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著名考古学家、曾侯乙墓主持发掘领队、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谭维四先生在武汉逝世，享年91岁。
讣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考古学家、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人之一、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谭维四同志于2020年9月7日7时38分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91周岁。
谭维四同志1930年4月生于湖南长沙，1950年至1952年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1952年至1964年先后在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化局工作，1954年参加北京大学第三期考古训练班。1964年之后一直在湖北省博物馆工作，历任文物考古队队长、业务秘书、副馆长、馆长，1992年7月退休。
他毕生从事文博工作，组织完成多次文物普查，主持发掘或组织领导发掘了随州曾侯乙墓、江陵楚郢都纪南城、凤凰山秦汉墓一系列重要的古文化遗存，为湖北文博事业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1978年主持发掘曾侯乙墓，任整理小组组长组织编写了《曾侯乙墓》考古报告，该报告荣获“夏鼐考古学成果奖”。主持了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项目。
主要学术成果有《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曾侯乙墓》、《古代文明探索之旅丛书·乐宫之王——曾侯乙墓考古大发现》、《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曾侯乙墓》等。主持的曾侯乙编钟复制项目曾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先后获湖北省文教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工作重要贡献奖等众多荣誉称号，2013年入选湖北文化名家。
谭维四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2020年9月9日上午8点在武昌殡仪馆举行。
联系电话：027—88516352 传真：027—86781239邮箱：bangongshi@hbww.org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20年9月7日
2018年，谭维四先生在曾侯乙编钟出土四十周年研讨会召开之际，接受记者采访，传达了自己对音乐考古研究、新一代考古人的殷切希望。
谭维四：曾候乙墓发掘纪实
随县地处湖北省的中北部,居长江之北,汉水以东,是江汉平原与中原大地之间的过渡丘陵带。汉丹铁路(武汉经襄樊至丹江口)横穿县的中部,县城在铁路西侧,东南距武汉市约155公里。雷修所扩建厂房施工现场这个山包叫东团坡,东南距县城约两公里,这一带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向东约700米,有瘚水自北往南流过,往南约2.5公里有水自西往东而来,并与涢水相汇合。东团坡高出这河旁平地约有二、三十米,依山傍水,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自然环境良好,是一块“风水宝地”。
曾侯乙墓发掘前的墓坑东南角
（旧水塔压在坑口，下面尚可见到残存的坑壁、填土与石板）
3月19日,我率联合勘探小组到达雷修所,作了初步的现场查勘后,在与雷修所领导及施工人员的座谈中,身材矮胖、性情爽朗、心直口快的郑国贤所长,滔滔不绝他说开了:“1977年春天,上级批准我们扩建厂房,在这里平整土地,开始我们用人力挖土,表面是一层含沙黄褐泥土,但往下挖就是红色砂岩了,我们改用推土机推,推了不久又不行了,岩石十分坚硬,只好改为先用炸药放炮,再用推土机推,不久,在这大片红色岩石中间,突然出现了一片质地松软的褐色土,不用爆破就可以把土挖走。我感到有些奇怪,我和几位副所长、政委多次来到现场研究,有的说,这可能是当年的庙基吧,有的说,怕是战壕坍塌后的残迹吧,我琢磨着这都不太符合情理,平日,我顶喜欢读一些介绍祖国历史的书籍,也看过《文物》、《考古》杂志,总觉得这种现象有点什么名堂,但又解释不了。马王堆《考古新收获》及《中国猿人》的电影也在这里放映过。有同志又说,说不定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山洞,后来被淤积了,今天炸出来就呈现出红色岩石中的大片褐土。我想,此说有点道理,中国猿人化石,邻近的郧阳猿人化石不都是从山洞中发现的嘛!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我们几个干部商量着要向政府报告。开始,我们给县文化馆打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出现的这大片褐色土成了我心中的难解之“谜”,我给负责施工的干部打招呼:密切注视它,有什么东西挖出来,或出现什么异样,立即向我报告。果然不久,在这片褐土的东南边不远,挖出了几件铜器,我们小心翼翼的拿回来,我对着《文物》、《考古》杂志反复琢磨,有几件是战国时代的铜壶和铜鼎,还有几件小东西认不出来。我请王家贵副所长专程到县政府去汇报,无论如何请他们派人来看看。”“王所长的县府之行,总算把县文化馆的一位同志请来了,看了那几件铜器,他说,‘很好,这是文物,我们派人来取’。他又和我们一道去看了那片褐土,转了一圈,这位同志说:‘这里面没有发现什么文物古迹,你们搞你们的土地平整吧!’我还特地提出,我们在这儿放炮呢,他说:‘继续放吧!没关系。’事后听说这位同志是学音乐的没有学过考古,也难怪他。”“我们把那几件铜器送到了县文化馆,现场继续施工,继续打眼放炮,但我心中的这个‘褐土之谜’却越结越深。我只好三天两头往工地跑,像打仗一样,密切注视‘敌情’的变化,我还到附近村庄去‘侦察’,访问老农,调查了解这里古来有什么传说,同志们说我简直成了‘考古迷’。今年初,又一重要情况出现了,褐土中突然炸出了石块,石块又向我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王所长、李政委和负责施工的刘工程师,我们又在现场讨论开了。但谁也解释不了,索性动动手,找一找这些石块的情况,一经清挖,我大吃一惊,这些炸出来的碎石,原来是一块一块的石板,成一个平面铺砌在褐土层中。它使我更相信决不是一般现象,肯定有重要的文物古迹,无论如何,要请专家内行来看看才行。我们决定再请王所长去一趟县里,请文化馆的领导和内行来。县文教局很重视我们的汇报,王君惠局长说:‘请县文化馆副馆长王世振同志去看看吧!他是在省里文物考古训练班学习过的,是我们县里的考古专家’。”“到底王馆长是学过考古的,比我们强。他来看了以后临走时说:‘这是一个古墓,有墓边,有经过夯筑的填土,不过这么大面积的古墓,我没有见过。我马上向地区报告’”。我听着听着,简直入迷,我被这位中年军官的坦诚直率和热情感动了,我心里想着,他帮了我们的大忙,他为保护祖国文物立了一大功,我们该怎么感谢他、奖励他呢?后来,在我们实际进行发掘的日日夜夜里,他一直和我在一起,不仅从各方面对我们的发掘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援,诸如保证后勤供应,保证劳力组织,保证供电供水,他还亲自和我一道参加现场施工,而在人流如潮的观众涌向墓坑参观的时候,他又成了我们发掘队里最强有力的“保卫队长”和“宣传队长”,他组织所里的职工,既负责维持秩序,保证工地安全,又耐心地向群众宣讲古墓文物的重要意义与保护文物的法规。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热情而豪放的军人,对这个古墓的保护和发掘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我忠实的朋友,后来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发掘结束后的第二年,因心脏病突发而早逝。对于老郑同志的贡献,1979年春,武汉军区政治部给他记了三等功,省人民政府给他颂发了奖状和奖品,同时立功受奖的还有雷修所的其他同志以及在这次发掘中作出贡献的其他有关单位和同志。“褐土之谜”已经解开,一座特大型古墓就在眼前,要赶快组织发掘自是毫无疑问的事,问题是,此墓是否被盗掘过?木椁保存情况如何?墓的时代如何?估计会有些什么文物出土?必须把这些情况大体上弄明白。否则,发掘方案、经费预算、物资准备都不好办。我们在军营里住了下来,郑所长派人给我们架起了行军床,军人食堂里给我们摆上了非军人座席,施工现场挂起了工作灯,我们挑灯夜战了。得赶快在这已被搅乱得坑凹不平、乱石成堆的山坡上,把古墓的情况探出个眉目来。天下起了蒙蒙细雨,高山河畔几十公尺的东团坡,北风在呼啸,三月的早春天气,春寒料峭,几位钻探技工,面对这庞大的墓坑,成片的大石板,早已为之震动,急切想了解它们下面的奥秘所在,你挥锄,他打铲,呼啦啦干开了。谁料雨越下越大,凤越刮越紧,我只好下令“撤军”,明天再干。
曾侯乙墓发掘现场
次日,风雨未停,可我们再也顾不得许多了,一个上午清出了墓边,弄清了墓坑的准确形状与椁室的深度。此墓形状很特殊,和常见的长方形、正方形、亚字形、刀把形都不一样,未见墓道,坑口呈不规则的多边形,东西最长处21米,南北最宽处16.5米,总面积220平方米。规模之巨大,形状之特殊,在湖北境内是第一次见到。我暂时将它分为三室,即南室、东室、北室。椁盖板的深度也已基本弄清,最深处也只剩2.5米,最浅处还不到1米。有些炮眼的底部距椁盖板约莫只有六、七十厘米,好险哪!再往下放炮,该会造成多么大的难以料想的损失啊!多亏了解放军!真是立了大功。接着,我们用洛阳铲从木椁盖上取下一些表层木屑,从其木纹判断出木椁盖板的布置方向,获悉椁盖与墓坑分室基本一致,亦分三室接纵向或横向铺置,同志们把这些都绘在平面图上。同时,又对东南角尚待拆除的一个旧水塔下残留的墓坑填土、石板及下部的白膏泥、木炭,作了系统的勘测,掌握了墓坑填土的地层关系,并绘制了剖面图。对已失去了的科学资料,尽可能详细地作了补救性纪录。随县城郊发现一个特大古墓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议论纷纷,各种猜测甚至是谣言,相继传来,许多领导人发出这样的询问:会不会有类似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那样的重要发现呢?雷修所负责施工的同志最关心的是:停工要停到什么时候才能复工?新的厂房还能在这里扩建吗?人们的各种目光聚焦在我身上等待着我的回答。3月21日,天放晴了,我们集中精力查有无盗洞,清除了墓坑内已被炸散的浮土后,情况就清楚了,果然在北室与南室相交偏西处有一个盗洞,直径约1米,快至椁盖板时,往东移至南室的东北角,斜着往下插至椁顶,将南室东北角椁盖板斩去长约80公分的一截,使这块盖板的东段,也斜着掉入椁内,上部的填土亦随之入内,一洞淤泥还夹有几块石板。此墓曾经受到盗扰。
直升机拍摄的曾侯乙墓全景
上面覆盖的为成片椁板，盗洞不太明显但隐约可见
一片唏嘘声随之而起。联合勘探小组内几位小伙子泄气了,“别白干了?”“累死了不好看!”“既已被盗,还有无发掘价值啊?”四面八方的人们,更加把目光集中到了我这里。期待着能给他们以既信服又可喜的回答。恰在这时,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秦志维,地委宣传部部长张桓,地区文化局局长汪浩如及县里的一些领导同志来了。我引他们看了现场,汇报了勘探结果。大家再次聚到了雷修所会议室。“这个墓比马王堆和凤凰山的汉墓大那么多,会不会有像那样的保存完好的古尸呢?”秦主任、张部长直率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看来,马王堆确实把人们关心地下祖国历史遗产的热情煽动起来了。既不能给他们泼冷水,又得讲科学、讲实际。我说:“墓坑已发现盗洞,木椁盖板有一块已被截断,椁室内已进了淤泥,有积水,保存古尸的条件:深埋、密封、缺氧、药物灭菌等都已被破坏,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说:不可能有那样的古尸。但由于椁盖板没有揭开,里面详情还不清楚,规模这么大的古墓,一般是椁有多室,棺有多重,如果盗墓者没有把棺打开,而多重棺密封又很好,出古尸的百分之几的希望还是存在的,我们也可以作适当准备,以防万一。不过,此墓的重要性不在于此,比古尸更重要的文物,肯定是不会少有的。”“不是被盗了嘛?椁盖板不是被截断了一块吗?淤泥积水不是都进去了嘛!有古尸不是也腐烂了吗?其他还会有什么重要文物呢?真太可惜了。还有没有发掘价值啊!”县委宣传部韩景文部长这样问我。这是我意料中的提问,早已准备了有关的资料。此时,我用三条理由作了回答:“一、尽管有一个盗洞,但规模很小,可能属于早期的一种民间小型盗窃,尤其是如此规模的大墓,当年随葬必有大量大型青铜器,是不可能被盗光的。二、科学的考古发掘不是挖坟取宝,不是只看墓内有无文物,墓坑、棺椁及其所反映的葬俗等等也都是很有价值的科学资料。三、退一万步说,即使被盗空,按照国家保护文物的方针政策,这么大规模的墓坑和木椁也是要清理发掘的,不能置之不理,何况不发掘又怎么能断定其为空无所有的呢?”三条理由似乎把人们说服了,地县领导同志点头称是,表示支持。野外钻探已告结束,各方意见比较一致,我们连夜赶写了“勘探简报”,提出了组织强有力的发掘队及早进行发掘的建议。并按照考古发掘规程,将此墓田野考古编号定为擂鼓墩一号墓(简称随擂M1)。1978年3月25日,一份由省、地、县联合勘察钻探小组署名的《湖北随县城郊擂鼓墩一号大型古墓的发现与勘探简报》,送到了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同志手里。这位早年肄业于山东大学、熟谙中国历史的领导,一向重视文物考古工作,1975年6月闻讯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发现西汉古尸,四小时内即赶到现场,亲自组织指挥对古尸解剖与保护工作达五天之久,看到简报上明确写着:“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规模巨大,比凤凰山168号墓大十四倍,形制特殊,湖北首见,是当前我国文物考古战线的一次重大发现,必须高度重视。尽管有一个盗洞,但行盗时代早,规模很小,仍将有大批极为珍贵的文物出土,决不可掉以轻心,建议报国家文物局批准,组织强有力的科学发掘队伍,即早进行发掘。”他当即指示:“请示国家文物局。并同意组织强有力的发掘队,从事发掘。韩宁夫3月25日”上午十时左右,我得到通知,派人取回了这份简报,正在按照省文化局副局长徐春林的嘱托给国家文物局写报告。忽然又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宁夫同志意见,要你先给国家文物局挂个电话,报告情况,申请发掘,正式报告随后再送。”省委书记的果断决策,我高兴极了,当即给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接通了电话,他亦表示高兴,并嘱:“你们按韩宁夫同志意见办,我马上向王冶秋局长报告,有什么意见,随后联系。”省文化局关于申请发掘的正式报告当天就发出去了。很快获得省革委会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四月初,我们开始进行发掘前的准备工作:一是组织准备。建立严密的发掘组织,调集强有力的发掘力量;二是技术准备。拟定发掘工作方案,进行技术培训;三是物资准备。筹集所需经费和物资,制作所需器械。以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邢西彬为组长,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秦志维、随县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程运铁、武汉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刘梦池为副组长的“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古墓发掘领导小组”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彭金章、襄阳地委宣传部部长张桓、县革委会副主任吴明久以及王一夫、王君惠、王家贵、韩景文和我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共十二人。下设办公室统揽各项事宜,设考古发掘队、宣传组、后勤组、保卫组分工负责具体工作。我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兼考古发掘队队长,实际主持此次发掘工作。发掘队由省、地、县文博单位及武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业务技术人员组成,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几乎全都先后参加了发掘工作,是这次发掘的骨干力量。我们还把襄阳地区各县市文物干部共十余人集中到随县,既支援工作,又藉此进行业务培训。在清理椁室的最紧张阶段,荆州、咸宁地区及鄂城县博物馆、江陵县文物工作组、云梦县文化馆的部分文物干部及武大考古专业76级学生十余人都赶来支援并藉资观摩学习。发掘工地,人才济济,热闹非凡。《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发掘工作方案》及《发掘步骤与具体要求》两份技术文件,很快相继诞生,前者从发掘的组织领导、发掘步骤与要求、经费预算与物资计划到生活保障与工地安全保卫、工地纪律与政治思想工作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后者根据前者的总要求对发掘的具体步骤、质量保证、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作了详细的安排。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份文件总结吸取了我省历年来大中型古墓发掘的经验,目标明确,要求具体,方法得当,措施有力,从而保证了这次发掘工作得以高质量的顺利完成。同时,省博文物考古队副队长黄锡全率领一批田野考古业务技术人员奋战在工地,为正式发掘作现场的准备工作,历经一月,基本就绪。5月9日,对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后,我们决定从5月11日开始,按既定方案,分五个步骤正式开始发掘工作。这五步是:一、清除残存填土,显露椁盖板;二、取吊椁盖板,取出浮在水面上的器物;三、排除积水,清除淤泥;四、清理椁室,取吊文物;五、取棺拆椁。鉴于墓坑及椁室规模之大,用常规办法取得完整的照相资料是困难的,遂报请省革委批准,得到武汉空军的无私支援,由他们派直升飞机进行航空摄影。机场在武汉,5月10日试航,下午三点多,一架浅绿色直升飞机降落在墓坑附近的一片平整的空地上,我和机组人员及摄影师们勘查了现场,拟定了具体的拍摄方案，约定一周内在机场待命,准备随时起飞。试航毕,飞机返汉,我召集发掘队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作了严密的组织分工,公布了《发掘队工作人员注意事项》,明确提出:“认真贯彻国家保护文物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考古发掘规程,坚持严密的科学工作办法,做到‘不遗漏、不弄错一个数据;不损坏、不丢失一件文物”。5月11日,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战,到5月14日,墓坑残存的石板、填土和木椁顶上的白膏泥、木炭及其他铺置物均清理完毕,取得了详尽的科学资料。5月15日,木椁盖板全部显露出来,系用巨型方木铺成,共47块,每块宽与厚大体相当,在50—60厘米左右,长度不一,南室最长,每块长10米左右,东室次之,长6米左右,北室最短,长5.1一5.9米。南室北室皆东西向横铺,东室南北向竖铺。面积比墓坑只略微小一点,场面十分壮观,参加发掘的所有人员为之振奋。现在,该进行航空摄影了。这天,天气晴好。下午1点50分,直升飞机到达工地。考古照相师潘炳元、湖北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易光才登上飞机,开始拍摄发掘现场工作情况。围观的数千群众被我们组织在墓坑周围。第一个起落,飞机在墓坑顶上转了五圈才降落下来。年近六旬的老潘,已在文博单位搞了二十多年的文物考古摄影,登机拍照还是第一次。一下飞机就冲着我说:“老谭!太带劲了,第一圈没有拍好,第二圈,腰上系好了安全带,他们拉着我,我把脚踩在机仓门边,身体伸出机外,来了个‘倒挂金钩’,看得清清楚楚,墓坑全收进来了,完全没有问题,保你满意。”接下来进行更低空的慢速飞行拍摄考古资料镜头,于是,我拿着电喇叭,向前来观光的群众发出呼吁,请他们撤离现场。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留在墓坑里。3点10分,直升机第二次起飞,三次低空从墓坑顶上经过,墓坑现场拍摄基本完成。直升飞机两次光临擂鼓墩,把随县城关及其附近的人们都惊动了,这个有上十万人的城关镇,一下闹腾起来了,每日前来观光者成千上万,以后随着椁室的清理,陪葬棺逐一取出,各种文物不断显现出来,来者与日俱增,最多的一天,来来往往竟达三万多人次,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限制人员出入,都无济于事,越是限制,传言越多。一些机关、部队、学校、工厂的干部群众,出于好奇和想获得新的知识,又不断有组织地来联系参观,而我们的工作得力干这许多单位干部群众的帮助,似不宜拒他们于门外,且我们也有正确宣传文物政策法令的义务。为此,也为分散人流涌往墓坑现场,有碍工作,得到雷修所的大力支持,腾出了几间的离墓坑较远处的教室,摆放了一些出土的大件铜器,我们请县革委会发出通知,规定了预约参观的办法和参观的纪律,但这仍解决不了发掘的正常进行与群众急于要参观的矛眉。一天,省革委会办公厅给随县县革委会打来电话,传达韩宁夫书记意见:“立即停止参观,保证发掘工作顺利进行,保证文物的绝对安全。”为此,县革委会又即时印制了禁止参观的通告,广为张贴,同时又进一步在各通道口增岗增哨,还向群众宣布,发掘结束,立即在县里举办展览,满足群众要求。这一来,大规模的人流被遏止住了,我立即动员同志们,抓紧时间,加快速度。但是,从开始发掘以来,擂鼓墩的“常客”却依然故我,附近城郊一些工厂的年轻人,上白班者晚上来,上晚班者白天来,每天都在关心着我们这里的进度。有些入迷到了每天必到,而且把我们工作人员的作业时间和分工都弄得清清楚楚,开棺那几天,把注意点放在我的身上,白天看我的行止,晚上竟注意我住房窗前的灯光。我们上半夜干脆睡觉,夜深人静再起来干。这一来,我窗前的灯光成了这些考古迷注意的焦点,只要我窗前的灯一亮,外面就一阵呼喊,“队长起来了,要开棺了,快去抢占山头!”从5月15日开始,直到发掘结束,擂鼓墩真的沸腾起来了。航空摄影之后,发掘工作进入第二步,要揭取椁盖板了。人们又在议论纷纷。盖板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谁也不能一眼见底,墓主人会把一些什么珍奇异宝带入坟墓呢?盗洞仍然给不少人的心上蒙了一层阴影,盗墓贼会手下留情吗?地、县领导机关的同志及好奇的观光者尤为关切,有的甚至在一旁嚷开了,“你们先揭开看看嘛!”他们似乎等得不耐烦了。其实,我心中是有数的,从盗洞处已窥知盖板下就是巨大的椁室,有积水、有淤泥,就是马上把盖板全揭去,也难知其中究竟。一位好心的长者悄悄对我说:“天空飞机轰鸣,地上车水马龙,上上下下万人惊动,万一墓内空空,你怎么向他们交待?千万别好大喜功。”我感谢他的好意和关心,科学的考古发掘不是“挖坟取宝”,如此规模宏大的发掘,的确得谨慎从事,脚踏实地,克勤克俭地干。同时,这也提醒了我,紧张的发掘过程中,得密切注意上上下下的恩想动向,作好宣传解释与政治思想工作,“气可鼓而不可泄!”5月16日,发掘队绘图组的组长,一位年过半百的美术家吴嘉麟同志,率领来自全省各地的考古绘图人员,对已揭露出来的椁盖板进行了精心的测量、绘图与编号。我把起吊椁盖板现场指挥调度的任务交给了现场清理组副组长经验丰富的杨定爱。驻随县炮兵某师派来支援的载重8吨的黄河牌吊车和两台解放牌载重汽车就停在坑边,小杨满意地接受了任务,领着清理组的一班年轻人,又拉上吊车司机小宋,拟定了起吊的全套方案。17日凌晨,太阳刚爬出东方地平线,考古队员们都来到了工地,沐浴在和煦的晨曦里,不知今日揭樟盖板的风声从哪里走漏,一些好奇的观光者,早已蹲在墓坑北面的山坡上,想来个先睹为快!一声哨音响过,小小红绿旗对着吊车挥动,小杨决定先从北室与南室交界处被盗墓者截断的那块盖板开始起吊,向两边伸延。最后再吊东室。上千双眼睛望着墓坑,第一块椁板吊起来了,它压在墓坑南室中部,揭去后,只见淤泥和积水,别无它物,“住北推进!”一连吊起了好几块,北室内一池清水,除上面浮有几片残竹片外,什么也看不见,一位队员用竹片紧挨墙往下探察了一下,水深3米以上,见不到底。对那些急切想知道椁室内奥秘的人,是又一次的扫兴。北室盖板共有10块,取吊完毕后,搁上杉树条,覆以厚木板及竹席,铺上塑料篷布,进行了安全保护。小杨一声令下:“往南推进”墓坑南室取吊了两块之后,从第三块开始,发现南室内中部有一竖隔墙,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盖板系东西横置,贯于两室之上。揭取了几块之后,发现靠西边一室水面浮有两具木棺,中部这一室靠北为盗洞内下泻的淤泥,不见器物。西室水清,中室水浑,均不能见底。同时又发现中、西、北三室水面等高,推测椁墙上定有门道相通。因决定暂停中西室盖板取吊,改在东室先吊几块,了解室内情况,以便对椁室的清理作通盘考虑。从西开始往东延伸,吊起几块以后,发现东室情况与西室相近,一池清水,水面亦浮有八具木棺。至此,盖板下的秘密已初步揭开。椁室有水,这是预料中事,但水面浮有木棺而且这么多,这是没有料到的,过去古墓发掘中也从未见过。一般木棺皆在椁室底部,因而椁室的清理,也总是先取文物,后取棺木,眼前的情况,按原定步骤,最后才来开棺取棺已是不行了。从这些棺的情况看,估计是用于陪葬的。当年埋葬时,这些木棺肯定也是在椁室底部,因被盗长年积水才浮上来的,必须利用水的浮力和盖板能承载便于操作的有利条件,将水面取棺的任务,插在吊椁盖板之间来进行,实行穿插作业。浮起的十具陪葬棺,或侧倾,或仰翻,仅育少数为正浮,且有的盖与身已经分离,为了把它们安全取出,既要保证棺的本身不受损坏,如不致散架,不擦去棺身上的髹漆彩绘,且大体能复原其在椁室内的方位,又保证不因取棺而损坏椁室内文物。有这么多的陪葬棺尚存,室内有大量文物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些什么,其高度如何,浮起之棺与下面的随葬器物有多大距离,挪动取吊棺身是否会影响下面文物的安全?我们进行了周密的“侦察”。确知浮起的棺底下没有紧挨着其它物品,决定立即吊棺。每棺都制一块比棺底略大的厚木托板,铺上塑料泡沫和薄膜先将侧倾、仰翻之棺借助水的浮力扶正,然后将托板插入棺底下,用塑料泡沫和薄膜把棺裹好,再用塑料薄膜摺成的宽带,将棺与托板捆扎在一起,每臭棺的托板上用红漆写好编号,托板两端钉上方向牌。千斤绳拴在托板上,不与棺身接触,然后用吊车将它吊取。按照这个办法,到18日,浮于水面的十具棺皆安全取至室内。19、20日又将未取完的椁盖板全部取吊完毕。水面浮起的少量残器物,也同时取出。至此,第一、二步的任务,皆顺利完成。揭去盖板,椁室构筑情况大体可见,后经证实,木椁在墓坑底部,外轮廊与墓坑相同,用十二道椁墙将其隔成东、中、西、北四室,每道椁墙用6根方木垒成。底板、椁墙、盖板共用171根长条方木,木料形体粗大、宽厚均在0.5—0.65米之间,长短不一,多的在10米左右、重1500公斤。整个木椁共用成料木料378.633立方米,折合长圆木料约在500立方米左右。5月21日,发掘工作进入方案规定的第三步:排除积水,清除淤泥。满椁积水,中室还有淤泥,给清理工作带来巨大困难。由于椁内四室积水相通,四室的清理必须同步;由于水有浮力,水中器物有的位置不固定,排水与取器物也必须同步,否则,一些靠水的浮力才能安全取出的文物,等水排干了再取,安全就没有保障了。我决定采取“统一指挥,分室分层,水平推进,同步进行”的办法。即时将发掘现场工作人员的组织分工进行了调整,除文物的保管、修复、摄影、资料、宣传等工作仍按原分组统一进行外,现场的其他业务技术工作,按四个室分成四个组同步进行,每个组皆配有现场清理、文字记录、测量绘图、器物转运人员,分室各司其事,并各设组长一人负责协调。整个工地又设总记录、总绘图、总保管,他们和队长兼现场总指挥一道全面掌握各项科学资料,及时协调处理各室之间的相关问题。同时,又决定各室出土器物及图纸、照片资料等均分室编号,出土器物在墓号后序号前冠以各室代号:东(E)、中(C)、西(W)、北(N),如东室一号器物为随擂M1·E1。棺内器物号除分室外,还要分棺来编,即室号后、器号前还要加上棺号,如东室1号棺内1号器,则编为随擂M1EC1·1。一切都已停当,5月21R午夜,开始抽水,用小潜水泵从北室的东北角吸水,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既不能性急,急了有些立在水中的文物倒下来,不仅本身受损,还要殃及其他。但也不能太慢,天气日益炎热,椁内积水与室外的水早已相通,受到污染,有些文物过久地浸泡水中也会造成损坏。为此,抽水的同时,必须严密注意各室文物的暴露情况。这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工作。水里到底藏了一些什么奇珍异宝,现在还是个谜。随着水位的下降,自然会逐步露出真情,监视者自然也是先睹为快了。椁室的水位在慢慢下降,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注意着,凝视着珍宝的“露头”。震奋人心的消息在一条一条的出现,工地的欢腾与“喜剧”在一幕一幕的演出。这消息,这欢腾,这喜剧由坑旁而及整个工地,由随县而及襄阳地区、而及武汉省城并进入北京。有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些好奇者私摄现场工作照片不翼而飞,飞向四面八方,吸引着八方来客云集随县,擂鼓墩更加沸腾了。“无头小鸭出水了,头在何方?”西室浮着的木棺取走后,水面别无它物,随着水位的下降,突然,一只无头小鸭浮出水面,水向北室流,它也从南向北游,负责西室清理的人们,随着它的游动作仔细观察,原来是一只小漆木盒,盒身雕成鸳鸯形,腹内空,靠近颈部有圆形榫眼,眼内两边各有一凹槽,由此可知还应有一个头由此插入。周身髹黑漆,绘羽毛纹饰,腹部两面各绘一幅敲钟击磬和击鼓跳舞图。头在何方呢?后来在室内清理陪葬棺时,疑问解开了,一整木雕成的鸟头,下部作圆柱形子榫状,其旁有两个小圆形拴钉,对准盒身颈部两个凹槽正奸插入盒身内,转动一下方向,其头部即被拴在盒上了。原来,此乃西室二号陪棺内的随葬物,棺盖与棺身分离,棺身侧翻时,身首异处,现在重逢复苏了。北室最早见到的是两件大铜缸,紧靠南墙,巍然并立。慢慢又见到车舆伞盖、大量成捆的带杆箭簇、成堆的皮甲骨残片及一些长杆兵器。东室除已取出的浮在水面的陪棺外,最早见到的是主棺,水位下降不到1米它就显露了出来,随后又见到铜鹿角立鹤及一些乐器。
中室最先见到的是浮出水面的几具木瑟,取出之后,接着只见一根圆柱立于靠东南角处,这是中室随葬器物中之位置最高者,开始谁也不知为何物,后来知道它是建封的立柱。因为盗洞打在中室的东北角,北部塞满淤泥,排除积水的同时,得清除淤泥,还得查明盗墓的时代,这是一件需要十分仔细认真而劳动强度又很大的工作,同志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当中室水位下降的时候,盗洞渗漏下去的淤泥把一池积水搅得浑浊不清,水中藏物能见度很差,给中室清理小组人们心理上带来一些不快。“水已降20厘米了!30厘米了!怎么还不见精彩的东西露头呢?”一位小伙子着急了,建议换个大的水泵来抽水。我拒绝了这个建议,“不行!最先出水冒尖的圆柱不是倾倒了吗!太急太快,还不知有些什么东西会在水下倾倒呢!”5月22R午夜,水位下降到距椁墙顶50厘米的时候,靠西壁不远,与之平行的长约2米的两个木架,一南一北隐约可见,不一会,靠南壁同样一个木架也隐隐约约现了出来。小潜水泵还在不停地运转,水位还在徐徐下降,发掘队员们都不约而同地往这里集中,谁都想享受下首见重大考古发现时的欢乐,一个小伙子戏称这叫“蛟龙戏水”。已是23日凌晨,东方地平线上慢慢现出了鱼肚白,水位已降到深60厘米处,靠北边的小伙子嚷开了:“伙伴们!好消息,青铜编钟,一排7个,还好好地挂着呢!”“这里也是,钮钟6个,一个不差。”伏在靠西壁中间部位的小伙子应声了,伏在南部的小伙子也开腔了:“已摸到5个,也是钮钟,中间有个空位,怕是掉到椁室底下去了!”就在这你嚷我应的时候,有人转动了聚光工作灯,扭开了强光电灯,集中照向这三条水里的“蛟龙”,人们睁大着眼睛,盯住了这呼之欲出却又纹丝不动的三条皎龙,“不错,是编钟,青铜钮钟三组,大小有序,悬挂依旧,好极了!”“好极了!发现青铜编钟了,三架19个!”
天大亮了,红霞挂满东方,艳丽的阳光使东团坡红色的砂岩,又添了一层红彩,似在向人们祝贺,发掘队员们个个红光满面。水位还在继续下降,“蛟龙出水了!”木架上的横梁显露了原形,黑漆红彩,两端都有青铜套,套上满饰浅浮雕蟠龙纹,美极了。水越往下降,水流所激起的室内淤泥沉渣泛起,水越浑,能见度更小。这三组钟是—架还是三架?这三个木架立于何处,决不会是空中楼阁,它下面是什么呢?还有没有更多更大的钟呢?我当即宣布:“暂停抽水,研究对策,确保安全。”经仔细检查测算,椁室深3.3米以上,现在已出水的木架横梁深才1米左右,其下还有2米多的空间,必然有支撑物,否则,编钟怎能挂得住呢!再仔细观察,露出的木横梁两端搁在两根圆柱上,圆柱立于其下更大的横梁上,大梁下隐约可见形体更大的编钟。现在要注意的问题有二:一是随着水位的下降,水的浮力消失,钟架四旁的压力改变,能否继续保持平衡不倒;二是木质梁架,表面髹漆绘彩,水里浸没已逾千年,木内早已饱水,乍一出水,甚或阳光曝晒,急骤的失水收缩必将导致木头开裂变形甚至断裂,彩漆也会脱落或变色。针对此,大家说了三条办法:一防晒,早已准备好了的钢筋架塑料棚,只要太阳一出,即行遮挡;二防倒,椁室顶上搭上安全架,从架上用塑料薄膜摺成的宽带垂直而下,托住横梁,避免摇晃倾覆、断裂;三保水,在木梁上加盖饱水塑料泡沫,准备几个喷雾器,不断地喷水,保持木梁的湿度大体与在水下时相当,不发生骤变。办法已定,立即组织实施,继续抽水。5月24日午夜,由上而下,又露出一层横梁,长短两根曲尺相交,梁体粗大,紧靠西壁的长7米多,紧靠南壁的要短约3米多,其下由三个佩剑铜人及一根圆形铜柱顶托,梁下悬甬钟,应是33个,已见三个小木架原来是立于此两根横梁上的。甬钟比上层的钮钟不仅体大,而且花纹精美,皆有错金铭文。5月25日,又露出一层横梁,与其上横梁结构形体皆相近,梁下亦由三个更大的佩剑铜人及一根铜圆柱顶托,有12个大型甬钟及一个镈钟,或悬于梁下,或掉在梁架旁椁底板上。这两层四根木横梁两端皆有浮雕或透雕搂空龙首花纹的青铜套,梁身皆以黑漆为地米黄色漆彩绘菱形几何花纹,乍一看去,真似“蚊龙”模样。此时,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造型精美,数量众多的一套青铜编钟,巍然屹立在人们眼前,惊人的发现终于在中室出现了。有谁曾见过这么多的编钟出于一个墓内;有谁曾听说过这么雄伟的钟架屹立千年巍然不倒。整个工地一片欢腾。受国家文物局委托来指导工作的顾铁符先生决定立即返京汇报,商讨一下步发掘的科研、保护等问题。编钟已全部露出,中室淤泥还未清除完毕,其它几个室内一些竹木漆器还在陆续取出。我们决定,先停抽水,中室清理人员集中力量对编钟录取各项原始资料,采取保护措施,拟订取吊方案,确保安全出椁。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发现有两个甬钟已掉入淤泥中,为清除淤泥,必须把它们取走。我们研究了编钟的编号办法,决定将全套编钟按集品来编,给它一个号:随擂M1.C65,各个钟按其悬挂位置分层分组,靠南壁短架三层分别为上、中、下各层的第一组,靠西壁长架上的,由左向右(以人在椁室中央面向钟架为准,下同)分别为上、中层二、三组和下层二组,(包括鎛钟在内)一共编了八个组,各组内之顺序号亦按由左向右次序来编,已掉下来的钟,按其复原到钟架上的位置编号。5月26日午夜,两个掉入淤泥中的钟(中层三组5号6号甬钟)安全取出,经清洗发现,钟为长枚甬钟;正面钲部有“曾候乙乍(作)(持)”错金铭文,其正鼓侧鼓部位还有标音铭文,反面铭文更多,篆体错金,金光闪闪。于是,墓主人是谁?是不是“曾候乙”?葬于何时?此墓是哪一时代的?编钟又是哪个时代的?为谁所有?这一些问题,成了考古队员们思索和议论的中心。按议定的办法,在对编钟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后,中室的清理工作,主要转向淤泥。同时,还要利用留在底部积水的浮力,把已露出来的漆、木、竹器先行取出。
一切都已就绪,包括压在淤泥里的石编磬及磬架,已安全取出,编钟在墓坑位置图、正视图、侧视图、结构图,都已绘毕;全景照、局部照、特写照,都已摄过;由彭金章同志率领来支援工作的武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几位老师和76级十几位同学都已到达工地,技术力量得到了补充。从6月4日开始,按部就班地取吊编钟。由于中室清理小组的同志们首先逐一摸清了各个钟及全套钟架组装的情况,掌握了要领,取吊比较顺利。6月4日将上层第三组七件钮钟及这个组的钟架拆下来取吊完毕,5日又吊完上层二组和一组,9日开始取吊中层三组,11日开始取吊上层三组及掉落椁室的大钟,至12日,65件钟全部安全出土。取钟的同时,各个钟的挂钟构件随钟同时取出,其编号亦与该钟相同。最后拆卸取吊中、下层钟架,同时摸清了它们的组装规律,摄取了各种特写镜头,至6月15日全套编钟,包括钟、钟架、挂钟构件、演奏工具,完整地安全出土,沉睡地下已两千多载的这一巨型乐器终于重返人间。中室取吊编钟的同时,或先或后,或穿插其间,将编钟南架与南壁间的青铜礼器,靠近东壁的大型酒器、漆木器及杂陈于钟、馨、鼓之间的其它乐器也都一一取出。至6月17日,中室清理工作第四步——取出文物的工作全部完成。与此同时,北室的清理,从5月31日开始,至6月10日基本结束。从甲胃残片中“和盘托出”的两堆竹简,转入室内绘图、摄影清洗后,得知竹简240枚,计6696字,内容为记载葬仪车马兵甲的遣策,是西晋汲郡出土竹书之后先秦竹简出土最多的一次。沉于北室椁底的两大堆甲胃残片,也是和盘托出后得到夏鼐同志的支持,原状运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经过该所技术室专家们的努力,清理复原出完整的人甲13件,不完整的马甲2件,并依此复原制作了人甲胃模型1套、马胃1件,第一次获得先秦甲胄的完整资料。北室最后取出的文物是2件大铜缶。它是北室最先见到的文物,却是最后才从椁室吊取的,它们是此墓出土青铜礼器中最重的,高均超过1米,重量分别为327.5和292公斤,也是目前我国考古所见同类器物中最大最重的。西室的现场清理,较为简单,主要是吊取13具陪葬棺,除浮于水面的两具棺揭椁盖板时即已先行取出外,其余仍在椁底的棺,横七竖八早已散乱。在作完纪录资料后,从6月17日至19日全部取完,倾覆于椁室的小件器物及部分裹尸竹席亦同时取出。对所取出的陪葬棺与东室取出的陪葬棺,由一个专门班子,从6月19日到25日在室内进行了清理。经复原归位,发现所有陪葬棺皆有人骨架,经鉴定全为女性,东室8具,年龄最大者26岁,最小者19岁,西室13具,年龄最大者24岁,最小者13岁。中室发现编钟的同时,5月22日上午八点,墓主外棺盖露出水面,“好大的家伙!”棺盖平面成长方形,长宽在3X2米以上。待水位逐步下降后,这庞然大物进一步露出真情,它是由内外两层棺组成的一副套棺。其外棺制作与常见的木棺不同,是以青铜为框架嵌木板构成的。结构十分巧妙牢固。经实测,棺高2.19、长3.2、宽2.1米,周身髹漆绘彩,十分华丽。出水时盖面有些倾斜,东南角与棺身脱离,是因为侈出的铜榫嵌入椁墙,棺的一边被悬空,足未落地而形成的,之所以如此,有可能是当年下葬时不慎失事所造成的,下葬后也没有扶正。体形如此庞大,加以铜木结构与髹漆绘彩,在过去的古墓发掘中未曾见过,确属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人们为这一重要发现而高兴。用饱水塑料泡沫将其包裹好,并不断喷水,保持其一定湿度。后来在积水快要抽干时,又在铜足未落地的一边,用千斤顶顶着,以防下塌压伤棺底下的文物。6月6日,大棺周围及底下的文物已全部取出,取吊大棺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我们拟定了两套方案:一是充分利用这里部队提供的机械设备及技术人员的条件,整棺取吊,吊出后另择场地开棺清理,故准备好了载重8吨的黄河牌吊车一台,解放牌载重汽车两台,由雷修所协助特地设计制作了载重5吨能使大棺平置的平板推车一部,还腾出了面积300余平方米的大仓库一间,拟将大棺吊出椁室后即装上平板推车转入室内,开棺清理。二是如果大棺结构不够牢固,不能整体取吊,则现场开棺清理,分层取吊。也准备了开棺必需的各种工具器材,对万一有保存完好的尸体,还作了必要的防腐准备,并和参加过马王堆和凤凰山古尸解剖的武汉医学院武忠弼教授约定,如有必要,他可以率专家小组及时赶到现场。6月7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和文物出版社社长高履芳在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军区副政委潘振武的陪同下到达随县检查工地发掘的情况。冶秋同志同意我们的方案,并表示来得及的话,他有兴趣在现场看一看吊棺。邢西彬、秦志维同志又一次检查了我们的准备工作,通知我们连夜吊棺。毕竟像这么大铜木结构的套棺,参加这里发掘的各路行家里手,谁都没有见过,如何开启取吊都没有经验,连它的重量,谁也没有把握估计得很准确,我略略算了一下,可能在四、五吨之间。为防止万一出差错,又临时从附近工厂借来一台载重5吨的解放牌吊车,停在坑旁备用。入夜,天气晴朗,月明星稀,水河畔吹来的东北风,把东团坡白天被阳光曝晒的一股闷热之气早已吹散。王冶秋、潘振武及来观光的各级领导均来到现场,十点,我宣布开始取吊主棺,我们决定先按第一套方案办,整体取吊。东室清理小组人员,早已把大棺用泡沫塑料作了包扎,底座铜框下垫有厚木托板,千斤绳系在托板上,吊车架在东室西南角平地上,地坪是原生红色砂岩,承重没有问题,车身又用千斤顶和枕木塞加固,因原来墓口遭破坏,现在地坪高出大棺盖也只不过3米多,到棺底也就5米多一点,等高距不算很大。一声哨音响过,随着现场指挥杨定爱手中红绿小旗的挥动,机车吊臂已伸向墓坑,粗大的钢索和巨型吊钩停在大棺顶上,一位小伙子把千斤绳套上吊钩,卡好绳扣,又是一声哨音响,司机小宋脚踩油门,手把操纵杆,聚精会神地在紧收钢揽绳,载重指示仪表上从5吨、6吨到7吨、7.5吨,只差0.5吨就到极限了,可大棺在坑内稳如泰山,纹丝不动。我急忙请另一台吊车也参与助战,试吊了一下,仍然无济于事。看来,我的估算完全错了,小看了它。整体起吊的方案只好作罢。冶秋局长是行家,见此情景忙把我叫去:“不要着急,太大了,太重了,两台吊车都搞不动,就不要整体搞了吧?你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今天已经很晚了,大家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上午我们再来看。”送走了冶秋局长,已是深夜零时,我们当即在坑边作了一番紧急磋商,决定改用第二套方案,现场开棺,分层取吊。次日清晨七点,小杨率清理小组的伙伴,作好一切准备。八时许,冶秋局长、潘振武将军等都来了,我再次宣布,开始现场开棺吊棺。将棺盖撬开加固后,小宋开动机车,轻轻地就将棺盖吊了起来,仪表上显示载重已超过1.5吨。原来如此,一个棺盖就这么重,加上棺身,还有内棺,内棺里还不晓得藏了一些什么“宝贝”,何其重哟!八吨吊车,又怎么能吊得起来呢?
外棺盖已打开,一个形体巨大,五彩缤纷的内棺置于底部,顶部有已腐烂了的丝绸残迹,在鲜艳的朱红漆外棺内壁的衬托下,始呈浅红色,曝露一会儿,变成黄褐色,渐渐又呈黑色,已是无法取出了,只能尽量摄取各种纪录资料。外棺不能整体取吊,内棺能否整体取吊呢?经现场的仔细观察与测算,很难。且不说内棺里面的情况不明,体重难以估计,摆在眼下的是内棺外底紧贴外棺内底,连一点缝隙也找不到,不说放置托板,就是直接用千斤绳捆系,绳子也难以插进去。在征得冶秋、老邢、老秦与顾老的同意后,决定按分层取吊的原则,现场打开内棺盖,先吊棺盖。不一会,内棺盖被打开。只见内棺棺室四壁的朱漆更加鲜艳,耀人眼目,南头棺壁上,一块半圆形玉块嵌于中央,从各种迹象看,原有满棺积水,现已下落,尚存三分之一,上部有腐烂的丝麻织物,下有人骨架,小型玉、石、骨、角器布满死者周身。经实测,内棺长2.5、头端宽1.27、足端宽1.25、高1.32米,其结构,由盖板、两侧壁板、两端挡板、底板及底下的横垫木接榫而成,髹漆非常讲究,抹灰磨光后,以朱漆为地,再以墨黑、金、黄等色漆绘出十分繁缛的图案。这些图案除有几何形门窗外,多以龙、蛇、鸟及神人、怪兽等组成,成排成行成组,似寓意着一些神话故事。对内棺里面的遗物,先以小皮管用虹吸管的原理排除积水,再用薄塑料板沿棺的侧壁插入棺底,将遗留物全部托于塑料板上,塑板下再用木板加固,和盘托出,转至室内仔细清理。后清出入骨一具,经测定为男性,年龄在45岁左右。
清出金、玉、石、铜、骨、角等各种质地的小件文物350多件,其中不乏罕见的艺术珍品。最难得的要算那件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它是用五块白玉石,分别镂空雕成龙凤图案,再以三个椭圆形金属活环及一根玉梢钉将其连成一串,可以活动转折,全长48、宽8厘米,迄今仍是先秦玉器中仅见的杰作。至此,东室的清理基本结束。剩下主棺的两层棺身,是到6月21日其它各室清理全部完了以后才取吊的。取吊时,吸取了前两次的经验,采取了“灌水取吊”的办法,先向椁室内灌水,水略高于内棺底时,借用水的浮力,在内棺底下插入托板,包扎保护加固后,在托板上系千斤绳,然后取吊,一次成功;继之又顺利地将外棺棺身吊取,置于手推平板车上,转入室内。这次只用了一台黄河牌吊车,驾驶室内仪表上显示的重量,外棺总重约7吨,内棺总重约2吨,共9吨,除去木板含水重量,估计当年这副套棺总重当在6吨以上。后经测算,外棺铜框架用铜量即在3000公斤左右。
灌水取吊主棺之前,我们还根据王冶秋局长及省委领导同志关于墓坑及椁室原地长期保存以供参观的指示,对椁墙四周及椁底板下进行了钻探,取得了必要的科学资料。又将椁底板上的稀泥残屑全部取出,分室用清水进行了淘洗,这个工作,直到6月28日才全部完成。随后在墓坑上加盖了临时保护棚,墓坑内重新灌满了清水,以保持木椁的湿度,防止干裂。名流荟萃百家争鸣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十分广泛的科学,不仅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关系十分密切,与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如地质学、自然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建筑学、土木工程学、激光科学等等,也有密切关系。考古研究许多课题的完成,必须得到这些学科的支持和帮助。面对擂鼓墩一号规模这么庞大的古墓葬,在制订发掘方案的时候,我们就十分明确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做了思想上与组织上的准备。决定要在考古发掘工地,实行“开放政策”,打破门户之见,反对资料垄断,欢迎各学科各方面人士来参加研究,实行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热情支持,他除了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顾铁符、文物保护技术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胡继高及中国历史博物馆、文保所、文物出版社的许多同志,或常驻工地、或来往指导、帮助工作外,还亲自出面为我们邀请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公安部技术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许多专家来工地帮助我们解决难题,我们自己也从多方面约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前来联合攻关。一时间,擂鼓墩名流荟荤,济济一堂。首先在工地作报告的是王冶秋局长,他是6月7日到达随县的,经过两天的现场考察后,8日晚向发掘队全体工作人员作了报告,他代表国家文物局对这次发掘工作取得的重大成绩表示祝贺和衷心的感谢。他指出:“大家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初步看来,墓葬的年代属春秋战国之际。国家文物局八年规划中提出要研究解决我国历史上两个过渡的历史,一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一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个墓正处在春秋战国之际,这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看来,这个墓对说明这一历史问题有重要价值。”他的报告给参加发掘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很大鼓舞,使得发掘现场已经开始了的科学研究工作更加活跃,除了墓主人是谁、身份等级怎样?此墓下葬的时代等这类常见的问题外,许多问题都曾引起人们的兴趣。
首先,这地下深宫的秘密已全部揭开,怎样来评价它的“性质”呢?各路行家不无偏爱。文物博物馆专家说:这里青铜、金玉,无所不有,漆木丝竹,一应俱全,礼乐车兵,样样皆备,加上这巨大的墓坑和椁室,不是一座地下博物馆又是什么呢?古文字学家说:不仅是地下博物馆,还是一座地下图书馆、档案库呢!因为240枚竹简、墨书文字计有6696字;加上石磬刻文696字、木器刻文296字,还有其它朱书、墨书文字,总字数达12696字,在我国考古史上,战国文字一次出土如此之多,还是首例。其内容也涉及相当广泛,除随葬文物清单外,有乐理、乐律、天文史料、曾国葬制、曾楚关系、文物器名、诸侯之间的文化交流等等,不是图书馆、档案库又是什么呢?更多的学者认为,说它酷似一座神奇的地下乐宫,更为恰当。因为所出随葬文物中,以乐器最为重要,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品种全,弹、吹、敲、击应有尽有,在先秦古墓发掘中目前仅此一例;文物布局,也以乐器占居最重要的部位,除中室、东室外,北室还有储藏石编磬的木匣;西室陪葬者亦皆乐女。器物形体之大,分量之重,以编钟为最,未有与之伦比者;文字材料内容,也以反映乐器阶名、律名、乐理乐律者居多……,说它是一座地下乐宫,实是当之无愧。此外,还有诸如曾楚关系、曾随关系、曾侯是否即随侯、21位殉葬者是妃妾乐女还是乐舞奴隶,曾侯乙何许人氏,编钟及青铜尊盘等一些精美的青铜器是如何铸造的等等,都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发掘现场也是学术讨论的课堂。古乐新声震惊环宇应王冶秋局长之请,文化部文艺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史学家李纯一、黄翔鹏、王湘、吴钊等一行6人,先后于6月下旬从北京到达随县,对已出土的音乐文物进行现场考察与测音。我派考古队员、来自光化文化馆的冯光生,一位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即今武汉音乐学院)手风琴专业的年青人给他们当助手。他们紧密合作,克服了炎天暑热带来的重重困难,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此墓出土的全部乐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科学研究。首先,于7月3日至4日,对全部编钟进行了测音,取得了极有价值的科学数据。继而与古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李家浩等密切合作,对钟磬铭文(包括钟架及其构件上的铭文)进行了全面的考释研究。音乐家与古文字学家一经结合,力量无比,从而迅速解开了我国音乐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编钟钟体上两千八百多字的铭文,实是一部光辉的乐律学著作。对编钟以外的其它乐器的逐一检测、研究,竟然发现横吹竹管乐器中的一件箎,虽已埋在地下两千多年仍能吹出音响,其音阶在六声以上。一件排箫,竟然有七、八根萧管能吹出乐音,音阶结构已超出五声。我们还从光化乐器厂请来了两位老乐工,在黄、王二位的指导下,对笙、箫、琴、瑟、鼓都进行了复制与复原。为早已失传的古代乐器重登今日的舞台创造了条件。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又是一种随唱奏而随即消逝其声的“时间的艺术”,怎样让今人在亲眼目睹这诸多乐器艺术风采的同时,又能亲耳听到它们的优美乐音呢?怎样不致使距今已两千多年前的古乐器的声音不因时间的消逝而能再闻其声呢?我们决心把它们搬上舞台,重现当年风采。测音与研究表明,由于钟体合瓦形的独特结构和不匀厚的钟壁以及激发点和节线位置的关系,所有编钟都能激发出两个乐音,两音间多呈三度和谐音程;全套钟音域宽广,最低音是C2,发自下层一组1号钟的正鼓部,最高音是D7,发自上层一组1号钟的侧鼓部,频率范围自64.8至329.1赫兹之间,共有五个八度又一大二度;音阶系列与现今国际通行的C大调七声音阶同音列,其中心音域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音色优美,下层的大钟,声音低沉浑厚,音量大,余音长;中层较大的钟,声音圆润明亮,音量较大,余音也较长;中层较小的钟,声音清脆嘹亮,音量较小,余音较短;上层纽钟声音透明纯净,音量较小,余音稍长。如各组钟配合演奏,定能发出奇妙的交响。
现场清理中已出土的六个丁字形木槌、两根长圆木棒和鸳鸯形漆盒上的彩绘撞钟图,为这套钟的如何演奏打开了通道。六个丁字形木槌出土于钟架旁,应是敲击中上层各组钟的演奏工具,人们毫不生疑。但下层大型甬钟用什么工具来演奏呢?钟架内侧斜靠横梁的两根长圆木捧应该担此重任。但当我们将此大棒复制出来去敲击大钟时,却遭到了来自各方的责备:“这么珍贵的文物,用这么大的棒子去撞能经受得起吗!你们太不爱惜文物了!”连治秋局长也心生疑惑,问我有什么根据,“是否非用此大棒撞击不可?”鸳鸯盒上的漆画帮我回答了这个问题,画面上悬着钟,一个神人正双手执棒在撞击呢!我们又反复实验过,由于钟体特大,若不用此种大棒撞击,就难以激发整个钟体的共振,得不到理想的音响效果;而且执棒者若不使大棒末端的圆形平面保持与钟体平行,接触面过小,亦不能激发出原有的优美音色。乐师如何用槌棒来演奏呢?过去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中,有过席地而坐以奏钟磬的图象,这套钟规模如此高大,席地而坐是不可能奏出乐曲的。从钟体悬挂的倾斜度及横粱上标示悬钟位置的标音刻文,可知撞击下层大钟的两名乐师演奏时当行走于钟架内侧;敲击中层甬钟及上层纽钟的三名乐师当立于钟架外侧,是五位乐师共奏这套钟。该组织一个乐队进行排练了!当今人,谁曾演奏过古钟呢?谁曾听说过,今日乐坛有过一个古编钟乐队呢?一切得从零开始。我说:“老黄、老王、小冯、小王得你们这些音乐学家自己动手了,做新中国第一代编钟乐师吧!”我又从湖北省博物馆群工部调来了几位女讲解员,人手还不够,来的人还得有点音乐素养。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又从炮兵某师宣传队选调了几位青年男女演员,一个前所未有的编钟乐队组织起来了,黄翔鹏担任了艺术指导兼指挥。我们选定了距擂鼓墩不远的解放军炮兵某师礼堂作为演奏编钟和拍摄电影的场地。现在得让编钟重登今日的文艺舞台了。它从地下重返人间以来,钟体、钟架、挂钟构件、演奏工具分散存放还未曾团圆,部分零件还有损伤或脱落呢!能够重新组装起来吗?木质的横梁处于饱水状态,能够重新载重吗?有人提醒我:“别冒险了,文物损坏了可不得了!”经过反复琢磨、检测,又将已脱落受损的挂钟构件进行了修复、复制,尤其是仔细检查了木质横梁,估算了其载重能力,确认不会有任何危险后,终于成功地把编钟在今日舞台上重新组装了起来。考虑到今日舞台亦未曾承载过如此重的乐器,又在台面下进行了加固,这两千年前的古乐器经受了一次非凡的考验,屹立于今日舞台上,仍然威武雄壮,风采翩翩。八月一日下午,一场史无前例的编钟音乐会在这个礼堂里拉开了帷幕。我这个墓坑里的考古队长,一下又成了舞台上的主持人。我们采取展演相结合的形式,首先由我向观众介绍此墓出土的各种乐器,介绍一种展示一种,原件能发音的奏出乐音,不能发音而已有复制品的,用复制品奏出音阶旋律,最后重点介绍编钟,讲到哪里指到哪里,需听音者敲到哪里,首先让人们听清楚其音阶结构,一钟双音及各类钟的不同音色,然后开始演奏。我们编配了一套“古、今、中、外”兼而有之的曲目,一曲合奏《东方红》,尽人皆知的旋律,使全场信服地鼓掌欢呼:千古绝响复鸣了!古钟真能发出新声了!两千多年前的宫廷乐器,终于能将其乐音留给今人。一曲《楚商》把人们带到了“瑟兮交鼓,萧锺兮瑶,鸣篪兮吹竽”(《楚辞九歌东君》)那屈原的时代;草原民歌、浏阳河曲,一会儿使人们如驰骋草原,一会儿使人们如迈步河畔;《一路平安》、《欢乐颂》、《樱花》又使你飞向大洋彼岸,放眼东土;《国际歌》使这场史无前例的音乐会在欢乐中胜利闭幕。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首次编钟音乐会上,演奏者正在敲击中层甬钟的情况忙坏了电影摄影师、电视录相师、唱片录音师,他们抓住这亘古未有的机会,摄取了这珍贵的历史镜头,录下了这两千多年以来编钟的第一次奏鸣。不久,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湖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传播了这声音、这图象。从此,古乐之乡擂鼓墩的钟鼓之乐、金石之声,漂洋过海,传遍世界震惊环宇。此前的7月1日,我们在具展览馆举办了《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文物汇报展览》,埋藏地下两千四百多年的珍贵文物,首次正式与观众见面,参观者十分踊跃。展出28天,观众达十五万人次。为了增强展出效果,更好地发挥文物的宣传教育作用,同时也为了澄清发掘期间的一些讹传,正确地宣传国家保护文物的方针政策,我应县革委会办公室之约,在县五级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擂鼓墩一号墓发掘的主要收获》的报告。县广播站录了音,又配上了几首编钟乐曲,在全县播放,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我们也借此机会,向全县人民尤其是解放军给予我们的无私支援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展览开放的同时,我们对所有的文物与纪录资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与核对。9月上旬,在炮兵驻随县某师汽车连官兵的大力支持下,出土文物安全运抵武昌东湖湖北省博物馆。10月1日,在省馆展览大楼内举办了《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文物展览》。《中国文物报》1993年08月连载
《乐宫探秘──曾候乙墓发掘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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