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社区医生抗疫殉职：被永远搁浅的退休计划
1月23日，是年近71岁的刘自强最后一天上班。
他在武汉市江汉区的一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按照原计划，上完这天班，他就正式退休了。第二天就是除夕夜，等过完年，他准备和老伴儿一块去深圳，那里有儿子和适宜养老的气候。
和往常一样，他早上6点多起床，坐公交车到服务站。这时据武汉市“封城”指令生效仅剩3个多小时，暴风外人心惶惶，暴风眼里一片沉寂。
7点半左右，还在公交车上的刘自强收到儿子刘煦（化名）发来的消息，劝他不要再坚持上班了：“不出门，比上班贡献大多了”。他很快回复了“收到”，到服务站后，又给儿子发了一条安慰性的信息：“今天就上半天班，不接诊新病人了。”
父子俩分隔两地。后来直到刘自强去世，刘煦都没再见到他一面。俩人最后一次通话是2月2日，当时刘自强已经在医院的ICU病房里躺了两天多。病毒正在他体内掀起风暴。刘自强的意识逐渐模糊，甚至表现出与往常截然相反的性格。那天他总是扯掉呼吸机上的面罩，也不肯配合护士换床。
刘煦打了个电话安抚他，让他配合医生治疗。父亲听儿子的话，说“好好好”。担心影响医护人员工作、也怕父亲说话吃力，刘煦很快挂断了电话。两分钟，这是父子俩最后的交流时间。
2月4日上午7：45，刘自强因新冠肺炎去世，和这段时间因同样原因不断故去的人们一样，刘自强没有葬礼。“头七”那天凌晨2：05，刘煦给父亲发了一条信息。“爸爸，走好，爱你”。39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坦率地向父亲表达感情。
但是，他再也收不到回复了。
儿子发给刘自强的短信
“跟天灾人祸比起来，个人太渺小了”
没人知道刘自强是在哪天被感染的。
1月19日，他被告知，自己1月7日接待的一个女病人被确认为新冠肺炎，病人母亲也出现症状并确诊。他意识到问题严重，通知儿子不要返回武汉，自己则做了体温检测，一切正常。理想情况下，他应以“密切接触者”的身份被隔离，但武汉太缺医生了。刘自强最终按原计划，坚持上班到了1月23日。
和三甲医院相比，分布在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站某种程度上处在防疫“第一线”——附近居民有头疼脑热症状，总会先到服务站。然而，这里的工作人员所能采取的防护措施却有限的。据刘自强的一位同事回忆，1月中旬起，服务站所接收的发热病人增加了差不多50%。尽管负责人强调了要注意防护，大家能做的也不过是“戴口罩、勤洗手”。
那段时间，刘自强每天要接待三四十个病人，经常要一天工作12个小时。1月19日那天，之前的老同事喻医生带着他爱喝的酒、爱抽的板烟去看他。要过年了，老哥俩总要聚聚。但当天，喻医生在隔壁办公室等了半天也没和刘自强说上话，“他太忙了”。
到今年4月，刘自强就年满71岁了。他早到了退休年纪。以前，他是武汉市江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全科医生，主要研究方向是肺结核。2009年退休后，刘自强在家闲了半年，觉得自己还有看病的热情和余力，就到了万松街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2018年，服务站因房租太贵而撤除，69岁的刘自强又到了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
刘自强在鼓浪屿毓园的留影
据喻医生回忆，当时有民营医院要高薪聘请刘自强，他拒绝了。刘自强认为，这种形式的高薪意味着普通人看病成本的提高，“这不是他行医的目的”，他更愿意把自己视为“服务者”。就在前几年，刘自强和喻医生提起想去以前做知青的山里给人看病，喻医生劝住了他：“别去了，你自己年纪也大了。”
没人想到刘自强会很快过世。他身体还算硬朗，除了高血压，没有基础疾病。即使有患者被确诊，但连续的体温监测下来，刘自强情况一切正常。
病毒是在1月24日开始显形的。
1月23日下午，为等两名连续打针的老病人，刘自强在服务站待到了下午4点半。武汉已经“封城”，没有公共交通，刘自强走了1个半小时才到家。他给儿子报了个平安，还提起自己因无法再帮到病人，十分内疚，看到他们无助、失望的眼神，心里也蛮不是滋味，“跟天灾人祸比起来，个人太渺小了”。
次日他开始嗜睡，还安慰儿子，“我是长期欠觉，现在放松了，又没地方去，不如大睡一阵！”
有嗜睡症状的刘自强发信息安慰儿子
1月25日是大年初一，刘自强还是嗜睡，并开始发烧、感到关节疼痛。社区医院给他开了药，让他在家观察。连续吃了几天药，烧不但没能退下去，病情反而急剧恶化。1月29日，他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妻子急了，四处求医。每一天都变得难熬，他的妻子周翾永远忘不了，丈夫求生的眼神。
“我也老了，该休息了”
1月30日夜里，由于病情严重，刘自强被送进了武汉市一家医院的ICU病房。妻子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坚持陪他进到病房。这不符合规定，护士看到后赶紧把她赶了出来。
等刘自强住进医院，已是31日的凌晨1点。没有车，67岁的周翾走了3个半小时回家。武汉冬天的夜，湿且冰冷。远在深圳的刘煦不放心，让母亲开启了位置共享，那天夜里，他就看着母亲的微信头像在地图上一点一点地缓慢移动，流泪到天亮。
病毒凶猛，刘自强在ICU病房住了4天后终于不治。周翾没第一时间告诉儿子。刘煦中午才得到消息，远在深圳的他迅速整理行李，准备开车回武汉。但母亲怕他回武汉不安全，非常生气，电话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刘煦将车停在路边，大哭了一场。父亲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坚持和母亲的执拗都让他难受，又无力。
他太自责了。大学毕业后，刘煦就在深圳工作，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多。这个春节，他原本是要回武汉过年的，给父母买了两部新手机作为礼物。是父亲阻止了他，“我进了需跟踪监测的大名单，你今年就不必回了”。
刘煦曾让父亲别再去上班了，刘自强却坚持要工作到最后一天
他却没能阻止住父亲。刘煦总懊悔自己如果在武汉就好了，也许能劝住父亲别去上最后几天班、也许能早点送往医院，也许就不会从轻症拖成重症。
和很多男人一样，刘煦在成长中也叛逆过。后来忙于工作，和父母疏于交流，直到这次疫情爆发，他和父母相互间才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父亲属牛，性格又忠厚老实，刘煦和母亲经常说他像“老黄牛”一样。在他眼中，父亲知行合一，甚至有点老派。退休后去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工作更多是为了帮助别人：父亲会给病人推荐更有性价比的药物，遇到没钱治病或者行动不便的患者还会主动送药；他擅长和病人沟通，甚至会把私人电话留给病人，以便对方临时需要时帮忙。“他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医生的角色里，从来没走出来，直到最后自己离开。”刘煦说。
刘自强的妹妹回忆了兄妹俩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那是1月20日，他们原本要到另一个兄长家吃饭。刘自强怕自己真的携带了病毒，最终没敢去，他和妹妹在路边匆匆见了一面，让她带去了新年礼物和两份给后辈的红包。
言辞激烈地让儿子继续留在深圳后，周翾正在缓慢地适应丈夫离开后的独立生活。她发现自己连水银温度计都不会看。在之前，这些都是丈夫会帮她做好的事情。
2月16日，周翾进行 CT检查，发现肺部也不可避免地被感染，所幸目前病情较轻。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她仍无法接受刘自强已经去世的事实。按照之前的计划，她本要和丈夫一起去旅游、去深圳探望儿子，“现在让我跟谁去旅游啊？”
刘自强的退休计划被永远搁浅了。以前，他总不服老，经常熬夜看球，是中国队、阿根廷队和 AC 米兰的球迷；自己也踢，球服上印的是很多中流砥柱球员会选的7号。1月23日完成职业生涯“最后一战”后，他对儿子说：“我也老了，该休息了”。
过年前，刘煦把那两台作为新年礼物的新手机寄回了家。他原本想趁春节的时候教父亲使用。现在，那台依然没被拆封的新手机，被沉默地留在了武汉空荡的家里。
如同李文亮医生一样，刘自强去世后，受到了全国各界的关注。在疫情期间，不少互联网公司均向如刘自强一样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了关爱。他们或提供物资保障医务工作者的人身安全，或提供公益资金以最大可能安慰医务工作者及其家属。
李文亮、刘自强等一批医务工作者已经成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受助人。该基金由字节跳动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2亿元人民币成立。截至目前，已经有32位因抗击疫情而不幸感染的一线医护人员，以及2位因抗击疫情不幸殉职的医生家庭获得了基金的资助。
如您也需申请这份关爱，请点击“阅读原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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