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轮椅

文/郭永昌

母亲，你打我的时候，绝不允许哭，这让我一生中不管遭受怎样的屈辱，从不记恨和抱怨 。

一）

大年二十八，我去帮女儿的同事贴春联。回家的路上我还在想，今年虽然算不上事事顺遂，总体来看还蛮不错，一时之间竟有些小小的快意。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弟弟打电话来，说估计母亲不行了。我以为听错了，一下没有转过弯来，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母亲，估计快不行了。刚才还有说有笑好好的，突然一头栽倒，不省人事了。   

这怎么可能呢？昨天母亲还打电话来，说我给她买的周林频谱治疗仪，她用了之后腿疼好多了，还跟我说，过了年让我再去海南陪她一段——苍天有眼，前一段时间我破天荒地放下手头的工作，单独陪了她一个月——但我知道，一向谨慎的弟弟，如果不是情况万分紧急，轻易不会说这样的话。我站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里，高价抢了一张晚上九点半去海口的机票，上楼告诉了老婆和孩子。她们正在看一档娱乐节目，对我说的事情好像并没多在意。毕竟，每天我母亲还跟她们聊天，她所给出的信息离死亡这个黑色的现实实在是太遥远了。她们怎么可能想象得出，刚刚检查完身体、没有任何毛病的母亲会摊上什么大事儿。        

我匆匆收拾行李奔赴机场，一路上胸口堵得厉害，但是又没有一滴泪。我努力想象着母亲的音容笑貌，但始终无法从岁月的深处打捞出一幅完整的画面，都是些一闪即逝的碎片。一直升到一万多米的高空，不仅我的思维没调整过来，而且还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攫住了我：我怕母亲死去，但是也怕她活过来。死过一次的人，会更怕死！如果真是这样，她还会是我那敢作敢当、敢爱敢恨、斩钉截铁的母亲吗？

二）        

夜里两点钟，我终于赶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弟弟和弟媳都万分焦急地守在监护室门口。任我们苦苦哀求，值班医生丝毫不为所动，坚决不给我这个从数千里外赶过来的儿子任何探视的机会。他说，你对母亲的心情我理解，但你也要理解，这里面躺着的，也有别人生命垂危的父亲母亲。然后，他指了指那些小跑着走路的护士们，说，请你放心，你的母亲交给我们，绝对不会比你自己伺候的差。 

我透过一方小小的玻璃监控窗口朝里忘去，看着粗粗细细的管子、明明灭灭的仪器和高高低低的嘀嗒声，心里禁不住万分悲伤。我温热的母亲，就交给这些冰凉的仪器，她的生命就由那些红红绿绿的数目字控制着。是的，那些医生和护士，现在都比我更熟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被他们像机器一样拆解成血压、心跳、脉压差和一大堆难懂的词语和数字。

在他们话语的激流里，我无论如何都拼贴不出一个完整的母亲。我母亲已经没有了脾气，没有了性格，她变成了一只只器官，一会儿是一只大面积梗塞的心脏，一会儿是一只已经衰竭得没有过滤功能的肾脏。但我知道，此时此刻，这些看似无情的医生和护士，才是我最亲的亲人，也是我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除了他们，还有谁，能还回我的母亲呢？

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在每天仅有的半小时探视时间里，我才终于见到了母亲。她裹在半旧的白色被子里，像一只被遗弃了很久的包袱，身体在呼吸机的帮助下，轻轻地起伏着。她已经失去了知觉，任我和弟弟在两侧轮流大声呼唤，她也丝毫不为所动。我和弟弟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甚至忘记了哭泣。这是那个曾经劈头盖脸地打骂我们，让我们跪破膝盖也不能还嘴的母亲吗？在我们遭受欺负时，她那像护子的母狼一样奋不顾身的英姿哪里去了？       

后来，那位好心的医生也过来帮助我们，他掐我母亲的手，用力地拍打她已经开始肿胀的胳膊。我母亲的眼皮终于睁开了，看了看我，也看了看我弟弟。我和弟弟努力地靠近她，再靠近她，脸贴着脸喊她，嘴里说着语无伦次的话。母亲仿佛都听着，定定地看着远处。我忽然察觉到，这是母亲在跟我们告别。我只想说，娘，对不起！握着她的手，很认真很认真地跟她说，娘，对不起！

偏偏我说不出口，我怕说出口自己会放声大哭，惊到别人的父母，这是母亲最不喜欢的。

母亲的眼睛像一扇沉重的门，沉沉地闭上了，再也没有睁开。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三）

下午，我们窝在家里喝茶，不约而同地，我们都在没有母亲的空间里，刻意地回避着母亲，尽管她几乎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心灵空间。我们认真讨论了房价、股市和经济形势，为弟弟去年在海口买的一套房子价格翻了一番而弹冠相庆。我们煞有介事地回忆着那些细节，为抢在海口市限购前果断出手而庆幸，仿佛是跑赢了一次百年一遇的生死时速。后来，经济话题被掏空，我们就蛮有兴致地看着亲戚从广州带来的一条狗和家里的猫打架，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再后来，弟媳不经意的一句话，把我们营造出来的短暂的欢乐氛围打破了，她问我，妈妈曾经说过，她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到底有多苦呢？     

我告诉她，最大的苦是描述不出来的。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父亲在外地工作，自顾不暇。母亲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往往在白天忙碌一天之后，夜里把我们都伺候睡，偷偷爬起来到池塘里去背塘泥，好去生产队换工分。实际上她等于是在打两份工，白天做裁缝，晚上当农民。一筐湿塘泥比母亲的身体都重，一个月干下来，母亲累得半年都不会来例假，年纪轻轻就子宫脱垂了。      

哦。弟媳惊得目瞪口呆，问，她真的背得起比她身体还重的塘泥？ 

我告诉弟媳，她的任意一件苦难，都比她的身体重。不过，我觉得背塘泥是她苦难中最轻的一件。        

弟媳说，比如？     

我说，比如她被包办的婚姻。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不但没遇到爱情，可能连平常的感情都没遇到过。

四）    

晚饭后，我和弟弟走出小区散步，我们走过牡丹路、走过世贸北路。走过民声西路、民声东路。我们走过红棉西路、红棉东路。我们走过观海路、绿园路。我们走过滨海大道。我们走过金贸东路、金贸中路、金贸西路。我们走过明珠路。我们走过金龙路、金龙横路。路上，我们俩一句话都没说。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说。

只是在快进小区的时候，弟弟问我：“你说，她真的没感觉了？” 

“真的没有！”我知道他还想着上午医生拍打母亲的事，便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弟弟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我们就得不惜代价抢救她！”

我无语。我看过作家莫小米一篇关于死亡的文章，她说，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会从病痛中解脱出来，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状态里。天很蓝风很轻，树很绿花很艳，鸟在鸣水在流，就像艺术、宗教中描述的那样……这时，哪怕给病人输注一点点葡萄糖，甚至盖上一条被子，都会抵消那种异常的欣快感，都会在她美丽的归途上，横出刀枪棍棒。

一时之间，我心乱如麻。我知道，在我和弟弟疾步快走的时候，我的母亲，也在朝着相反的方向疾行。她已经越过了鬼门关，在黄泉路上，她走到了第几程？我性急的母亲，肯定像在世间一样，对那些花花草草莫不关心，更不要说那一丛丛只见花不见叶的彼岸花。她是在忘川河边还是在奈何桥上？她会撇下我们去喝孟婆汤吗？我坚信母亲肯定不会！她肯定不会为了自己重新投胎，去喝那碗可以遗忘一切的忘忧水。我相信她宁愿放弃下一世的轮回，也会奋不顾身地跳入忘川河，任由煎熬上千年，也会等着她的五个儿女，次第走过这座桥。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的言语再也不能相通，虽然只有我们看得见她，她看不见我们，但我相信母亲会在苦难中等待我们，像她一生中一直做的那样。

五）        

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母亲的生命还是如风中之絮，被一丝丝吹去。医生告诉我们，从医学的角度说，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了，虽然还有心跳，但是已经脑死亡了。我说即使如此，也不要放弃抢救，因为我还有两个姐姐正在飞机上往这赶，最多还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也难，医生说。  

半个小时后，母亲的生命迹象彻底消失，离大年初一，只有不到二十四分钟。

母亲断气的那一刻，我女儿发来信息说，她这一会儿突然心里难受得要死。 

我告诉她，奶奶已经走了。她和我老婆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这两天，她们一直不敢问我母亲的病情，害怕我说出不祥的消息。 

良久，我老婆给我发来信息说，凡是认识母亲的人，都会记得她的好；她这么无疾而终，谁说不是一种福报呢？    

无需安慰，也无法安慰。因为对于苦难摞苦难的母亲来讲，我不知道她怎样才能得到安慰，也许死就是一个合适的选项吧。她从来没有成为过自己，她早已把自己的生命分给了丈夫、孩子、亲戚、邻居。于她而言，生活在此处和他处并无本质区别。生亦何欢，死亦何惧！钟鸣鼎食者虽乘坚策肥，难不贪生怕死；筚门圭窦者虽荆钗布裙，也有暖老温贫。

只是，我母亲的一生，真真轻得让我有不能承受之重。如果把那些屈辱、卑贱、艰辛和伤痛从她身上剥离，她的一生哪还有一点分量？   

在商量后事的时候，我二姐说，母亲这次来海南，专门给她交代过，如果她突然不省人事了，千万千万不能插管子抢救。死了之后，坚决不穿寿衣。上身就穿小儿媳买的一件红底黑花的对襟外套，下身穿自己做的一条最爱穿的裤子，脚上穿平时穿的一双布鞋，身上盖大儿媳给她买的一条被子。不守灵，不办任何仪式，除了我们家人，不能麻烦任何人。而且，也不能哭天抢地的喊叫！   

我们从来没有违拗过母亲的意志，这次也一样。

伟大而智慧的母亲！如果她穿一身崭新的寿衣，留在我们最后印象里的，哪会是睡着了一样的母亲呢？在别人哭天抢地的喧闹声中，她还会这样安静的与自己的孩子们告别吗？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既与母亲团聚，也与母亲告别。自从大姐出嫁后，三十多年了，我们姐弟五个第一次一个不落地陪母亲一起过年。只是，现在她与我们阴阳相隔，她躺在零下十八度的玻璃罩子内，而我们，则穿着夏天的衣服，站在海南温暖宜人的红土地上。

六）         

一直到处理完母亲的后事，我都无法回想我们是怎么坚持过来的。母亲临走时的那几分钟，那些筋疲力尽的医护人员，停止了抢救，彼此交换着眼神，似乎大家都明白似的，没有人说话。床头仪表盘上的数字已经全部停止了。他们按照既定的程序，再次检查一遍我母亲，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然后，退了出去。

却原来，生命开始时的情景不管多么热闹，结束时竟然是这么匆忙，这么潦草，仿佛没有过程只有结果。那一刻，世界好像一下子把我们母子几个抛弃在荒野里。那样的荒凉，需要我们内心怎样的强悍啊！     

好在，一切都是按照母亲的要求做的，没有半点差池，也没麻烦到任何人。      

我还是坐夜航航班回去的。女儿打电话让我告诉奶奶她快生了，一个小生命将要进入我们的家庭，这也是奶奶心心念念的。生命轮回，生生不息，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在微妙的平衡中生存。这瞬间的幸福，让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生活还得继续。我在机场的商店转转，给女儿买了她最爱吃的释迦和榴莲，还给将要出生的孩子，买了一件小礼物，打理好情绪准备登机。只是在到达登机口的时候，看到两个服务人员把一个老人送上飞机，只余下一只空空的轮椅摆在那里。突然之间，我觉得身体里某个闸门给打开了——

如果没有这次意外，这样的轮椅上，很快将坐上我慈祥的母亲。最近几年，都是我推着轮椅带她坐飞机，本来也是商量好等北方天气转暖，我来接她回家。

我盯着那只轮椅，再也走不动了。我退回到廊桥中间的一处空地，在飞机的轰鸣声中热泪横流，失声痛哭。

我知道，从今而后，我和母亲曾经紧握而又松开的手，再也不能拉在一起了。  

十年前，我在一首诗里曾经这样写道：

“就这样一个母亲

琐碎、自我、絮叨

如果她死了，将会和父亲

共同占据九百六十万国土

一米见方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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