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特赦后的沉浮人生

来源=新浪网 原文刊载2013年第10期《小康》

作者=谈乐炎

原题《国民党将领特赦后的沉浮人生》

特赦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并给予公民权。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向原国民党政府军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前右）发特赦释放通知书。

杜聿明、黄维、沈醉、文强等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从被俘及至获赦，身体上的自由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解脱。他们面临回归社会、重建生活、实现价值等多个“战场”，命运沉浮令人唏嘘。

65岁的黄济人每每看到案头上那本《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总有一种“言之未尽”的感觉涌上心头。

30年前，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轰动海内外，让身为作者的黄济人始料未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是国内第一本记录国民党战犯的书籍，它突破题材禁区以国民党军官为主人公，记述了原国民党军事将领、特务头子、党政要员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改造”经过，在黄济人的笔下，国民党军官不再是影视作品中面目狰狞、不可一世的形象，相反，他们也曾在抗日战场挥洒热血，也有儿女情长，以及对战败者角色的“痛定思痛”。

“战败者”这个词对于黄济人来讲一点都不陌生，他就是一名战败者后裔，黄济人的父亲是原国民党十六军少将副军长黄剑夫，守备川北重镇阆中古城时，黄剑夫最终挂出白旗，缴械投诚，后加入解放军，而他的舅父，则是被蒋介石称为“邱老虎”的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

遗憾的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只写到国民党战犯“改造”就戛然而止，而这些人获赦后的人生境遇却不为人知，“新生后的他们面临回归社会、重建生活、实现价值等多个‘战场’，况且他们还遭遇了‘文革’的冲击，经受了改革开放的洗礼，命运沉浮令人唏嘘。”黄济人说，这些都让他觉得有续写下部的必要。

虽然下部写作只用了短短半年的时间，但写作素材却早有积淀，在完成上部后，黄济人经杜聿明等人介绍，被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工作，得以亲身与杜聿明、黄维、沈醉、文强等一起共事，从而获取了续写下部至关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如今父辈这批人都走了，我应该还原真实完整的历史。”黄济人说。

从“将军”到“文人”

邱行湘永远记得1959年12月4日那天，他拿到了盼望已久的“特赦证”，作为第一批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他下一刻的身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七天后，十名获释战犯在中南海西花园见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你们下一步的志向是什么？”周恩来问。

志向——在这些人看来，原本戎马倥偬的抱负在成为战俘那天就戛然而止，经过十年思想改造他们最想做的就是解甲归田，从此与世无争——杜聿明说他要当木匠，杨波涛表示他更倾向做一名农民，而邱行湘自嘲有使不完的力气，可以当一名搬运工。

“你们的志向很好，但别忘了你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有义务和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以示后人，历史有正面和背面，它不光为胜利者拥有，没有背面也就没有正面。”周恩来微笑着说。

邱行湘一行人对总理的话颇感意外又摸不着头脑，周恩来继续说他打算在全国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家会中，增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下面设立文史专员办公室。“你们的职位就是文史专员，身份就是国家干部”。周恩来挥了挥手说。

从战犯到国家干部，从“将军”到“文人”，这样的角色转换让邱行湘们既惊喜又惴惴不安。

三个月后，周恩来的承诺兑现。

此时邱行湘已回到南京，每日在江苏省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坐定，第一件事就是阅读《文史资料选辑》，某天读到《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这篇文章时，邱行湘呆住了，作者正是与他分别不到三个月的杜聿明。

对于杜聿明来说，促使他完成这篇文章的部分动力来自陈毅的一句“揶揄”。一天，杜聿明接到国务院通知，陪同周总理宴请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席间杜聿明神色凝重沉默寡言，周恩来为打破沉默的气氛向蒙哥马利介绍：“杜聿明先生是我国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指挥过百万大军呢！”蒙哥马利突然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愣怔了一会儿，随即笑着指向对面的陈毅：“都送给他了。”陈毅没有笑：“你哪里有那么大方？你的百万大军是被我一口一口吃掉的！”杜聿明一时无言以对，这时周恩来出来打了圆场：“不以成败论英雄，杜聿明先生从战犯到公民，也不失壮士断腕勇气。”

事后，杜聿明忍不住向杨伯涛发“牢骚”：“陈毅的话我只同意一半，但是国民党军队至少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杨伯涛一个劲点头，突然叫起来：“你可以把这一段历史写下来，当年你的第五军驻守云南，正是在你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吃掉龙云的……”

杜聿明说写就写，连续“作战”5个夜晚后，2万多字的《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完成，杜聿明在结尾这样写道：“蒋介石经过这次事件后控制了云南，表面上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殊不料为以后卢汉在云南通电起义埋下了伏笔。”

明面上，邱行湘为杜聿明的文章感到“钦佩”，但由于两人分属原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邱行湘暗自较上了劲，不久《洛阳战役蒋军就歼实》写成，邱行湘一直对当年孤守洛阳耿耿于怀，这从文章里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一二：“我为了防守固地，只有‘通天一术’，于是连电蒋介石，迅速由北平空运第五师一个团来洛阳增防，可是蒋介石说气候的原因空运困难，最终没有结果。”

在黄济人看来，周恩来对待国民党战犯的“宽厚”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他发明的“文史专员”职位，不仅让本毫无生存尊严的“战犯”们能够体面生活，而且将战犯的社会价值发挥到极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背景的时代，周恩来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共产党元帅们的一致质疑和反对。“平心而论，这一切离不开毛泽东支持，但是毛泽东对战犯的‘关心’是站在“成功者”与“失败者”的角度，某种程度而言有一种优越感，周恩来则不同。”黄济人说。

这一劫，他们注定逃不掉

1966年那个春天，文强站在高墙之下目送着第六批获释人员背影，久久不愿离去，原国民党中将方靖回望到这一幕，忍不住再进功德林，与文强相拥而泣。“好饭不嫌晚，有可靠消息说我将于明年获释。”文强反倒安慰起方靖来。

事实上，文强的内心是很焦急的，在第五批特赦战犯名单里没有他的时候，有人就建议文强：“唯一办法是给表哥毛泽东写信。”文强冷冷一笑：“他要想救我，我就不会进来了。”

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强的“特赦梦”彻底破灭。失去精神支柱，文强整日萎靡不振，神经衰弱，而他的改造地点也搬到了燕山脚下的秦城农场。

文强没有想到，比起高墙外经历的那场浩劫，能继续接受“改造”其实是一种幸运。

1968年，曾获特赦的原国民党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陈长捷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与妻子双双自杀。

当邱行湘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如刀割，上海其他获赦人员告诉邱行湘，陈长捷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红卫兵冲进他的房间举鞭就抽，陈痛得满地打滚，而他体弱的老伴根本无力制止，只好跪地求饶，凄楚的哀鸣声换来的却是红卫兵的大笑。等红卫兵扬长而去后，一直咬紧牙关、汗如雨下的陈长捷撕心裂肺喊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在监狱呆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放我出来啊！”

邱行湘没有想到妹夫黄剑夫也难逃厄运，虽然他不属于战犯，但现在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在看守所里遭到连续几天的严刑拷打后，黄剑夫奄奄一息，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当时尚年幼的黄济人，清楚地记得父亲在被逮捕前对母亲说的一句话：“要相信共产党，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作为1960年第二批战犯特赦人员，沈醉却在此时“二进宫”，这位原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深得戴笠信任。当逮捕他的汽车路过功德林时，这里已经夷为平地，沈醉此时尚不知道未获赦的战犯已经转至抚顺，他有些惴惴不安：尚未获赦的战犯看见自己会如何作想？倘若地下有缝，他会钻进去的。

清晨时分，汽车驶进了秦城监狱，沈醉被安排在单间，这是专门囚禁国家级要犯的地方，“还升级了”，沈醉自嘲，但是他想不通，自己犯下了怎样的弥天大罪，可是一连好多天，都没有人审问他。

终于在半月后，审讯室大门为沈醉打开，气氛神秘，主审问：“在你所写《我所知道的戴笠》中，你提到军统直属通讯员崔万秋这个人物，他和什么人来往最密切？”

沈醉立刻明白主审的“用意”，崔万秋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编辑，经常写吹捧演员蓝萍的文章，作为投桃报李，蓝萍自然是崔万秋家里的常客，而蓝萍正是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江青。

多年后，沈醉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感叹：“一生中我做过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四人帮帮凶的刑讯逼供下，没有承认认识与崔万秋有密切关系的人，事后我得到确切消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为了要讨好正在企图篡夺党权的江青，还下条子要枪决我。”

在采访的过程中，黄济人多次问到这些特赦战犯们对“文革”的看法，大部分人表示一种释然的态度：“我们很清楚自己不是这场运动主要斗争对象，但是我们是不可避免被铲除清理的群体，可是想起共产党元帅的遭遇，我们还有什么怨言？”

“父辈这帮人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角，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无奈接受，这一劫是他们注定逃不掉的。”黄济人说。

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

至今黄济人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黄维的情景，当黄维看到黄济人破旧的鞋袜时，就质问他：“你怎么这么穷？是不是好吃懒做？”黄济人尴尬地回答说不是。转而黄维深深叹了一口气：“我又有什么资格来问你。都是我们打了败仗，才让你们吃苦。”

尽管如此，刚开始黄维还是谢绝了黄济人的采访请求。他对黄济人说：“我们都是战败了的人，事情就让它过去；你要写，又要把我们痛苦的东西翻出来，我们感情上很难接受。”

倔强如牛的黄维，始终不肯“认罪”。这位原国民党中将是很多人眼里的“书呆子”，在“改造”的27年中，唯一的乐趣和追求就是发明永动机。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黄维代表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宣读了致毛泽东主席的感谢信，这不是他本人所写，倒也读得朗朗上口，当他读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放下讲稿，即兴演讲起来：“我知道大家对我发明永动机微词甚多，我之所以要发明永动机，就是要把三年内战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这有什么不好啊！”

让黄维没有想到的是，现场掌声雷动，在接过特赦证填写决定去向时，黄维坚定地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

1989年，黄维在全国政协七届会议期间不幸病逝，他的手里，还有一份“尽快落实好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政策”的未交提案，特赦后很多曾经的国民党战犯都成了政协委员。

而杜聿明则很配合采访，黄济人在全国文史办公室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杜聿明资料，为写《杜聿明传》而准备，然而在1981年5月27日这天，所有采访终止，杜聿明逝世，在临终前他拉着妻子曹秀清的手艰难地嘱咐道：“我死后你哪里也不要去，共产党待我不薄，出去会招人话柄。”

让曹秀清伤心欲绝的是，当她发电报给台湾当局负责人蒋经国，请求他允许在台子女返陆奔丧时，迟迟得不到回音，虽然她知道那时台湾当局有个政策“凡是被共产党释放的前国民党人，统统是叛徒，台湾拒绝接收”，但是蒋经国竟阻止骨肉亲情的最后相见，这让曹秀清心寒之极，最终他等来的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慰问。

在杜聿明葬礼上，黄济人踮起脚尖看到了前排的邓小平，他发现邓小平的眼圈红了，当年淮海战场上的两个老对手，恩仇都化作历史。

邱行湘却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他此行是去探望弟弟邱行槎，怀揣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邱行湘转道香港办理了“台湾地区旅游证”，见到50年未见的兄弟，他老泪纵横。

邱行湘离开台湾的前一天，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蒋纬国要为他送行，按时到达赴约地点后，一个自称“国防部抚恤基金会”办公室主任的陌生人拿出一份表格，“我知道您在大陆生活艰难，请您在下面签字。”邱行湘立即明白了陌生人的意思，他笔一摔，淡定地说道：“我在大陆收入宽裕，我这次来台是探亲访友，不是叫花子伸手要钱。”

同是那次送行，蒋纬国要邱行湘谈谈台湾观感，邱行湘说：“我在台北看到一个书名叫《匪情年鉴》，这样的书名以后不要用了，现在都已经基本实现了两岸三通，不应该再骂来骂去了。”

黄济人说父辈这批人有着相同的人生遗憾，他们信仰三民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投笔从戎来到黄埔军校，但这种梦想被突然中断，他们觉得人生是失败的，以后的日子注定苟延残喘，但是这样的结局是历史造成的，所以认命是他们普遍的心态。

耄耋之年时，文强曾又一次来到文史办公室，也许这个房子就要从世界上消失了，他推门走进去，忽然听到了艾青的一首诗：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