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诗经》吧……

说到《诗经》，绝大部分国人都能来上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因年代久远，其与后世诗歌的样式大相径庭，所以真正全面研读这本书的人却不多。不过我们得知道，《诗经》305篇，不仅时间跨度长至五六百年，地域也很广。如此辽阔的时空跨度，它所涵盖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诗歌了。从民俗、到政治再到风物，从情感到伦理再到教化，可谓无所不包。

孔子关于《诗经》有不少很有名的论点，比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再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见他很看重其伦理教化作用，才亲自删定（当然《诗经》是不是孔子所删定，历来也有争议，这里姑且从大多数学者所言，而且孔子于晚年自己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句话，我们也可看作他删定《诗经》的旁证）。这也是使其称为“经”的缘故吧。

孔子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仅仅这句话，就给《诗经》一个最崇高的赞誉。或者说，全面点明了读《诗经》的好处。今人为什么要读诗，也可以从孔老师的这句话当中找到答案。简单来说，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政治家没有精通《诗经》，那你的外交生活会很尴尬，对不起，你还是回去把《诗经》背熟再来从政吧。关于这一点，只要去读读《左传》，看看那些卓越的政治家们在外交辞令中随意引用《诗经》来增加自己的说服力，便可知其重要了。

这就并不仅仅是把《诗经》全部背熟那么简单，所以孔老师还有一句话：“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夫子说这话肯定是有所指的，可见彼时很多政治家已经开始把熟背《诗经》作为政治活动的标配。但只会死记硬背而不能灵活运用，却未免令人捉急。于是夫子忍不住要讥讽一番，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你背得多有什么了不起啊。

当然，后人不必再因为要从政而去苦读《诗经》（不过后世精通此道的政治家也不乏其人，比如那个凿壁偷光的匡衡，以说《诗经》而著称，汉元帝曾多次听其讲《诗经》，非常赞赏，并最终提拔其为宰相）。

但人们在研读时，不仅享受诗歌本身的美，于诗歌之外，还是能得到更多收获。比如说，我手头就有两本不同版本的《诗经里的植物》（书的题目相同，但作者却不同，内容也差异很大）。我读《诗经》，只挑了其中最喜欢的一百首反复读背了一下，于诗中出现的各种植物，虽不甚了了，但闲时翻翻这两本书，倒也平添了许多乐趣——这倒是应了孔老师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那句话。

的确，这305首诗歌，也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诸多有意思的渠道。

比如洪迈就针对其地域特征作了些小小的推测（因为其中一百来篇“国风”其实就是来自各地的民歌）。他发现，“周召二南、《豳风》皆周文、武、成王时诗，其所陈者秦中事也。所谓沼沚洲涧之水，苹蘩藻荇之菜，疑非所有。”简单地说，这些秀水荇草之类，本该是南方所有，写在秦风里，说得好听一点，是美妙的想象，说得不好听，就是老百姓在唱民歌时有些天花乱坠了。

不过也有例外的，比如秦风里谈到了“梅”。有一首题目就叫做《摽有梅》，还有一首《终南》，里面也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之句。毛注说：“梅，楠也”。郑注说：“名山高大，宜有茂木。”都认为秦风里说的不是梅。对此，洪迈就不客气地说：“盖毛、郑北人，不识梅耳。”这种批评，大有“北人不识菱”之讥。

而秦地应该是早就种梅的。后来王维又写过“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也是对中原地带自古种梅的呼应。所以陕西人可以很自豪地拿着《诗经》说，咱们陕西关于种梅的最早文献记载已有两三千年了。孔子删定《诗经》时，大概也没想到还会有如此贡献吧。

 ——安之斋夜读（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