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不知道，但地方已经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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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法规均侧重促进产业发展，行业期待看到更实际的行动与配套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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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E法 姚佳莹
编辑｜郭丽琴
伴随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立法层级也逐步提高。10月1日，《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下称《上海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人工智能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性法规。
此前的9月6日，《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下称《深圳条例》）发布，拟于11月1日实施。尽管深圳立法时间更早，但上海后来居上，《上海条例》从发布到实施，不到十日。
深圳、上海先后立法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显示了主要城市均着意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先机。数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工智能领域资深人士对财经E法分析指出，其中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的角逐较为激烈。其中，上海的主要优势是汽车企业较多且相关产业链较为健全。“上海此次出台条例，或许也会促进北京和广州出台类似的条例。”其中一位人士指出。
于这些业内人士而言，他们更期待看到各地促进产业发展的实际行动与法规配套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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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地方立法先行
2006年开始，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兴起，在这一轮浪潮中，中国出现了AI创业潮；自2015年起，国家陆续出台人工智能政策性文件，人工智能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
9月1日，在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介绍，2021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3619亿美元，其中中国占4041亿元人民币。
但目前，国家层面尚无人工智能产业的专项立法。一位自动驾驶企业相关负责人对财经E法解释称，由于行业依然在快速发展阶段，目前相关部门依然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非常谨慎。以人工智能的重要赛道自动驾驶为例，该领域的规章制度建设倾向于下放到各省市甚至区来进行试点，如北京的亦庄、上海的嘉定区，以及广州的南沙区。“从某种角度，对于新兴行业，暂时没有更高层级的规制，对行业发展也不会造成阻碍。”
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副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赵精武也认为，现阶段不直接针对人工智能立法，是因为立法者无法预料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形态，协调法律稳定性与技术创新性的同步成为相关立法活动的掣肘。所以，“上海和深圳的两份条例均是“人工智能产业条例”，而非“人工智能条例”，立足点在促进产业发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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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发展的实际行动更引关注
前述自动驾驶企业负责人士称，与各地立法动向相比，他更看重当地政府的实际行动。以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场景——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为例，衡量一个地方政策的鼓励程度，就看两个指标：牌照申请种类、测试区域的大小，从这两个方向看目前北京和广州走在全国前列。他透露，深圳也在酝酿开放城市核心区大面积的测试区，“如果最终得以实现，深圳将获得独特发展优势。”
据财经E法从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工作办公室获知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累计为9家企业225辆车发放道路许可，总计发放乘用车测试号牌124张（含无人化道路测试号牌15张），无人车测试编码81个，自动驾驶商用车临时号牌4张，累计自动驾驶测试里程超过300万公里。
上海方面，据《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报告（2021年度）》，2021年，上海累计向25家企业、295辆车颁发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资质。2021年有效道路测试里程达243.3万公里，累计开放615条、1289.83公里测试道路，可测试场景达12000个。
目前，深圳开放测试道路里程约145公里,累计发放道路测试及示范应用通知书93张。
各地建章立制的基础，是当地产业的实际发展状况。
在财经E法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看来，《上海条例》的框架搭建，是基于当地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状况。根据《上海条例》，上海将重点促进智能芯片、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发，鼓励无人机、无人船产业发展。上海是中国主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和条例相关的是，上海也在制定一个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规章。
北京、上海和深圳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各有侧重。“北京人工智能发展背靠发达的科研院校体系，走产学研用的路子，在应用上注重城市治理领域，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结合较多。上海则以大企业主导，资本助力；深圳背靠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现阶段更多应用于珠三角制造业，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指挥化改造和升级，即以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的方式发展人工智能。”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向财经E法表示。
公开数据显示，上海目前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模上，在三市之中排名首位。据北京市科委公布的数据，北京市2021年全年人工智能产值规模达2070亿元，同比增长11%，而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以上产值达3056.8亿元,同比增长17.2%。据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发布的《2022年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2021年底，深圳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312 亿元，位居全国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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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期待可落地的配套细则
相较《深圳条例》，《上海条例》中的新动向包括建立容错机制，着意推动算力、算法、数据的交易流通等，但行业人士和专家均表明，为确保《上海条例》落地，还需出台更多的配套细则。
例如，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轻微违法行为等，《上海条例》规定，将制定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通过批评教育、指导约谈等措施促进个人和组织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而让行业人士和专家更为关注的是，《上海条例》还着意规定人工智能三要素——算力、算法、数据的市场化配置。ICMA智联出行研究院副院长罗为认为，《上海条例》确实在人工智能三要素的流通方面做了制度的创新和突破，但是一部法规的最终落实，也有待于后续一系列的部门规章、细则、实施办法，甚至包括一些标准的出台。
赵精武亦认为，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着力点在于提升市场化配置效率，围绕算法模型、算力资源以及高质量数据集，建构一系列市场交易流通机制，但后续配套制度应跟上，包括算力资源的市场化定价机制、算法模型的交易规则、高质量数据集合的权利归属规则以及最为重要的关键数据安全保障机制等。
例如，在算力资源方面，对于加强算力科学调度，开展算力资源市场化交易，《上海条例》里明确提出各部门要共同制订“公共算力资源供给办法”。但罗为对财经E法称，一个‘办法’可能无法解决所有上述问题，需要各种规范性文件等配套制度的探索。
而在算法方面，《上海条例》提到要探索算法备案制度，完善算法交易流通的利益分享机制。罗伟指出，但如何解决算法的合规问题，如何评价算法的公平、透明，包括是否符合伦理的要求，都需要探讨。数据集的建设，则包含数据分级分类，重要数据认定，公共数据的开放边界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通过配套制度体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