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越来越多颇有建树的生物科学家去了工业界，其原因和影响是什么？
又一个做HIV治愈的朋友Gilad Doitsh离开了学术界去了工业界。
Gilad之前是UCSF助理教授，现在任职于湾区一家startup。Gilad是UCSF的HIV大牛Warner Greene的博后，在2014年报道了HIV感染杀死CD4细胞的主要机制是细胞焦亡，并发表在了Nature，这是HIV领域一个重要突破，首次报道了HIV造成免疫缺陷的最关键机制。
一般在其他领域做出这样贡献的都会留在学术界当faculty。
但在HIV这个领域，包括现在的COVID-19领域，是免疫病毒领域最典型的lean culture领域，就是资源少，研究人员多，只有名校MD才有资源做这些研究。而且这些名校少有hard money，要自己申funding给自己发工资，这导致领域内越来越toxic。
在Boston，纽约和湾区，这种faculty工资也均低于科技领域的中位数，让绝大多数人无法糊口。所以这些地方faculty没有市场竞争力，无法跟工业界竞争，“人才外流”也最显著。
加上工业界现在越来越重视科研和发表文章，进一步让学术界工作失去了竞争力。因此在Boston和SF，HIV领域做出很多贡献的postdoc都会选择去工业界，包括之前Dan Barouch实验室发了数篇的两个博后朋友。
HIV学术领域这两年就出了Yale的Ya-Chi Ho一个faculty，她还是从Baltimore到New Haven，没有去Boston，纽约或湾区做博后。
HIV和COVID-19领域这种人才离开学术界的现象印证了我反复说的，COVID-19暴发后真正开发最重要的抗疫工具的药物、疫苗和诊断试剂的都是工业界，虽然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的顶刊文章。
所以一个朋友概括，在我们这个领域，学术界除了fight for glory（名校title/顶刊文章和审稿/HHMI和院士），其实不剩下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了。
个人发展前景和现实收入，是人才流动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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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宇歌博士，一直在美国从事病毒新药和疫苗研发。微博：子陵在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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