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易误辨析】—现代政治史（03）
现代世界政治文明易误辨析
1.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暴力革命。
参与这场革命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这样写道：“当我们来到海军大街的那一时刻，有人喊叫了起来：有个士官生被派来说，他们在等着我们去并赶走他们！听到了口令声，而在这漆黑的夜里，我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在默默地前进，只有沉重的脚步声和武器的撞击声打破这寂静。就象一条黑色的河流灌满了大街，没有歌声，没有喊叫，我们涌到了红色的拱门下。……进入广场，我们奔跑起来，俯下身子，一个挨着一个。我们就这样跑着，直到突然撞上了亚历山大石柱的基座。……在这里停留几分钟后，这支约有数百人的队伍精神振奋起来，突然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又向前冲去。这时，冬宫的所有窗户射出明亮的灯光下，我注意到先头的两三百人都是赤卫队员，他们中间士兵很少。我们爬上木柴堆城的障碍物，而又立即跳了下来，并爆发出惊喜的喊叫声，我们脚下竟然是成堆的被士官生扔掉的步枪。宫门两边人口处的门洞开着，从那里闪烁出的灯光，但是大殿里没有传出任何的声响。”据第二天就到冬宫观看现场情况的著名画家、导演伯努瓦记述说：“熟悉的景象依然如同昔日，看不到任何战斗的痕迹。”（闻一：《列宁在十月》，《学习时报》2007年5月7日。）
美国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描写道：“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只是在冬宫发生了流血事件，伤亡人数共计一个红军战士和五个红军水兵。”苏共20大时，赫鲁晓夫就说“当时只死了一个人”，米高扬在苏共20大时坦言：“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
2.十月革命分给农民土地。
斯托雷平改革使俄国的经济相对繁荣了，但人们心中的社会不公正感日益突出，“扶强抑弱”政策导致农村“反改革”的平均主义情绪强烈起来。农民要求恢复公社对“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立农村公社。这种社会诉求是俄国广大农村内部平等意识决定的。当时所展开的“自发夺地斗争”并没有革命政党的组织，所有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一战后期，农民在村社的组织下不经官方许可自己行使革命权力，86.6%的乡农民执行委员会自行分配土地，3.6%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只有不到10%的基层机构听命于政府。1917年夏天确立的农民机构是由贫民和中农组成，他们完成了总数为16298起革命行动中的10210起（A·B·谢多夫：《1917年的农民委员会》，《历史学博士论文摘要》1980年。）。
金雁教授认为：“实际上十月革命前农民以传统村社为组织基本上完成了‘自发夺地’的过程，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对此表示首肯”（金雁：《历史教学中的十月革命问题（二）》，《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10期。）。可见，十月革命前绝大部分农民已经自发获得了土地，十月革命由苏维埃政权分给农民的土地非常少。
3.混淆雅尔塔体系、两极格局、冷战。
“雅尔塔体制”（体系），简言之就是美、英、苏三国首脑主要通过雅尔塔会议所确定的战后世界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基本蓝图，其实质是美苏两分天下；而两极格局是以美苏为中心，以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两大阵营全面对抗为特点的国际格局；而冷战是美苏对抗的主要形式。三者的关系为：雅尔塔体制的建立是战后两极格局形成的基础，即奠定了战后两极格局的框架；两极格局是雅尔塔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集中体现，从属于雅尔塔体制；在雅尔塔体制下两极格局对抗的主要形式是冷战，冷战的加剧又促进了两极格局的形成。一般说来，两极格局的瓦解，也就意味着冷战局面的结束，雅尔塔体制的瓦解。
4.冷战期间美苏只有“敌对行动”，没有合作、沟通。
岳麓版历史必修一第24课《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说：“‘冷战’泛指美苏之间除了直接交战即‘热战’以外的一切敌对行动。”（2015年7月第3版第107页）这一概念的表述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冷战期间美苏只有“敌对行动”，没有合作、沟通。事实并非如此，在冷战期间美苏有“敌对行动”，也曾有过合作、沟通。例如，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晤，两人谈到和平共处甚至削减军备。（R.R.帕尔默著，牛可等译：《现代世界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840页。）
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苏双方采取了一些缓和局势的措施，比如，同意将美国的过剩小麦出售给苏联；安装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热线”电话。1963年8月5日，美、英、苏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国际关系缓和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实质性的、重要的一步。”（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著，宫齐、李国庆等译：《美国史》，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1032—1033页。）
5.今天已形成世界多极化格局。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试图建立一个由其领导的单极世界，积极推行单边主义；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发展中国家等多种政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单独主宰世界，反对一国独霸世界、要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因而世界多极化格局并未形成，处于新旧格局的交替时期。世界多极化只是一个发展趋势，多极化格局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6.把“和平”误解为“安全”。
“和平与安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平是指没有战争的客观安全状态，而安全是指没有威胁、恐怖和不确定的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状态。和平是关于安全状态性质的概念，而安全是关于安全程度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国际安全状态划分为‘和平’、‘非战非和’和‘战争’三种性质。把国际安全程度划分为‘不安全’、‘不太安全’、‘较安全’和‘绝对安全’四个等级。”（阎学通 杨原：《国际关系分析》（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2版，第133页。）安全程度和安全状态并不对称。国家既可能在和平状态下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也可能在战争的状态下安全无恙。例如美国，从1991年开始，美国先后卷入海湾战争、索马里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但美国本土没有面临他国的严重安全威胁。
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此后美国面临恐怖分子的安全威胁。对一个国家政府而言，维护和平（特别是没有尊严的和平）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目标；但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则难度很大。国家面临的国际安全威胁是多方面的，战争只是多种安全威胁中的一项。
现代中国政治文明易误辨析
1.新中国建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扫清了障碍”。
教材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扫清了障碍”（岳麓版《政治文明历程》第88页）。“障碍”换新言之就是困难，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就没有障碍或困难吗？发展道路就畅通无阻吗？
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现代化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发展道路上遭遇了不少的障碍或困难。政治和经济建设曲折发展，文化上“双百方针”遭遇挫折。为什么发展会有这些曲折和挫折？显然，发展道路有障碍是难以否定的客观事实。这些曲折和挫折，说明了什么？可作多种分析，但至少不能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道路就平坦了，“障碍”就“扫清了”！
2.关于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的时间。
现行岳麓版《政治文明历程》第21课在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时写道：“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于1930年8月”。事实是：1930年8月成立的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到1935年12月又改称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到1947年2月才改称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显然，“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于1947年2月，其前身是1930年8月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3.混淆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
（1）从历史渊源看，多党合作制度承袭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政治建设，而政治协商制度起源于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
（2）从概念上看，多党合作制是对政党制度的表述，显然是政党制度的概念，它规范的主要是各党派之间的合作关系。具体内涵是：共产党执掌政权，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政治协商制度是多党合作的一种运行方式，是一种民主参与机制。新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以多种形式，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协商讨论、寻求共识的一种制度。
（3）从范围看，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相互交叉又不能完全覆盖的两项制度。政治协商的主体范围要大大地超出多党合作的主体范围，政治协商又是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协商不能涵盖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权力机关的合作、在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合作。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中担任职务的人选要经过政治协商，但他们依法行使职权，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不能归为政治协商，也不能把民主党派开展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和社会服务工作称为政治协商。
4.“文革”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彻底瘫痪”。
现行岳麓版《政治文明历程》第97页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彻底瘫痪。”事实果真如此吗？事实是：1975年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2885位。大会选举了由二百一十八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取了张春桥所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报告决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不再设国家主席。会议根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对于这次会议怎样评价暂且不论，既然在1975年，即“文革”期间曾经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那么“‘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彻底瘫痪。”的历史结论不能成立。
5.关于“汪辜会谈”时辜振甫的职务。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Ⅰ第22课第104页插图配文字如下：“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左）与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右）举行会谈，史称‘汪辜会谈’。”据此可知，辜振甫担任的职务为海基会会长。“汪辜会谈”时辜振甫担任的职务真的为海基会会长吗？
陈崇龙等编《海峡两岸关系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页记载：“1990年11月21日，台湾中介团体‘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辜振甫为董事长。”海基会所设法定代表人为董事长，而非会长。查百度百科辜振甫，辜振甫为“首任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1990年11月21日—1996年6月8日）”。可见，“汪辜会谈”时辜振甫担任的职务为海基会董事长而非会长。
6.外交方针和外交政策。
“方针”和“政策”从语义上看是有区别的。“方针”是为发展某项事业制定的的指导原则。“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方针决定政策，政策受制于方针，但又对方针起到贯彻和具体化的作用，二者不能等同。新中国初期奉行的外交方针主要有“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新中国初期奉行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的原则，随着外交活动的开展，“和平共处”原则得到进一步深化，发展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7.我国在建国初拒绝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建国之初，我国外交实行“一边倒”，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这让师生误认为我国在建国初拒绝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1950年初，一些西欧、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谈判，1950年5月至10月，我国先后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正式建交。因挪威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暖昧，中挪建交因此搁置。直至挪威在联合国明确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中挪才于1954年10月正式建交。由此可见，我国在建国初并非拒绝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8.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与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数目。
岳麓版历史必修一第26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外交》说：“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中国已同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015年7月第3版第114页）此处所述的国家数目有误。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资料，1949年10月1日到1950年10月1日期间有18个国家与中国建交。1949年的有：（1）苏联，10月2日；（2）保加利亚，10月4日；（3）罗马尼亚，10月5日；（4）朝鲜，10月6日；（5）匈牙利，10月6日；（6）捷克斯洛伐克，10月6日；（7）波兰，10月7日；（8）蒙古，10月16日；（9）民主德国，10月27日；（10）阿尔巴尼亚，11月23日。1950年的有：（11）越南，1月18日；（12）印度，4月1日；（13）印度尼西亚，4月13日；（14）瑞典，5月9日；（15）丹麦，5月11日；（16）缅甸，6月8日；(17)瑞士，9月14日；（18）列支敦士登，9月14日。
9.忽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二者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中美关系缓和对复杂的国际关系影响巨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朝着获得通过的方向发展。尤其是二十六届联大开会表决时，基辛格正在北京进行第二次“公开”访问。很大一批国家原来摇摆不定：一方面不愿与美国对立，另一方面意识到支持中国对自己有利。当美国对中国持敌对态度时，他们当然不便或不敢公开投票赞成。这时的情况不同了，美国自己正在和中国和解，他们当然也要转变态度。正是多了这样一批国家的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代表的提案才能以压倒多数的优势获得通过。不仅如此，这样的表决结果，还使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没有了表决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在刚刚得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消息、还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基辛格的一位助手就沮丧地说：“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与“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有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