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很佩服朱贤建的

曾经暗暗希望朱贤建不要被记起，曾经多么希望朱贤建会慢慢被遗忘在某个角落里，曾经更是祈祷朱贤建能够到达他最想到达的地方，然而，41天后，终于，朱贤建还是被找到了。

还能有什么希望呢，只希望有关方面能从人道主义出发，法外开恩，给朱贤建判个不可减刑的“无期”吧，不要遣返他，就让这个可怜的人老死在监狱吧。

虽然监狱不可能是朱贤建最愿意呆的地方，但朱贤建的祖国却是地狱，如果被遣返，回去等待他的是可想而知的凌辱与生不如死的折磨。

（如果你是朱贤建，如果你是这个女孩，你要不要拼尽所有力气偷渡离开？）

哎，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希望呢，这个可怜的、熟悉的陌生人。

陌生，是因为我不认识朱贤建。

熟悉，是因为有一段记忆还不曾走远。

曾有老人回忆，从1951年到1980年，那个时代的广州，人们常常自发去珠江练习游泳，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河的那一边奔去。

那些成功奔到了河的那一边的人们，他们是幸运的。

许多报纸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到那里的人聚集在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

数千名菌井，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当地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偷渡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偷渡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井茶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偷渡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当地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当地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人，在周围当地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多么善良、淳朴、可爱的当地市民啊。想到这些不曾远去的过去，说不尽道不完对这些河那边人们的尊敬、喜爱，感谢。如今，只有无限的惆怅，只有深深的遗憾。想祝福，不知道该如何祝福，这祝福实在太虚伪、无力。

后来，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生活有了盼头，谁愿意背井离乡啊。人的嘴巴会撒谎，可人的脚很老实，哪里好自然就往哪里跑。这也是朱贤建们为什么要往这里跑的原因啊。

写到这里插一句，这也是我为什么这几天连写几篇文字怼司马南的原因。我不想重新再回到四十年前的那种岁月，我一直记得，为了给我买一双少林鞋，仅仅12元钱，我亲爱的外婆盼着家里的兔子们快快毛长起来，盼了一个多月。

可怜的朱贤建，生而为人，他只是想吃饱饭，他只是想像个人一样活下去，他不得不拿自己的生命做筹码去赌一回，他错在哪里啊？

朱贤建能像六七十年代的广东人一样，幸运的得到善良的、淳朴的，可爱的人们的帮助吗？

多么希望我的希望不是我的一厢情愿。

朱贤建这个人让我想起了一个叫布鲁斯克的年轻人。

1961年，新建的 柏 林墙还不是很坚固，辅助设施也有待“完善”，有个叫布鲁希克的东德司机身中数弹，仍然紧踩油门，大客车在弹雨中一头撞开了柏 林墙，冲入了西柏林。梦寐以求的自由的风，在布鲁斯克年轻生命的最后一刻，穿过挡风玻璃的19个弹孔，吹拂到了他的脸上······

 “But I tried, didn't I? Goddamnit, at least I did that. ”

但我试过了，不是吗？妈的，至少我试过了。

其实，我是很佩服朱贤建的，至少他试过了。

而最悲哀的是，比如朱贤建祖国的许多人，他们明明身在地狱，他们偏非要说他们那里是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