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黑帮大亨黄金荣：反复检讨
本文节选自《上海黑帮》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 苏智良◎著
上海即将解放时，中共中央对上海黑帮是有所担忧的。毛泽东曾问来西柏坡请示工作的潘汉年，上海滩的黑社会是否还会再搞个四一二政变？潘汉年分析应该不会。此后，主管白区工作的刘少奇也问过潘汉年，青红帮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捣乱。潘回答，黄金荣杜月笙那帮人不会闹事。潘汉年分析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的情况，认为这些人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们和他们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他们表示要服从人民政府领导，没有破坏。黄金荣现在不问外事，我们就不必把他当作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刘少奇要潘汉年转告陈毅、饶漱石，“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杜宣代表军管会宣布政府的政策并要求黄金荣老实交代
解放后鸦片不能抽了，但黄金荣在家里鸦片还是抽的；派出所警察只不过对黄金荣说，抽的时候窗门关关好。为黄金荣带来巨大声誉的大世界，他也交给弟子们去管了。这个时候的黄金荣，似乎与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中的上海无关，照常过着他那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皮包水”“水包皮”的生活。上午，与程锡文、丁永昌等亲信、丁老大（流氓女大亨）一起，到云南路的三和楼喝茶聊天，下午再去逍遥池“孵混堂”。
但时代已经不同了。黄金荣的“过房儿子”兼爱徒陶雪生，是上海漕河泾人，曾任淞沪铁道护路团司令，抗战时曾被汪伪抓捕，释放后投敌，担任汪伪漕河泾自卫团团长，为虎作伥，贩毒牟利，战后因汉奸罪被判处徒刑。此后继续充当反共打手，1948年，曾参与策划逮捕许荣夫和王孝和等事件。尤其是因破获上海电力公司工会理事长、共产党员王孝和一案有功，被国民党当局提升为警察局特工组长，后又升任侦查股长。解放后，陶雪生奉命潜伏下来，与人民政权对抗。经群众检举揭发后，陶被逮捕，经审判犯罪事实确认，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1950年10月，陶被押至其老家漕河泾——就是黄家花园旁处死。
在狠狠打击犯罪的同时，人民政府责令参加过帮会的人员进行登记，1951年，上海登记人数达26800人，数以百计的帮会头子被监督劳动。鉴于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仍在从事破坏活动，这势必牵涉到黄金荣本身。对此，政府内部也有些干部仍主张将黄金荣法办。他们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就无法制服他的数以千计的门徒，也就无法有效地控制上海。也有些干部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潘汉年在市府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上海市政府和军管会对于黄金荣作了专门的研究，概括而言，黄金荣的罪恶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四一二事变时组织“共进会”，协助蒋介石屠杀爱国志士；第二、勾结法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第三、非法以“吃讲茶”的方式敲诈勒索；第四、组织荣社等纵容门徒，为非作歹；第五、欺压周信芳等民间艺人。
对他的基本政策有三条，第一，黄金荣过去有罪恶，是帝国主义豢养之恶霸；第二，但黄金荣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人民政府低头认罪，且已衰老；第三，对反动帮会势力应采取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取宽大政策。经过商议，决定派人向黄讲明政策，即：只要不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务，不再包庇徒子徒孙地痞流氓，破坏社会治安，人民政府可以对他宽大处理。潘汉年亲自指派杜宣作为军管会的代表，负责向黄金荣本人进行训话。
著名作家杜宣后来回忆，那是1949年的夏天，天气很热，他带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乘坐两辆吉普，直奔黄金荣的家。黄金荣连忙出来迎接，看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心里不免有些恐惧，甚至感到不妙。杜宣等来到大厅，宣布了政府的政策并要求黄金荣老实交代。
黄金荣见政府并没有逮捕他的意思，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便马上表白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拐卖人口，杀人绑票都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因为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黄金荣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门徒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接着，黄金荣从怀里摸出蒋介石1927年黄60大寿时赠给他那块金怀表，交给杜宣，说上缴政府处理。这只金表，配着一根金链，金光夺目。黄金荣打开金表，指着底盖上的一行字，“金荣夫子大人惠存弟子蒋中正敬赠”让杜宣细看。黄金荣说：“长官，这是我的罪证。人民公敌蒋介石拜我为师的时候送的。现在交给贵军。”杜宣收下金表，开始对黄金荣进行训话。他代表上海市军管会，要求黄金荣必须老老实实，服从人民政府管教，不许乱说乱动；要求黄金荣必须对所有门徒严加管束，不得进行破坏活动。黄金荣表示决不包庇干坏事的门徒，听从人民政府的领导。
接着杜宣说，政府还是同意他正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的。最后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做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黄金荣立即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黄金荣那个手下接着替黄金荣向杜宣汇报。他说，黄金荣还有几十个门人，打算把黄金荣的一个戏院、两个澡堂、三条弄堂的收入，用来实行“供给制”──他们黑帮也要像解放军一样，实行“供给制”，每个门生每月两担半米。杜宣一听，十分恼火，流氓集团怎么可以与解放军相提并论？黑帮怎么可以不伦不类也实行“供给制”？他当场对那人进行了训斥。杜宣继续告诫黄金荣：“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抗人民政府的事，那就要从严法办了。”这时，黄金荣连忙频频鞠躬道：“保证不再做坏事……”他非常感谢政府对他网开一面，不予逮捕，并保证不在上海闹事。
一前一后的两份“悔过书”
到1951年，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寄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坚决要求镇压黑帮头子黄金荣。市政府研究后决定以副市长盛丕华、市政协副秘书长梅达君和市检察署副检察长方行三人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黄金荣宣布政策不变，但要求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进一步低头认罪。
召见的地点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内。当时的市政协设在和平饭店，也就是原沙逊大厦内。盛丕华过去曾任四明银行经理，创办过红棉酒家，解放前就与黄金荣熟稔，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席。这样可以稳定黄金荣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惊慌而无法谈话。
5月初的一天，黄金荣应召前来。在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中，体衰年迈的黄金荣的确也是如惊弓之鸟。报章上的标题《大张旗鼓，严厉镇压反革命》《沪市惩处一批著名恶霸》《沪市捕获一批反革命分子》等，直看得黄金荣触目惊心，恐惧万分。黄金荣进入办公室，副市长盛丕华首先指出：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的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同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黄金荣听后，赶忙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意真诚地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涂脂抹粉的悔过书被要求立即尽快重新改写
回到钧培里后，黄金荣即嘱咐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根据黄金荣的口授，整理成文。黄金荣召集亲信们商量了两次，权衡再三，有的门徒建议不要写得太坏，以免政府有把柄。经反复修改后，黄金荣才哆哆嗦嗦地在悔过书的末尾签上了大名。这份悔过书交给政府后，并没有获得通过。因为文中多是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黄金荣强调，他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直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黄金荣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黄又强调在日伪时期，没有落水做汉奸。黄金荣写道：“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总之，在这份悔过书里，黄金荣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另外，黄金荣还处处诿过于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他把罪恶都推到了门生们身上去了，而只剩下了“收了太多门生”这一问题了。这离事实太远了。因此这样一份“捣浆糊”的悔过书当然不会获得通过的。于是，军管会首长立即要求尽快重新改写。在政府的敦促下，黄金荣让龚天健捉刀，写了一份“自述悔过书”，于1951年5月7日，送交上海市政府。这份远较第一份诚恳的悔过书终于获得了通过。军管会立即将其以《黄金荣自白书》的名义刊登在20日的《文汇报》和《新闻报》头版上，还配以黄金荣的照片。
●黄金荣自白书
居住在本市的黄金荣，昨日发表悔过书一件，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姐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师傅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时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譬如说私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了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的巡捕房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许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产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人民一边，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后，愿做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假的。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
《自白书》标志帮会给自身的历史打上句号
《黄金荣自白书》的公开发表，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从清末以来的近百年间，一直是统治阶级拉拢收买对象的帮会黑道势力，第一次在人民政权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由黄金荣这个最够格的总代表，终于向人民低头悔过，举手臣服了！这篇《自白书》，不仅是黄金荣个人的忏悔，也是中国的帮会以这种形式，给自身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号。这也表明，政府对帮会的控制与消灭的步骤愈益严格和紧凑，《自白书》的发表对旧帮会的帮会残余势力是一个很好的威慑行为。
两份悔过书还有一个不同，第一稿里提到了杜月笙，原文写道：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据说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交代黄修改重写，即不能出现杜月笙的名字，因为中共正在争取杜月笙。
死而不哀门前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解放时，大世界游乐场的门票是每张旧币500元，到12月26日增至600元，28日又增为800元。但作为老板的黄金荣，却长期没有给职工增加工资，不仅如此，他还以营业不佳为由，拖延年终奖。为此，演员、职工曾集合数百人，与黄金荣谈判。另一方面，黄金荣则不断从大世界抽取大量钱款。据大世界游乐场的账目，1950年2月至1952年1月底，黄金荣以奖金、薪水、借款等名义共从账房提取25笔现款，共计278400万元。这样，扣除黄金荣应得的工资，黄金荣还欠大世界游乐场6700万元。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大世界演职员的生活有所改善。而黄金荣欠大世界的巨款至死也没有归还，因此在黄金荣死后，人民政府于1954年将大世界收归国有，改名人民游乐场。
黄金荣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他甚至有点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1950年1月，黄金荣购买了5万元国家公债，以表示这种感激。后来，黄金荣现金缺乏，突然想起有笔旧债可以救急。原来在法租界时代，黄金荣等同总巡乔辨士私下做军火生意，一次，有批军火卖给了商人刘裕章，他没有付款，现在刘就在香港。于是黄便对程锡文说：“现在我买了五万元公债，没有钱，你到香港去找杜月笙，请他给我讨还一笔十万元借款，这是刘裕章早几年向我借的。”2月程锡文到香港讨债，结果，在杜月笙处却碰到了个软钉子，程回忆说：杜月笙“要我去找大少奶奶（即李志清）想办法，我只得回上海，把情况告诉黄金荣。”第二次，黄金荣亲自写了信，要程锡文再去香港找杜月笙，黄金荣还几次打电报请杜设法将欠款追回。程锡文赴港还有一个使命，就是黄金荣奉政府之命，要程劝告杜月笙返回上海。杜月笙对要他回大陆一事，未置可否；对黄老板要他帮助追讨款项，也表示无能为力；但最后，杜还是让万墨林汇给黄金荣5万元，表示一点心意。
1951年，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自白书刊出后的黄金荣，此时真的是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这不仅仅是因为市民们对流氓恶霸的声讨与反应，更因为市政府节节进逼的严厉措施。他的把兄弟和徒子徒孙们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个个被压上了断头台。就在黄金荣的《自白书》刊登后的第9天，“小八股党”的干将、杀害汪寿华的刽子手叶焯山被押到法庭，其子叶麟根也到庭揭发其父逼死其母和舅父的罪行，最后，叶被判处死刑。7月26日，黄金荣的亲信弟子、汉奸卢英被枪毙。28日，黄金荣的另两个徒弟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一个是迫害越剧名伶筱丹桂的恶霸张春帆，另一个是“小八股党”成员、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
群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入政府机关，纷纷要求可杀不可留。其中主要理由有：
1.组织共进会，在瑞金一路原大千世界开会，办事处在老西门关帝庙里。共进会曾在霞飞路宝康里逮捕共产党人40多人。2.组织荣社，外表如俱乐部，实际巩固黄金荣的地位，是个封建帮会。正月初六、清明节、七月半、十月初一等团拜会，收敛钱物。3.勾结军阀、日伪、国民党。曾在接待黎元洪时，得到一等嘉禾章。汪伪时期与陈群、卢英等往来密切。与日本海军武官府江新司令和贝当路宪兵队军曹长杜井经常交往。4.开设赌台、烟土行。曾有公兴赌台、公买烟土行，并向缘宝、永安、华民、西园、同庆、升生等赌台按月拿开销。5.私藏枪支拒不缴出。1951年4月，在黄公馆搜缴大批武器，计长短枪9支，虽说武器是其儿子黄源涛私藏，但无可否认黄金荣也有部分责任。6.携财产逃港。在上海解放前夕，黄金荣的大少奶奶李志清携带大量金条美钞潜逃香港。
消息传到黄金荣的耳朵里，他更加恐慌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害怕哪一天会被政府抓去，甚至晚上也整夜无法入眠，本来老年人就睡得少，这样一来，精神更糟了。实际上政府方面对黄金荣本人倒丝毫没有这个意思。由于心情恐慌，黄金荣随即就病倒了。先是整日坐在太师椅里，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渐渐地连坐也困难了，只能整日躺在床上了。自知不久于人世的黄金荣，要求家人不要送他去医院，他最后的愿望就是在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钧培里，安静地离开人世。
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但对于这些黄金荣已经麻木了，迟钝了。他毕竟是属于旧时代的人物。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了弥留状态，附近的永川医院应家属的请求，派出护士到黄公馆，给他注射了强心针，但已无济于事。当天下午，黄金荣停止了呼吸，时年86岁。
黄金荣死后，当地公安部门向上级报告说：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十七人前来治丧。尸体于二十二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除上述得意门徒十七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治丧中黄府只备了9桌酒席，且只有17个门徒前来吊丧，这在黄金荣这样一个大亨级别的、享尽了生荣的人来说，死而不哀的程度，是空前的了。毕竟时代变迁了，要在过去，黄金荣的丧事应是上海滩上的一件轰动一时的盛事，起码也要与清末盛宣怀、20世纪30年代洋大亨哈同的“大出丧”媲美。
不过，从上海滩三大亨的结局而言，黄金荣算是最好的了。黄张杜三人中，最早走的是与日伪勾结、失节投敌的张啸林，1940年8月13日，他被保镖击毙。杜月笙出走香港，处境尴尬，1951年8月16日客死异乡，只活了63岁。只有黄金荣晚年能以86岁高龄得以善老故土。
黄金荣死后，黄家生活日见拮据，甚至难以维持日常的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向政府提出。后来在无奈之中求助于章士钊。章士钊即写信给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陈述黄家的困难。在潘汉年的亲自处理下，顺利解决了黄金荣的遗产问题。
一个盗匪群起、黑道横行的时代，在黄金荣死后彻底地结束了。1953年6月20日，也就是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法租界时代的顾家宅公园——这个曾经挂着“中国人不得入内”、“戴着口罩的狗可以入内”园规的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五个雄劲的大字：“黄金荣死了”。这大概是上海滩的公众媒体上，唯一能见到的黄金荣的死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