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政出多门”亟待破局
近日，以“加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为议题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六次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上，多位委员提到了“政出多门”、“监管协同”的问题。
当前，个人信息保护职责分散于公安、工信、网信、司法、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多家部门。尽管曾有数据指出中国有近40部法律、30余部法规涉及个人信息保护，但业内认为法律规定零散、保护范围狭窄、缺乏统一的执行机制和机构，“九龙治水”的格局有待解决。
政出多门，规则冲突
在此次会议上，贵州省政协委员、贵州科学院院长景亚萍举例提到“政出多门”的问题。她介绍，目前，国办正组织开展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第三方评估，从服务企业和老百姓角度出发，考核地方政府直接汇聚的电子证照的种类和数量。而公安部从个人信息保护角度出发，明确要求地方公安机关不得向政务服务机构直接汇集电子证照，造成政策“打架”，让地方无所适从。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高锋集团董事局主席吴杰庄则提到，在2019年初的专项治理工作中，各部门还存在执法依据不明，执法力度和适用情形标准不一等问题，出现了同一个行为在A部门合规，但在B部门不合规的情况。
吴杰庄举例称，在2019年初，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委在执法过程中，对于精准广告定向新闻的推送并没有打标识的要求；但是同年11月的工信部对于app个人信息违法违规执法行动中，却明确要求打标识。他认为，这会加大了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不利于执法活动的规范化。
1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渊向《财经》E法指出，每个部门的立场、角度是不一样的，本应形成立体式的整体治理模式，但目前存在相互拆台，甚至争抢权力，这对公众来说出问题不知道找谁，对企业来说每出一个文件都要搭一套合规体系，成本很高，尤其文件冲突的时候会造成混乱，损害法律尊严。
此前有互联网企业曾对《财经》E法表示，疲于应对多个部门的检查，监管部门其实也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治理。
“政出多门”何解？
面对政出多门、政策打架，政协委员们也从法律、行政机关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对策。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工程师张英建议，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并制定相关配套的、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国家标准；建议明确专门的监管机构，加强各部门的协同；由网信部门牵头，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分级分类监管模式；金融、医疗等重点领域强化行业部门规制。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司法局副局长王悦群则建议，中央网信办增加专门个人信息保护职责。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建议，探索收拢监管权，避免重复监管、检测标准不一致、监管程序不一致的情况。同时，设立异议和听证制度。在做出决定前，告知监管对象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对有争议的普遍性问题组织行业专家、法律专家和技术专家共同评估。
公安部副部长林锐也在会上表示，个人信息保护需要综合治理，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企业主体和个人共同发力。通过统筹部门力量，做到政府有合力；通过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做到企业有压力；通过明确个人的数据权属，做到个人有权利，实现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综合治理。
另外，关于执法标准不一的问题，林锐表示，公安部和网信、工信等监管部门正在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去年联合推动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专项整治中，共同制定出台了《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行为认定办法》，统一了认定标准。未来将通过“开展一次行动，建立一个标准”，不断解决执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何渊认为，APP治理的联合执法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这说明监管机构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而且希望做好。同时，2017年6月1日起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对“九龙治水”的局面实际上已经有所布局，只是没有按照规定实施。
《网络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网络安全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何渊表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其实国家是希望国家网信部门来负责统筹协调，未来个人信息保护也可能是网信部门来负责，然后其他机构在内部进行协调。
在立法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在2019年12月表示，中国明年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
在何渊看来，正在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需要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到底有什么权利，但各部门之间更多的是协调的关系，未来也不可能有一个机构统一执法。
同时，何渊提醒，目前个人信息保护太依赖政府监管，应提倡政府跟企业尤其大的平台公司合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