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之｜思念是一种很玄的绿色

从普世性来说，印象派可能是最受喜爱的艺术流派——对自然的追求，对个人感受的抒发。三年前，在我的印象里有那么一个展览——绿色的墙面，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大师，一张完美的中国文人脸，日本留学经历，印象派的画风——那么甜美却又带点点忧伤 。

只因为这一抹绿色的印象，我记住了的王悦之(1894-1937)。他生于台中，是台湾第一个留日画家、也是第一个把印象派带到北平的画家。 虽然，像他后期的画题般，他也被社会遗忘了数十年了。直到2014年3月中国美术馆主办的《脉脉之思——王悦之艺术展》，本文拍摄图都是源自那次展览。

他的一生短暂，还比“人生五十年，如梦亦如幻”的信长要短了3年，然而也可称梦幻吧。原名刘锦堂的他，在出生的次年，台湾便被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他是米店的少爷，衣食无忧，并获得了天赐的好相貌和好天赋。

在矛盾中，他还是接受了全奖奖学金，成为第一个到日本留学、学习西洋绘画的台湾人。然而在读期间，他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潮的印象，来到上海求见孙中山希望加入革命，孙中山没见到，却成为了其秘书王法勤的养子，改名王悦之。王法勤成为他此后艺术人生当中重要的支持者与赞助人，也成为王悦之“学而优则仕”一生的重要原因——历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后来的中央音乐学院）校长、国立艺术院（后来的中国美术学院）西画系主任。

说回画风本身，他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留日归来，印象清新：

王悦之受到日本现代绘画的影响，这一点在他早年风格还未独立的时候，尤为明显。而当时日本的时风正笼罩在“印象派”的影响之下，因此，王悦之那活泼的笔触，强烈的色彩，显然也受到“印象派”的熏陶。

裸体，1921-1923

摇椅，1921-1923

正如他认为“印象派”是“根据天然，发挥个性”的正统，他从自己的情感与记忆中，挖掘创作的主题，以个人情绪的表达带动观众的欣赏，所以他的人物感染力十足。为了更好地传播这种新风，他组织了北京第一个研究西画的团体“阿博洛学会”。

镜台，1921-1923

二、中西合璧，趣味卢梭：

1925年他再访日本，此时当地风潮已经转为对东方艺术精神的挖掘，而国内同时掀起西画民族化的讨论。他的水彩画和油画仿佛两个人画的：水彩有一点江南的古风，又清新灵动。

西湖风景，1925

他的油画则多半改为高一米七八、宽几十厘米的竖幅，采用中国画的线描法，大量使用黑油彩，显得轮廓很重又不失立体感。这就是他西画民族化交出的答卷。更采用用国画式的装帧，使得这种异趣加深。略扭曲的人物和黑色描边，以及梦幻意境的铺垫，却让我想起了印象派的素人大师——亨利卢梭。

七夕图，1928

灌溉情苗图，1928-1929

燕子双飞图，1928

徐悲鸿甚至在当年观“王悦之画展”之后评赞王悦之的创造，认为“以绢本施油彩，绝为前兹所无”，比照欧陆油画，“高出法国时新派多多”，甚至说到“若欲在马蒂斯前顶礼者，何不对此下跪”。

三、回归写实，风格拔群：

我在“风格拔群”和“忧国忧民”里面最终挑了风格作为题目概括。确实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多地关注现实的问题：日本侵略加紧，以为远离台湾便可以逃离这种亡国命运的他，也不得不再次为此忧思创作起来。但这是他最让人记住的风格和作品产出的时期： 用中国狼毫笔蘸稀油彩在绢本上细密地完成的 《台湾遗民图》成为他的代表之作：中、西、日合璧的风格，三人祈祷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台湾遗民图，1931

儿子刘艺也说出了创作的趣事：

爸爸带了一个老乞丐回家，还请他吃饭。当时我很迷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想家里怎么会来了这样的客人，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正是以他为模特，创作了著名的《弃民图》。”刘艺说。

王悦之的模特不仅限于街边的老乞丐，还包括家中的孩子：“有一次，父亲叫我们兄弟一起双手合十站在他面前，看谁双手合十的样子最好看。原来，他是为《台湾移民图》在选模特。我还记得大哥合十的样子最好，最终‘入选’。”

《亡命日记》也是让人最一见难忘的作品，时代和风格都定格在他的笔下，成为永恒。

亡命日记，1931-1934

而自画像通常是最能体现风格和个人志向的，王悦之的两个时期的自画像都各具神韵，再加上一张与张大千的经典合照，很好地完成了我对这名性格画家的全部想象。

再次庆幸是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这一展览。想起当年与上海美术馆旧馆的匆匆一见，没想到下次再去已经变成了世博中国馆，深感那里还真不能承载这类气质的人和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