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 交响乐经济学：注定是赔本买卖？

上周末，两支有着独特体制的交响乐团——台湾长荣交响乐团与贵阳交响乐团先后亮相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在让我们看到其各自艺术特色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关于这两支“非典型性”乐团的更多思考。

交响乐的经济学和别的行业的经济学略有不同。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福利经济学以及演出经济规律的经济学家叫鲍莫（William Jack Baumol），他运用经济学的工具，对歌剧、音乐剧、交响乐、室内乐等演出市场和运营规律进行了仔细的剖析。纯粹从经济学角度考量，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变化带来的产业革命是自然的，互联网科技和分布式能源现在正在经济的转型升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和技术不断进步、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经济部门相反，交响乐的现场演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产出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可成本却在不断上升。

巴洛克时代，宫廷的乐队基本由王公直接发薪水。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交响乐团尽管组织形式各不相同，但均不同程度取得了自主权，同时也直接面临经营上的风险和挑战。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演变，二战后欧美主流交响乐团已经完全专业化，乐手的薪酬制度尽管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能逃过鲍莫的魔咒。薪酬的支出年年水涨船高，可交响乐这种经济活动的产出效率却无法如此快速地提升：演出一场交响音乐会，仍旧需要指挥家、独奏家、近百名乐手以及为数不少的技术人员，同样多次的排练（遇上精益求精的指挥家甚至更多次），可票价也没法猛涨，尽管音乐厅越来越现代化，座位也从几百座进化到现代主流的两千座左右，但总的票房收入上涨的幅度却相对缓慢。在这样的假定前提下，必然亏损会逐年加大。而别的技术进步明显的产业则无此烦恼，随着技术进步，每个劳工所带来的产出会显著增加，如IT业、工业界等等。有数据分析，从1834年到1964年，美国每场音乐会或者歌剧的开销平均每年上升2.5%，而美国的物价指数平均每年才上升1.0%，即便是小学生也能马上明白，这薪酬成本上升太快了。

所以交响乐注定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交响乐团必然最后不堪重负，关门了事！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已经有一大批欧美交响乐团遭遇危机。在经济学的模型范畴里，我们似乎并没有太多选择：减少乐手数量、降低演出质量、提高演出票价、降低薪酬或者使用更多的免费业余乐手。演出质量的降低是最令人感到悲哀的一个结局，不幸的是这在世界各地的小型艺术机构里发生着。演出票价一直在随着人们的收入水平、用于娱乐和文化的支出的提升而缓慢提升，但我们必须看到，为了扩大交响乐的受众以及让老百姓都能走近交响乐，票价的政策一直是核心敏感的话题。降低薪酬也是令人悲伤的话题，职业乐手这个职业变得不再有吸引力的时候，也就是古典艺术消亡的那一天了；这样的例子其实就在身边发生过：当年我国国家级艺术院团的艺术家们薪水还不如卖茶叶蛋的，他们挥泪告别交响乐，下海去捞外快又有什么错！贵阳星力集团董事长、曾是省歌舞团乐队大提琴手的黄志明在决定投巨资搞交响乐的时候，或许他也曾想到过当年乐队里的朋友，当年面对艺术的无奈，或许是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一个角落。

为了保持、提高艺术的水准，必然会导致赤字的出现，那只要找到平衡之法，不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吗？欧洲大陆过去几十年来，文化部门和当地政府对交响乐艺术的扶持力度一直保持稳定，就是跳出了鲍莫的生产率魔咒，用艺术、文化、公共服务的思维来处理这一问题。而英美的思路则更加直接体现了历史的轮回，四百年前王公贵族是艺术最大的保护人，如今的英美大资本家则用巨额的捐助让乐团得以存活发展。回到我们国家，国家是否能长远地给予交响乐支持，用文化的眼光、社会福利的眼光来看待交响乐事业的发展，而非简单粗暴地讲“投入产出比的市场经济”？坐拥政策优势的剧院本身是否会坚持艺术品质，坚持国际标杆（或者说，努力追求国际标杆），而不是仅仅从部门利益出发，狭隘地一味强调卖票卖出成本？政策扶植较弱的乐团，能否获得国家、社会的长远支持，从而更多地将精力放在提高艺术生产水平上、人才扶持上，而不仅仅考虑生存问题？有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企业家能否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持一支交响乐团？

从上海工部局乐队算起，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已然根深叶茂，然而大多数乐团的大部分预算还是来自于公共财政或相关的财政拨款。贵阳交响乐团与台湾长荣交响乐团恐怕是两个耀眼的“另类”存在：台湾富豪张荣发先生通过自己的基金会投资的长荣交响乐团年轻而活力四射，是全台湾唯一由民间法人机构经营的职业交响乐团，编制从2001年时的20人小乐团发展到今天70多人的双管交响乐团，成果不可谓不辉煌；贵阳交响乐团2009年才初试啼声，不过得益于黄志明的倾力支持，现在的财政健康状况是大陆交响乐团里的佼佼者。

这样“另类”的存在恐怕有一些必要条件：首先，投资人本人必须热爱交响乐且对其社会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如长荣老板张荣发先生本人就很喜欢音乐，他相信音乐可以抚慰人心，消弭暴戾之气，且可促进社会的和谐及安定。其次，雄厚的财力必不可少，贵阳交响乐团每年千万级的投入是乐团一切事业的基石，而如想继续提升乐团的艺术水准，几何级数的投入更是必须，柏林爱乐乐团每年4000万欧元的预算才是国际一流水准的保证——而根据交响乐的经济定律，在保证艺术水准的前提下，投入还需每年适当递增。再次，恐怕也是最难的一点，长期的愿景与品牌的塑造需要时间，而私营投资缺乏稳定性，接力棒将来传到何方？

文化即“人化”，文化是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对效率和公平的追求，在某些方面会损害人类充实的精神生活赖以存在的一些基本价值，交响乐恰恰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文化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曾经有几代作曲家和演奏家给交响音乐注入了独特的魅力，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也必然会给全球交响音乐版图带来更深层次的结构变化——海峡两岸的高水平交响乐团和新创作的作品，不都是最好的例证吗？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出发，鼓励富豪与企业家对文化事业投入无疑是多赢的，如何从顶层设计上通过财税杠杆、政策优化等手段让更多的文化事业成为“混合型经济”，是未来深化改革事业里衮衮诸公需要积极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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