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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通識試題政治化 誤導考生伏味濃

大公文匯全媒體 香港连线 2020-09-04

【4·28 香港連線】大公報記者唐曉明、龔學鳴報道:中學文憑試昨日考通識科,是第一科核心科目開考。卷一的三條必答題之一引用記協的調查,要考生評價香港的新聞自由是否倒退。試題亦引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稱,人人發表自由之權利,受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等限制,要求考生就「新聞自由及社會責任之間的兩難情況」闡述答案。不少考生試後表示題目艱難,容易中伏,回答時左右為難。學界認為,有關題目太政治化,爭議極大,而且考生難把握,不是合適的考試題目。有議員直指,通識科有很多問題,不應繼續成為DSE必修科。


中學文憑試第一科核心科目通識科昨日開考(大公報圖) 


通識科試卷分為卷一必答題及卷二選答題,當中必答題第三題涉及「今日香港」單元,提供資料A「公眾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意見調查結果」。大公報記者發現,資料A引用的調查資料正是公信力全無的記協持續多年、抹黑香港新聞自由的「新聞自由指數」調查。而進行調查的機構就是鍾庭耀當年主導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香港記協人數多年來不足業界十分之一,而且相當一部分是非從業人員,2018年,記協共有482名會員,會員流失人數高達256人。

 

資料B引述2010年一份期刊文章及2018年的報章評論,內容包括引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關出版及發表自由的條文,設有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等限制,「新聞自由並不是絕對」。題目要求考生根據資料,描述公眾對香港新聞自由意見的主要特徵,和就試題提供的資料及就自己所知,指出兩個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可能出現的兩難情境闡述答案。


儘管對試題感到困惑 考生仍認真應考(大公報圖)

  

不少考生試後都表示對這類試題感到困惑。羅同學說,過往題目正常都會講「衝突」這類字眼較多,首次見到「兩難」的字眼,不知如何處理。舒同學直言,有關題目是「陷阱位」。考生楊同學說,擔心舉例時不知改卷員的政治立場如何,可能會影響評分。

  

觀點爭議大 考生難把握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表示,該題涉及的「兩難」字眼,課程從來沒有出現過,沒指引教他們如何處理,擔心有考生不明所以。他亦認為,題目容易令考生產生誤會。社會普遍提到新聞自由主要涉及主流媒體,但到底所謂的「公民記者」算唔算?鄧飛直言,傳統媒體和「公民記者」自媒體的職業操守不同,有些講求「爆like」,甚至鼓吹散播「太子站死人」等消息,這些是否需要給予充分自由?如果考生引用這類「公民記者」作為例子,與傳統媒體混為一談,考評局會否容許?他認為,這些在日後的評分標準都需要清楚交代。

  

考官考前仔細核對考生資料(大公報圖)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指出,「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的題目,一開始的調查報告數據暗示新聞自由的自我審查增加,在現實有很大爭議,擔心答題誤導學生產生偏頗立場。他說,如果試題過分政治化,家長和學生總會擔心立場和改卷老師不同,會影響分數。

  

葉劉:不應列必修科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有關考題對考生不公平,考生必須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人權法》等了解得非常透徹,才能答得好,直言「學生根本唔識答,改卷的老師都未必夠水平」。她指出,國際間就言論、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有大量討論,並非只提供少許參考資料,就可讓考生了解背景,質疑考評局出卷不當。葉劉淑儀說,知道有學生擔心評卷員立場問題,作答時要刻意迎合某方立場或政治正確,但通識科理念本非如此,她重申,通識科有很多問題,不應成為DSE必修科。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文匯報資料圖)

  

考評局稱,通識教育科的試題根據《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設題,題目的設計符合課程及評估要求。



大公社評 | 必須正視通識考試政治化問題


今年文憑試在疫情下進行,昨日的通識科考試有約五萬考生參與。對考生來說,最大的挑戰未必是疫情,而是考題嚴重政治化。例如有一道題要求考生分析「新聞自由及社會責任」可能出現的「兩難」情況,的確把許多考生考倒了。人們不禁質疑,要求中學生作出政治立場的選擇,意圖何在?通識科究竟要將年輕人引向何方?


通識科考試要求考生根據資料作出分析,其前提是資料內容必須準確,否則,建基其上的分析也就沒有意義。恰恰,在這道被通識科老師視為「今年必答題中最難」的考題中,基本資料為一三年至一八年的「公眾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意見」,結論是「公眾對香港新聞自由所受到的威脅或憂慮越來越負面或悲觀的看法」,而這段資料充滿偏見,並不符合事實。


香港的新聞自由度即使不是全球第一,也是位居前列,甚至是自由過頭,變成濫用。這從近年一再有傳媒鼓吹「港獨」、「為美國而戰」及將暴徒「英雄化」可見一斑。但為什麼「新聞自由度調查」卻得出相反的結論?原因很簡單,這個調查是由臭名昭著的「香港記者協會」等機構作出的,有明顯的政治企圖。通識題引用香港記協的調查,卻不提及來源,這不是誤導又是什麼?


誠然,考題也引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指出發表自由之權利受到「尊重他人權利」及「保障國際安全或公眾秩序」之制約,要求考生指出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可能出現的「兩難情境」。這種答題的「開放性」,貌似客觀公平,其實有很大的迷惑性,考生無論主張什麼都可以,認同新聞自由不應該受限,「違法達義」、「公民抗命」有理,一樣能得到高分。


雖然這道題目沒有提及非法「佔中」,沒有提及旺角暴亂,更沒有提及修例風波衍生的黑暴,但「意在不言中」。然而,正如新聞自由有邊界,考試題目也並非百無禁忌。試想,德國的學生可以自由討論「納粹」嗎?有宗教信仰的國家可以自由討論宗教禁忌嗎?


事實上,既然言明是「兩難」題目,必然沒有統一的結論。然而,有些東西是受法律規限的,是不容置疑的。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一國是根本,離開「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討論新聞自由,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學術上也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在實踐中也會導致違法的產生。


橘生淮北則為枳。通識科可能初衷是好的,但在香港的特殊教育環境下,其政治化問題已越來越嚴重,甚至被指是年輕人走向激進的源頭之一。港產數學大師丘成桐早就警告「通識科令人通通不識」,前特首董建華更是痛心疾首地指出「通識科失敗」。今次的通識科考題,再次提醒市民及特區政府,通識科嚴重政治化的問題已到了不能不正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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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唐曉明、龔學鳴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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