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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自卫反击战不同的记录

2017-10-01 平民读历史

来源:凤凰历史

1979年3月中方军队攻下老山界的瞬间,此刻旗手实际上已经中弹牺牲


导语:


在纪念中国改革35周年的辉煌时刻,不能忘记曾经有22万中国热血青年,为了国家利益,从广西、云南突进越南境内,付出了不亚于朝鲜战场的惨烈牺牲,攻克越南重镇谅山、老街。

通过这场“自卫还击战”,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以自己殷红的鲜血为墨,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改革初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纪元。

  

1979年二三月间的中越战争,完全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之战。我们不能忘记,多少美好的身躯,多少纯净的青春,消逝在近35年财富涌流、物质繁华的前夜。

改革30年,也是个人和家庭改变命运的大时代,演绎了多少商场暴发、仕途跃迁、学业精进的传奇;可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风华正茂,却仆倒在人生的起跑线。

 

历史的伤痛不能遗忘,纯净的灵魂不能遗忘。

  

让我们向我伟大的,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并且。深切的怀念。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们! 

1979年2月17日,新华社发布声明:

  

“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顿时,中国人民把揪心的目光投向南疆,多少军属家庭更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夜半惊魂、虔诚祈祷。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前线讯,关于战事只有短短一句话:“战斗在我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河口、金平地区展开。”对参战人数、主攻方向、战役进展、伤亡情况,均只字未提。

  

“文革”后国内新闻观念比解放战争时期更加保守,战争新闻以防止泄密为最高准则。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无从知晓这些青涩男儿如何一个个剃了光头,照了相,给亲人留下遗言,在军旗下宣誓,喝了首长敬的壮行酒,然后无限留恋地回望北方祖国的方向,心里喊着“再见吧妈妈”,便顶着越军疯狂的炮火,踏上了布满地雷、竹尖陷阱和异族仇恨的征程。

据后来披露的史实,实际战况是: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9个军、22.5万人,早在1978年12月底就已屯兵广西、云南的中越边境。2月17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149师除外)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上将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 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上将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广西和云南对面,是越南的6个省11个县。中国军人面对的是历经几十年抗法、抗美战争,真正“武装到牙齿”的越南人,军队骁勇善战,老百姓也是全民皆兵,号称“第三大军事强国”。

越南军民如此好勇斗狠,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内乱,军队缺乏作战训练,参谋人员老化,作战装备捉襟见肘,连钢盔都无法做到人手一顶!越军士兵普遍装备苏制AK冲锋枪,而我军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军工生产质量得不到保证,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爆炸,这类情节在越战小说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曾经引起过观众极大的愤怒和无奈。因为废除了军衔制,一旦本作战单元首长牺牲,立刻群龙无首。后勤保障跟不上,战场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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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没有动用空军,因此陆军的厮杀更加血腥。“自卫还击战”的战场上,年轻的中国军人无所凭借,只能靠人海战术,拼勇敢,拼牺牲。

  

1979年西方媒体广泛议论的一个现象,直到人民日报1984年发表昆明军区作家彭荆风的通讯《猛士守南疆》,才第一次承认:在中越战争中,使用了人肉“排雷手”。当部队闯进雷区、进攻受阻时,彝族班长安忠文从容地吩咐战士说:

“前边是雷场,不要靠近我!”然后纵身滚向那片雷区,压发雷、绊发雷一颗接一颗爆炸了。他右手被炸断了,仍然咬住牙往前滚;两眼炸瞎了,他还在用血肉模糊的身子向前滚。

彭荆风说:像这样明知是死,为了胜利而又不畏死的勇士,在这次反击战中随处可见。

西方记者猜测说,这些以身蹚雷的中国军人,可能是被迫服从上级命令。彭荆风在战场上发现,西方人道主义小白脸们,完全低估了东方的人格境界!在者阴山下的救护所,彭荆风遇见了刚抬下来的战士刘易富,他只身排除了二十多枚地雷,身中36块弹片!

  

“医护人员为他换下那身满是泥浆和血污的衣裤时,发现他口袋里已身无分文,只有一张寄回家的16元汇款收据。人们明白了,这又是一位准备以身殉国的勇士!”

据互联网上昆明军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总结材料,从2月17日开战至3月16日撤军完毕,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 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还要大得多!

1979年一战后,又延续了十年的边境拉锯战,牺牲了无数中华好儿男。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中方一侧,至少有14个县市建有专门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烈士陵园。由西向东,依次是云南的金平、蒙自、屏边、河口、马关、麻栗坡、西畴、富宁,广西的那坡、靖西、龙州、凭祥、宁明、防城。建设最早(1979年2月)、也最著名的麻栗坡烈士陵园,安葬着十年中越战争中的937名烈士,邓小平亲自题词。

谁还记得19岁的傣族小战士岩龙,记得那个吹得一口优美竹笛但汉语说得不好的英俊小伙子。人民日报1979年4月9日发表过新华社记者李耐因和张立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他为祖国献青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只身潜入敌人侧后,歼敌20名,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在攻打朗多时中弹牺牲。

 在 1979年,岩龙的名字,响亮程度相当于今天的周杰伦。新华社原稿中提到,岩龙在西双版纳家乡已经交了女朋友,李耐因捧读烈士遗物,感慨那叠遗留的书信中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丽姑娘的来信。在社会风气保守的七十年代末,人民日报编辑部可能担心有宣扬“早恋”之嫌,删掉了这个情节。无论如何,一条19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

  

通讯写道:

“刚刚拐过一个山嘴,一丛树林中射出一梭罪恶的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岩龙的胸膛。在他后面的班长看见他倒下来,又慢慢地抬起头,向着北方——祖国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不动了。”

19 岁,对于亲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年轻人来说,是什么概念呢?张朝阳19岁时在清华大学念物理,丁磊19岁时在电子科技大学念通讯技术,毕业后经过一番努力,分别创办搜狐、网易,成为中国新兴的IT界领军人物。马云19岁那年第二次走进高考的考场,数学只得了19分,只好开始打工,蹬三轮车送杂志;但在市场机会极其丰裕的改革年代,马云最终还是上了大学,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并购雅虎中国,大器晚成。岩龙这样的英雄,囿于家庭出身,即使死里逃生,即使数学成绩高于马云,恐怕也很难像丁磊那样得风气之先而成为北京电信前100个用户之一,难以在IT界弄潮。

  

但岩龙或者别的什么英雄,如果天假以年,像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那样初中没毕业,走南闯北做点小买卖,抓住机会发展壮大,最终闯进胡润财富榜也未可知。就算不能成名成家,也可以尽情消受改革开放年代的消费时尚和社会自由度。要知道,1979年的中国,连穿一件花格子衬衫也像今天的裸奔一样惊世骇俗,越战一代青年基本未婚,绝大多数没有恋爱经历,还没来得及品尝人生的甘美就匆匆而去。

  

1979年,正是“我劝天公重抖索,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时代开端。中越开战前,高考恢复了两届,有1160万人走进考场,才俊起蒿莱;默许“知识青年” 回城的“国务院六条”刚刚颁布,上千万被耽误的男女哭着喊着回到城市,在勉强争取到的一份卑微岗位上卧薪尝胆,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自学,若干年后将成为城市的栋梁;大批被整肃的干部子女随着父母冤案的平反,重新获得一份丰裕的发展资源,未来的日子可望纵横天下。在整整一代年轻的和不甘年华老去的人们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一显身手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士兵听从政府和国家的召唤,昂首冲向了南疆边陲,明知此行很可能有去无回。

  

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来自沂蒙山区的烈士梁三喜临终前没来得及说完的一句话,不是像传统革命电影所描写的那样申请入党,而是提示战友注意自己左胸口袋里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的欠帐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在这张欠帐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帐总额是620元。这个催人泪下的细节,绝不是李存葆闭门造车,当时的烈士普遍家境贫寒。人民日报发表的岩龙通讯中特意写出,岩龙的遗物里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衣破损处不少,都是小伙子自己缝补的,针脚是那么细密;裂缝的旧胶鞋补着补钉,看得出已经修理过不止一次了。

  

活着的英雄,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留在部队很难被推荐考上军校,军队在战后停止了从优秀士兵中大规模选拔军官的做法,因此对越作战的英雄今天在部队的官阶普遍不算很高;回到地方,虽然不少人被照顾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但在步入中年后遭遇国企改革,缺少创业技能,凄然下岗。因伤残疾的,可能陷入绝对贫困,留下一个个不忍卒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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