪官、坏蛋提供了干更多坏事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劣币挤占良币”，使我军许多优秀干部失去了报效祖国，施展才华的机会。

现在大家关注的都是军队出现了多少贪官，可是大家想没想过，由于这些庸才、腐才的卡位，占用了多少宝贵的岗位稀有资源，劣币挤占良币？都说郭徐搞团团伙伙，搞小圈子，但在他们的小圈子之外“逆淘汰”了多少有能力、有作为、有血性的好干部，这同样是我军巨大的损失！

比如，李际均中将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写了大量理论专著，组建集团军时，是38集团军第一任集团军军长。由于工作非常出色，调入中央军委办公厅任主任，参与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军改。就是这么一个文武双全的干部，被美国中情局所暗算，他们制定了一个专门针对李际均的“老鼠行动计划”。结果，李际均被弃之不用。

美国国防部顾问白邦瑞曾经问我，“怎么这么一个有思想的人，你们都没有把他用起来？不过，这对我们美国人来讲，可是一件好事。”我反问他，你知道李际均将军现在在干什么？他说，他都退休了还能干什么？我告他，李际均将军现在在当博士生导师，他又培养出许多小李际均。白邦瑞说，“这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又是一件坏事。”

就是这么一位让我们的对手都敬畏的优秀高级将领，却被听信谗言，弃之不用。这种用人政策，难道不应引起我们深刻反思吗？

原总参第一副总长章沁生在各级关键岗位上都历练过，在赴广州军区任司令员时，曾发出三句经典之问，“请问在座的各位高级将领，你们谁天天在想打仗，想打仗的谁会打仗？会打仗的人，谁敢打仗？”我认为这三问是世纪之问，是良心之问。

就这么一位天天想打仗的军事指挥人才，因为言语冲撞了郭徐，而被弃之不用；

刘源（上图）、陈知涯都是对腐败深恶痛绝，有担当的人，冲在反腐一线。刘源宁肯丢掉乌纱帽也要拿下贪官，陈知涯在接到恐吓信之后，宁肯掉脑袋也铁了心跟随习主席反腐，也是由于当时的组织生态恶劣，以“没有位置”和“超龄”为由而被弃之不用；

粟戎生、陈知建（上图），大家都知道他们一个心思扑在打仗上，谋打仗、敢打仗，也被弃之不用。

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戎生（上图）把办公室搬到帐篷里办公，在家里设置作战室。

他不买私人轿车买了一辆“依维柯”中巴，涂上迷彩，改成指挥车。我随他到朱日和训练基地视察，沿途他都在看地图，对照地形，校正“北斗”的定位，下了车，他就住进野战帐篷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返途路过某集团军驻地，他嘱咐不要惊动集团军首长，请装备部长来吃个工作餐，在饭桌上讨论“车载炮”的技术革新方案。

粟戎生曾上报军委，指出军队建设上的形式主义也是腐败。他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举例：

“衣”，他认为军队就是打仗和准备打仗，因此部队的常服不应该是“夏常服”、“冬常服”，而应该是“作训服”。服装设计部门应该多设计出一些隐身、防弹服，并减轻战士负重量，才是对部队最大的负责。

“食”，他经过调查，总部下达的指示，每个战士每天吃一个鸡蛋，95%的部队落实了，这不简单。但总部还下达了一个指示，每个战士一年必须至少投一枚实弹，却因为怕出事故，落实率很低。他说一个连手榴弹都不敢投的部队，能成为虎狼之师吗？

“住”，现在提倡“花园式营区”，改善官兵的生活环境是好事，但也要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逸”的古训，战斗部队的营房首先是要便于机动、利于训练和打仗。（上图为粟戎生在对越作战老山前线前沿观察所观察敌情）

“行”，现在一些师、旅级的领导都配备了轿车，打起仗来这些低底盘的轿车能越野打仗吗？他是不是敢直言？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然而，向粟戎生（上图）这样一批对党忠诚，有作为、敢担当的优秀干部，却错过了使用机会，特别是一些野战部队有作战训练经验的师团级干部被“逆淘汰”，实在是很可惜！令人落泪！

这样一批一个心思谋打仗的优秀干部不用，不是我军的损失吗？我不是妄议干部政策，替他们叫屈，但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当年用了他们，部队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总比用郭伯雄、徐才厚、张阳、房峰辉强得多！

如果当年让自称“浑不吝”的刘源、陈知涯（上图）去反腐，我看那些贪官还会在十八大以后不知廉耻，不惧威严，仍然顶风作案？

如果当年让粟戎生（上图）等抓训练，谁还敢在训练场上弄虚作假、玩花拳绣腿。

所以，毛泽东主席讲，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前一段，有些部队形成了集团式的、塌方式的、断崖式的腐败，抓起一个人，带出一大帮，盘根错节，官官相护。现已查明，张阳、房峰辉行贿受贿，他们身居要职，向上，向谁行贿？向下，又收受谁人的贿赂？有没有漏网之鱼，难道不值得我们警觉吗？因此习主席讲，反腐仍在路上。

最近网上盛传原海军政治部主任杨世光中将（上图）的一份忏悔录，他承认他违法犯罪、收人钱物的行为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十八大以后，将习主席训诫置若罔闻，对反腐高压态势几近麻木，对“疯狂围猎”浑然不觉，东窗事发仍然心存侥幸。这就值得我们反思了。

为什么我们这么一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会出现这么多“大老虎”，上到军委副主席，下到分管总参、总政、总后的一些主要领导纷纷落马，而且前赴后继，十八大以后还顶风作案。

金一南同志曾经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一条河里死了一条鱼，那可能是这条鱼的问题。但是，如果死了一群鱼，那可能就是水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要从制度上、从法制上、从用人上、从监督上、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上找问题，解决问题。

     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军委坚持党的干部路线和用人标准，大家气顺了，工作有盼头了。习主席以战斗力为衡量军队建设的唯一标准，包括用人和选拔干部，现在许多有实战经验和带兵经历的军政主官升帐挂帅。

比如，参加过中越反击作战的张又侠同志（上图）升任军委副主席；

战斗英雄李作成同志（上图）升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我们又见“艳阳天”。

这次军队反腐真是惊心动魄，命悬一线啊！如果战争来临，或者是颜色革命降临，那些凭着关系跑官卖官上位的贪官、庸官，心系“小金库”，心系“将军府”，心系“小情人”……能为国家舍命，提领着脑袋高喊“跟我上”吗？基层官兵知道你是跑官卖官混来的官，谁敢跟你上？谁又愿意跟你上？

从这点来说，习主席挽救了军队，毫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