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岳昕：做一个“孩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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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昕：

我们并不相识。动手在公号后台敲字的此刻，距离你被强制带回家、发布公开信已经过去30几个小时了。听说你的妈妈因此事身体状况很糟糕，甚至被送到医院抢救，这30几个小时，对于你和你的家人而言，恐怕是如坠炼狱。

你或许能够看到，社交平台上，你的公开信、你个人公号的旧闻、对此次事件的评述像接力棒一样，被一个又一个机构、非机构（自）媒体转发。我的朋友圈里，充斥着对你的声援、对北京大学此举的叩问。到处都是的公开信截图，横着的、竖着的、倒着的，加上一两笔勾画的，还有程序员把你的文章放到了区块链平台上，据说“永远不能篡改”，人们想尽办法，与“404速度”对抗，看到你的事情发酵至此，心里竟然感到一丝宽慰。

写下这篇东西，更多的是对自我的反思。

昨天下午，读完你那篇《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触动很大。你今年20岁（或者是21岁），深切地为自己生来就具备的资源而感到不安，你把自己视为社会结构性不公“创造”的既得利益者，把身心投入到公共性议题上，去观察、去思考、去发声，你的不安与社会责任感，是当下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

我今年25岁。我20岁和21岁交接的那一年，新闻界发生了著名的“南方周末献词事件”。彼时正值期末考试，手机上刷出消息的一刻，我从厚重的英文《宏观经济学》里逃出来，溜到走廊的夹角，蹲着哭了起来。那天，年少的我觉得，中国新闻的最后阵地失守了。去年，新京报大改革，新闻的黄金时代结束了，白银时代也过去了，现在，是一片废墟。

我就读于政法大学，入学时，就开始背诵校训：经国纬政，法泽天下。

读书时，我每天都会抽一点时间浏览南方周末的网站，我是对新闻有兴趣的人，但那时，并不能做到通过读报去思考更为宏大的议题。大一临近结束，具备辅修资格时，我果断地听从内心的召唤，将新闻学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在法大，随便扔一块石头，砸10个，8个都学法，像我这样就读于商学院的学生，修了新闻，是另类中的另类。

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自己在新闻学院辅修的一年半课程，对我的新闻理想有更多的召唤。内心某种姑且可以称为“社会责任感”和“公共议题参与感”的意识，一半是被新闻唤醒，一半是受学校浓厚的法学氛围的影响。法大60周年校庆时，我躲开人群，找了间偏僻的自习室，在内网上看江平老师的演讲。他是多少法大学子心中的灵魂人物啊。掌声在昌平校区的礼堂绵延不绝，江平校长站在演讲台后，语气沉稳、笃定，在被营造得如同庆典一样的氛围中，他的演讲主题是：高校管理的去行政化。在法学的概念里，权力必须有制衡。

那一刻我很感动。我无法追究这感动的来源，那时我并没有什么法学概念，是个与大部分刚从高考重压下走出来，陷入彷徨的普通学生一样的无知的人，潜意识里我觉得，那番话太难得了，它们和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些话不一样。

你的文字，让我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

我恐怕要说，当今时代，最关注政治和最有政治热情的人，恐怕就是像你一样，20岁的还在校园里的年轻人。我读书时，加入了学校的辩论队，法大的辩论文化很好，尽管如此，在模联、模拟法庭面前，辩论队已经成为“小众的狂欢”，我并不喜欢辩论赛的形式，但不得不承认，接触各种各样的辩题，打开了我关注社会生活和结构制度的窗户。我常常还是会怀念那段日子，是的，一边说着“我不喜欢”，一边怀念。我们穿着黑色的西装，皱着眉头，透过辩题去思考某项制度的合理性，尽管在接触到的众多议题中，真正能够起到这样作用的并不多。但是对户籍制度、舆论监督、市场经济的讨论，仍旧让我有机会窥探一点中国的现状。

读书时，我们常常自嘲：穿得人模狗样，操着卖白粉的心。

我时常感动于受过系统性法学教育的同学们，通过法律援助、社会调研去帮助更多有法律需要的人，他们做的好像是比我能做的事更实在。如今，我已经毕业即将三年，我的同学们，一些已经成为北京、上海知名高级律所的诉讼、非诉讼律师，有一些进入地方检察院、法院，也有一些从事着与当初的法学理想并不相契的工作。是的，你会发现，当一个学生被置入到社会中时，他要为机构负责、为公司负责、也要为客户负责。人不可避免地“变得现实”，或者说，通往理想的道路，从来就不是理想化的。你会发现，世界的不简单，远超过20岁时所认为的不简单。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或许就是今天，我正式地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可能要把（新闻）两个字去掉。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填写入职表时，在部门一栏中，写下“采编部”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那是确切地接近自己理想的时刻。作为一个没有经过完整的系统性学习、没有任何采编经验的白纸，能够获得这个机会，无疑是我20多年人生里最大的幸运。入行时，我几乎没有跟过热点，一上手就是写人物，以至于至今为止，操作过的“硬新闻”类选题也屈指可数。这其实并非我的强项，我总觉得，把这样的选题交由调查和突破能力更强的同事，会有更好的效果。

可谁又知道，当我说出上面那句话时，是不是一种自我逃避呢？

我必须要坦诚地说：我变得没有那么愤怒了。2016年7月，石家庄暴雨，两天后，我和同事被紧急派到灾情严重、信息孤岛的井陉县，那天我们几乎没睡，凌晨三点从石家庄搭车进了村，整个村子信号全部中断，大石块凌乱地堆在路上，村民的眼里全是迷茫。那条稿子最终没有发出，作为一个只有三个月经验，第一次跑突发的新手，我要承认，那篇内容的完成度很糟糕。当然，返京后，毫不意外地获知，禁令已经抵达。

如今，依靠渠道而生的机构媒体或自媒体，是很难与禁令抵抗的。这已经不是个人勇气的讨论，一个团队，每个人都要吃饭，要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我很开心的是，我的同事里，编辑们、记者们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仍旧有强烈的愤怒，有时也强烈地要求前往第一现场，那些瞬间，我看到一团火苗在他们的胸腔里燃烧。那些时刻，这些人，是可爱的。可遗憾的是，更多的评论，只能以个人名义，在记者们的个人公号、微博、朋友圈展开，我常常想，是不是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这一小撮人总是暴躁的愤怒。

我对于一切选择，都报以理解。每个人有选择他所认为的自由的自由，不是吗？既然有人有愤怒的自由，也要接受有人有不愤怒的自由。

打算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正抱着一摞书，从快递柜往家走。文学是我给自己选择的新的“净土”，我觉得自己变得鸵鸟了，我不兴奋于那些所谓的社会热点了，并不知道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和周围许许多多从事过这一行的前辈一样，习惯于“关门即深山”、“自扫门前雪”，作为新闻行业的从业者，这其实并不对，对吗？看到你的文字，我心里有很多惭愧，自愧不如。

向朋友圈转发你的反思之后，有人给我留言，她写：“一个孩子的话。”我想这话说得也是对的。你的确还是一个孩子，你的反思甚至也是带有一定孩子气的，可这些多么宝贵啊！这份“孩子”式的独白，是很多人逐渐丢失的“赤子心”吧。

说了这么多，好像都在自说自话，就连这篇东西，写出来，发出去，也未免有“蹭热点”的嫌疑。说些更实在的，这些反省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昨天交了稿，现在也是没有心思敲的，反省的内容，能够坚守多久，我也是不知道的。我大概还会继续在这一行，写上几年，接下来马上要写的是生活的美意，看到世界的不好，与看到世界的美好，同样具有价值。看方可成老师的文章，了解到你“并不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叩问者”，我相信你能够理解，任何形式和角度的报道的价值。

期待这件事情能够早日得到妥善解决，为你，和你未来的人生祝福。

姚胤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