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向天再借五百年》到《星星点灯》，网络时代歌曲版权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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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避免侵权，首先要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否需要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其次，要看自己进驻的平台是否已经得到许可；即使演唱已经得到许可的歌曲，也要尊重作者的精神权利，特别是不能歪曲、篡改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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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E法 刘畅
编辑｜朱弢
近日，两则歌曲版权事件引发公众关注。
6月30日，英雄联盟项目电子竞技选手、知名游戏主播PDD在斗鱼直播时表示，因为自己在直播时唱了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结果“被起诉了”。
PDD开起了玩笑：“我看有很多人都会在直播的时候唱歌，但没想到我唱歌被告了，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唱得太难听了吗？”
7月3日晚，中国台湾歌手郑智化对自己的创作歌曲《星星点灯》歌词被改一事提出异议，引发热议。
在近期大火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3》的舞台上，王心凌组（王心凌、阿娇、阿sa、张天爱和吴谨言）演唱了被更改歌词的《星星点灯》。除此之外，原曲的风格也从沧桑充满年代感，被改编为带说唱、disco的“甜美女团风”。
郑智化通过微博回称：“关于我的经典歌曲‘星星点灯’，被乱改歌词一事，我感到震惊、愤怒和遗憾！”
面对当前多元化的网络媒介形式，歌曲的版权问题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无论是改编还是使用，歌曲在网络媒介的使用需要遵循何种原则？如何避免侵权？应当如何看待互联网时代版权模式的变迁？
01
直播时唱歌侵权吗？
6月30日当天，PDD在直播时谈及自己被起诉一事，表示自己不会再在直播时随意唱歌，同时解释直播也属商业范畴，在唱歌之前一定要搞清楚版权问题，以免侵权。“我向被侵权的版权方郑重道歉，自己并没有想过把唱歌用作商业用途，只是无心之举，也希望对方可以不要告我了。”
在PDD直播时分享的聊天截图上看到，直播平台的工作人员称PDD因为在直播时唱歌被歌曲的权利人起诉，要求赔偿10万元。
那么，主播在进行直播时未经授权演唱歌曲是否属于侵权行为？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丛立先指出，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判定。
“一句话，看你使用作品使用到什么程度。”丛立先表示，如某主播在娱乐直播时随口唱了这一首歌当中的几句，就可能符合现行《著作权法》中与合理使用相关的条款规定，可以不承担责任；但若是使用某首歌进行商业性表演，向观众收取打赏费用，就可能超出合理使用界限。
丛立先提醒，只要使用作品的情形符合《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便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
“对主播而言，尤其可以关注下《著作权法》二十四条第九款规定，即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可以认定为合理使用。这里的前提，是你表演的性质是非营利的，免费的。”丛立先表示。
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闫文军表示，直播时演唱歌曲的行为，首先是表演音乐作品，其次是通过非交互的方式传播作品，而这“不是一种传统的或典型的使用作品的方式，对于这种方式涉及到的著作权的权利，各方还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这种情形涉及到《著作权法》规定的兜底性权利，即‘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我认为，这其实涉及到音乐作品的表演权和广播权——不管涉及到的是哪类权利，这是一种行使他人著作权的行为，这是公认的。因此，这种行为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否则，有可能构成侵权。”
但闫文军也强调，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不一定由演唱者本人完成。如果直播平台已经取得著作权人许可，演唱者在平台上直播演唱也就不会构成侵权。
当前在各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或社交软件当中，以“唱歌”为主题的形式十分常见，即便是其他类型的直播，通常也会播放流行歌曲作为背景音乐。那么，为何只有PDD被起诉了？
闫文军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看这个问题：一是这些行为是否需要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二是是否取得了著作权人许可；三是著作权人如何维权。
第一点，要看涉及到著作权人的哪种权利，及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形。
直播中演唱和播放歌曲的行为，也涉及到作品的广播权。在这些行为中，有的是符合合理使用的条件的，如单纯的自娱自乐，就不需要取得著作权人许可。而那些不符合合理使用条件的，则需要取得许可。
第二点，那些需要取得著作权人许可的行为，是否取得了许可？
近年来随着知产意识提高，著作权授权使用的情形已很普遍，很多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都已经取得了许可。“很多人认为主播没有签许可协议就是没有得到许可，但其实网络平台已经得到许可了”。闫文军说。
第三点，对应当但没有取得许可的行为，著作权人可以选择协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现在大家知道著作权人将PDD起诉了。可能有人会想，以‘唱歌’为主题的直播会不会都有被诉的风险？通过前面的两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应当但没有取得许可只是一小部分，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普遍。至于为什么著作权人选择PDD起诉，这可能是出于著作权人的一些考虑，不好猜测是什么原因。另外，这并不是第一起案件，以前就有著作权人起诉网络直播平台的案例。”闫文军指出。
02
侵权代价有多大？
7月7日下午，主播PDD在其个人微博上发表致歉声明。PDD表示，因本人曾在直播中演唱《向天再借五百年》所产生的侵权纠纷，受到大家关注。目前经过和版权方律师友好沟通，已经获得了词曲作者的谅解。
“在此，我也再次郑重地公开道歉，在今后我也会更加注重版权问题。”PDD表示，经历了本次事件后，呼吁各位主播和视频创作者，在直播和内容创作中，一起注重提高音乐版权保护意识，尊重和保护版权方的合法权益，共同维护音乐市场的健康繁荣发展。
同日，《向天再借五百年》著作人、著名作曲家张宏光委托北京梵清律师事务所向媒体发布声明称，就刘谋（PDD）在直播中演唱《向天再借五百年》侵权事宜，律所委托人与刘谋、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达成一致意见。
声明称，“委托人张宏光感受到了刘谋先生对《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感情，接受刘谋的道歉。”
声明提到，“在创作者们呕心沥血的奉献下，我们才拥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保护他们的权利不受侵害，是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也正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和担当。”
在这一事件中，虽然主播PDD取得了版权方谅解，但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这官司真打起来，具体赔偿金额是否有参考依据？
丛立先指出，对此类问题，一般的司法实践中均有裁判标准。一是要看侵权获利情况；二是要看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但在司法实践中，权利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获利数额往往难以判定，“比如说唱了好几首歌，这中间有首歌侵权了，该怎么划分？”
第三种判断标准是根据许可费，即该作品授权给他人使用时收取的费用。在实际裁判时，法院可根据许可费的合理倍数确定赔偿金额。
此外，还可根据具体案情和侵权行为的特点由法院酌情认定。
闫文军则认为，虽然主播唱歌表演获得的收益可以视作“违法所得”，但必须强调“所得”与“违法”之间的因果关系。
“虽然主播侵权了，也有收入，但并不能说收入都是违法收入。我觉得比较合适的计算方式是‘参照该权利使用费’。如果该音乐作品许可给其他平台或歌手作相同用途，或在类似情况下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可以作为赔偿数额的参考。即使该作品没有许可使用的情形，也可以借鉴其他类似作品的许可费。”闫文军指出。
03
更改歌词侵权吗？
在《星星点灯》改词事件中，《浪姐3》版的《星星点灯》对原版歌词作出了较大改编，譬如把原歌词“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改成了“现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总是看得见”。
此事件在舆论场发酵后，多数网友都站在郑智化一边，希望引发节目组的深刻反思，并向原作者表达歉意，作出相应补偿。
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教授朱冬认为，改编他人作品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仅仅取得表演权是不够的）。改编时也需要尊重作者的精神权利，不得破坏原作表达的同一性、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
“《星星点灯》的例子里，这种改变歌词的方式相当于改变了作品整体的意境，可能落入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范围。”朱冬说。
按照《著作权法》的定义，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著作权法》还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闫文军认为，类似综艺节目中对歌词的改编，可能涉及到著作权中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改编权，前两项是精神权利，后一项是财产权利。
“至于说是否构成侵权，其实只涉及到保护作品完整权。”闫文军认为，因为修改权是作者自己行使的权利，而改编权只有在修改产生新作品时才会涉及。故在实践中，如果著作权人认为他人擅自修改其歌词构成侵权，一般会主张侵犯其保护作品完整权。他指出，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要件是“歪曲、篡改”作品，即从根本上改变了作者的愿意和思想感情，甚至使作者的形象受到影响。只是个别用语的改变，如果没有严重到“歪曲、篡改”的程度，就构不成侵权。
在商业活动中使用歌曲，不属于可以自由使用他人作品的合理使用行为，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取得授权，一般授予的是著作财产权，如表演者、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而在使用作品的时候，还要尊重作者的精神权利，特别是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丛立先提醒，要想在类似综艺节目里避免侵权，一是要取得授权，如表演权、传播权等。以此次事件为例，若还涉及到歌词的改编，就要与权利人商议，取得改编权授权。
“如果郑智化对歌曲的权利没发生移转，也就是说没有把版权卖给别人，他就是歌曲的权利人。电视台方面要想使用或改编，就需跟他本人联系；要是他已经卖给了别人，就需跟实际权利持有者联系，以取得授权。”丛立先指出。
面对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的媒介形态，歌曲版权形态和救济渠道是否发生了变化？人们应当注意些什么？
在丛立先看来，随着互联网多媒体形式的涌现，对版权使用的形式不断翻新。不过，《著作权法》的既定规则都可进行对应规制，所以说“并没有产生颠覆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创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媒体传播量增大，如何在规则不变的前提下增加授权便利性，在授权使用环节上尽可能打通使用方、平台方、集体版权组织和权利人之间的授权渠道，是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