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

徐滇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钱学森之问——闲聊人才（之六）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对温家宝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转眼之间18年过去了，钱学森提问时出生的孩子都上大学了，这个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天晓得！

毋庸讳言，钱学森讲的是真话。放眼望去，国内名牌大学中顶尖的学者大多拥有欧美的学位。国内培养的博士的含金量明显地差了一个等级。有人抱怨，为什么看不起本土培养的博士？没办法。不服气，不妨到学术舞台上较量一番，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之所以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国内学术界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利于培养人才。

唐朝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没有伯乐，就是千里马从面前走过，也不一定认得它。话说回来，伯乐凭什么识别千里马？固然伯乐有超出凡人的识别能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识别千里马的关键在于竞赛。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跑得快的就是胜利者。识别人才的最好途径是竞争。必须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发掘人才。

历代开国君主崛起于草莽，初创阶段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没有僵硬的官僚体系，因此，竞争环境比较公平。在残酷的竞争中涌现、锻炼出一批杰出的人才。庸才、饭桶早就被淘汰了。如果天下承平已久，朝廷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官僚系统，不讲竞争而讲资历、门派，阿谀拍马之徒可能比人才更容易被提升重用。

人才是在竞争、淘汰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人才是分层次的。高水平的竞争培养高级人才。

拿乒乓球举例，在班里打得最好的叫做班里的人才，参加系队的叫系里的人才，代表校队、市队的是学校或市里的人才，只有进入国家队的才叫国际水平的人才。笼统地把所有会打乒乓球的都叫做人才，毫无意义。中国乒乓球人才济济，新人层出不穷，常盛不衰，在世界乒乓球舞台上横扫千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乒乓球的水平普遍很高，竞争相当激烈。国内比赛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国际大赛。在高水平的比赛中培养出大量优秀的运动员。从普通一兵成为高层次人才，决定因素是竞争环境。参加什么档次的竞争，就出现什么档次的人才。只有参加高层次的竞争，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离开竞争谈人才无异于缘木求鱼。

别看国内足球甲A联赛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整体水平不高。踢假球，吹假哨，乌烟瘴气。由于缺乏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至今还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来。出了国门就成了狗熊，踢一场输一场，弄得中国人很没有面子。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素质最高，能力最强。1938年前后大批优秀青年投奔延安，挺进敌后根据地。有本事的人得以充分发挥，屡立战功，打开了局面。没本事的人很快就被淘汰掉了。在极为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许多人牺牲了，剩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英雄豪杰。

目前，在中国一般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因此我们具有培养这些人才的条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虽然中国科技水平已经迅速提高，但是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赶得上的。在北美和欧洲有许多非常好的大学，聚集着来自于全世界的优秀学者。可以说，学术界的“奥运会”主要是在北美和欧洲举行的，代表了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只有参加这些竞争才能培养出顶级的人才。离开了这些竞争，即使自我感觉良好，充其量不过类似中国足球的甲A联赛罢了。在高科技领域中我们缺乏良好的竞争环境，怎么能成批培养顶级人才？

曾经有经济学家做了一项研究，为什么美国社区学院每年的学费不过三千美元左右，而第一流常春藤学校的学费动辄五、六万美元。相差如此巨大，可是家长和学生依然趋之如骛，千方百计想进入名牌大学。是不是他们使用特别好的教材？是不是这些学校的教授特别会教书？研究的结果否定了这些假设。名牌大学和社区学校使用同样的教材，名牌大学的教授对讲课的重视程度甚至远远不如普通大学。好学校的校风好，教学秩序非常严格，同学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在竞争中彼此促进，相辅相成。淘汰率非常高。进门不容易，毕业更难。

实践证明，要学到真本事非得参加考试不可。虽说考试有千般弊病，但是没有考试却万万不行。考试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竞争环境，只有严格、公平的考试才能给学生注入刻苦学习的动力。考试前非得认真复习，融会贯通不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学到一些东西。虽然访问学者也听课，如果只是旁听而没有参加考试，学的东西就不够踏实。一般来说，要踏踏实实学到点东西，还是要走科班道路。

我在加拿大和美国教书三十多年，在国内好几个名牌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深切地感受到国内外大学竞争环境的区别。我的中国学生说，在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同学们常常讨论周末到哪里去吃去玩。出国之后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周末和假日。每天晚上12点，图书馆里依然坐满了读书的学生，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在考试中拿到一个好分数。如果有个学生不及格的科目多于学校的规定或者平均分低于70%，下个学期登记注册的时候在电脑上就找不到这个学生的名字了，想交学费都没门，不声不响就被淘汰了。

在北美名牌大学中的淘汰制非常残酷无情。按照一般统计规律，差不多要从10个大学生中挑选出一个研究生。如果继续深造，在北美名校攻读博士学位，在第二年的资格考试中淘汰50%。第三年的综合考试再淘汰三分之一。大致上，从4个研究生中考出来一个博士。在3个博士中也许只有一个能被大学聘为助理教授。在3个助理教授中只有一个人有可能最终晋升为终身教授。在这样严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自然可以称为“人才”。

一位教育部的领导问我：“淘汰下去的学生怎么处理？”

我答道：“学生又不是校方的资产，凭什么由学校来‘处理’？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选择的自由，他们是来读书的，和校方没有从属关系。学生们清楚地知道，无论成败都由自己负责，考试不及格就走人。就像体育竞赛，拿不到奖牌怪不得裁判。”在西方大学中没有辅导员，没有思想工作，也没有什么讨价还价，被淘汰的学生自己收拾行李离校。由于各项规章制度清清楚楚，大家照章办事，教学秩序井然。

也许是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国内的大学似乎对学生拥有无限的责任。如果要淘汰不及格的学生，无论是学生和家长都会找学校的麻烦。于是，能不淘汰就尽量不淘汰，稀里糊涂地搞乱了竞争规则。只要进了大学的门基本上都能拿到同样的毕业证。由于赏罚不明，缺乏公平的竞争，学习流于形式，考核近似于无。无论是读学士、硕士还是博士，学到的东西不够踏实，水分太多。校园内学风不正，许多学生混日子，谈情说爱，吃喝玩乐，60分万岁，考试作弊，论文抄袭…，在缺乏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如何要求学生们努力学习？怎么能保证让学生学到真本事？

在西方，毕业生就业全靠自己努力争取。除了考试成绩和毕业论文之外，教授的推荐信起很大的作用。基本上没有人在意学生的父母是何方神圣，总统的孩子也未必加分。可是，在国内毕业后找工作，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未必能找到好工作。在就业市场上拼爹，走后门，行贿受贿，陋习盛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业市场的扭曲给学生读书的积极性泼了一大瓢冷水。

一般来说，欧美金融机构或者商业企业的工薪比较高，但是优秀学生就业的首选是进入教学、科研机构。社会风气更看重知识和思想自由。很少有毕业生愿意去当公务员。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并不高。市长挣的不仅不如商人甚至还不如教授。偌大一个市长不过是管管中小学的资源调配、收垃圾、扫马路、疏通下水道、整理街道市容，手中的财权极为有限。更何况，市长的任期只有四年，竞选时要接受选民审查挑剔，评头品足，哪里比得上终身教授？

在国内，报考公务员成为最大的热门。许多年轻人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财富，把当官当做人生的目标，当官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从表面来看，国内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可是，官员掌握着各种权力，说不清有多少合法或非法的谋利渠道。虽然上头三令五申反贪反腐，可是贪官污吏越反越多，贪污的金额越来越大。搞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的人一辈子挣的钱还赶不上官员贪污的一个零头。贪腐盛行，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扭曲了学生的心态，破坏了校园内的竞争环境。

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竞争环境，怎么可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何尝不知道这些情况？他提出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是因为说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