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国家？| 张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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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
《管子·法法》
在野蛮状态，人只关心他自己的福利；娶妻生子之后，他关注自己连同家庭的福利；进入文明生活之后，他关心自己连同所在城市的福利；当统治扩展到几个民族之后，他关系自己连同国家的福利；在不同国家经过战争、和平条约、联盟和贸易之后，他关心自己连同整个人类的福利。
维科：《新科学》[1]
文 | 张千帆
原创首发，3100余字，阅读约需5分钟
参与“月宫论道”系列辩论的各门弟子在地球传道数年，又纷纷回到月球，再聚广寒宫。他们和孔子当年一样，摇唇鼓舌、不懈传道，却四处碰壁，惶惶然如“丧家犬”。嫦娥笑着把他们迎进宫来。众人一看，里面已经坐了几位未曾谋面的新朋友，均为西学传人。此外，还请了几位民间代表。他们既可以在一边旁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
嫦娥：上次聚会，中西各主要学派的传人激烈交锋，最后各自有所妥协。儒家默认，形而上的本体论是不可验证的，把学者发明的本体世界延伸到日常生活的现象世界是有风险的。墨家和功利主义学派则承认，没有必要把人设想为一团感觉，人生的惟一目标就是追求快乐、减少痛苦；事实上，这种人生观和倡导大公无私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要说服个人不仅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且也主动维护公共利益，必须设定人是一种道德动物，并让人相信自己有内在价值与尊严。最后，儒家和墨家应该都已承认，过犹不及：没有道德，人是自我欲望的奴隶；过分拔高道德诉求，人非但不是自己的主人，反而沦为满足他人欲望的奴隶。同时，道家和极端自由主义者则应承认，没有道德、不负责任的生活并非真正意义的“自由”，也不符合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尊严观。总之，人性包含物性、知性和德性三个方面，不可偏废或彼此否定。只有妥善协调三者，才是真正理性的生活。
聚会结束后，我听说你们自己又回去商量了协调方案，改造了儒家仁义礼智的传统教义，初步达成了伦理共识：
你们还尝试用这些美德和原则去说服不同职业的国人，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内在尊严和敬业责任，他们似乎也都被说服了。在我看来，这套“中庸”伦理具有内在合理性，理应大行天下，怎么会行不通呢？
？？？
荀转世迫不及待地回答：这些人当面答应得好，回去碰到现实困惑便又放弃了！我们的遭遇证明了荀老师的性恶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现实中的人就是自私、短视、懒惰、懦弱的“小人”。尤其是中国当代教育失败，国民道德素质低下，社会无论贵贱贫富，均为小人。我们说的尊严这套道理他们听起来都可以接受，但是一遇到现实利益就统统抛诸脑后。尤其难办的是，每个人都深陷“囚徒困境”之中。遇到不该作为之事，都自认自己一人洁身自好无济于事，照做不误；遇到应该作为之事，又都退避三舍，指望别人出头露面，自己坐享其成。这就是西方理性选择理论所说的“搭便车”现象，或用中国俗话表达：“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如果世界上就只有鲁宾逊和星期五两个人，什么都好商量，各人很可能都会做各自该做的事情，但是人越多，“囚徒心理”就越重。
我让行人不吐痰，他说随地吐痰确实不对，但是我一个人不吐痰，别人照样吐，地上还是脏，所以自己也就照吐不误了；我让顾客不在餐厅吸烟，他说法律确实如此规定，但是执法不严，别人照样室内抽烟，我一人隐忍并不能保障公共场所的无烟环境，而自己也成了“二次吸烟”的牺牲品，不如照吸不误；我让企业老板停止污染，他说污染确实违背道德与法律，但是只有我一家企业控制了污染，别的企业照样冒黑烟、排污水，如何改善得了生态环境？不如我节省生产成本，照样排污……
墨转世：洁身自好不易，民间维权更难，因为风险更大，短期收效甚微。我让老百姓起来做公民，但他们说都做“公民”固然好，但是别人不做公民怎么办？要我在选举那天出来投票，别人照样在家闷头睡觉，或被组织起来对内定候选人投一票，我那一票又有什么意义？他们本来就在演戏，难道你还要我作为“群众演员”陪练？所以还不如自己也在家睡觉。中国俗话说，“枪打出头鸟。”一般百姓都避之唯恐不及，生怕自己或家人惹上事，都指望那些胆大的出面，自己可以不冒风险、坐享其成，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极少数人出头，很快就被“收拾”了。其实出头的人越多，风险越小，但是这些自我中心的“小人”之间没有道义承担、没有相互信任，最后个个陷于悲惨的“囚徒困境”之中。
孟转世：小悦悦当时可能也遭遇同样的情况。这些路人或许本来并非那么冷漠，只是人来人往，你看我、我看你，都等着别人出手，最后谁都不出面，于是酿成悲剧。我们遇到的困难在于，自己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但是怕别人不理会这一套，或者不相信别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唯恐不但实现不了自己的尊严，还净“吃亏”，因而最终放弃了对尊严生活的追求。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对尊严的追求过于肤浅、表面。譬如就拿随地吐痰来说，一般人觉得别人吐、自己不吐，似乎于事无补，自己还“吃亏”了，但是对我来说，即便你拿钱来贿赂我吐，我也不会吐；即便满世界的人都随地吐痰，我也不会吐，因为那样太失风度，会让我有作贱自己的感觉。然而，目前中国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还达不到这个程度，随地吐痰也就成了争相效尤的恶习。
韩转世：由此可见，无论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人的道德约束力都是很弱的。即便少数人可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仍不足以打动绝大多数人。换言之，只是靠道德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要让短视自私的小人们守住行为基本底线，不侵越他人的权利边界，只有靠严刑峻法；而要制定和实施刑法，必须建立国家。商鞅老师说得好：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者，此亡国之兆也……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2]
荀转世：这个问题我们在“月宫论道”中反复讨论过了。社会不可能只是靠严刑峻法维持下去，官民博弈本身也存在诸多“囚徒困境”。孟荀两位老师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3] 要改造人性，社会还需要礼乐、教化、奖惩等手段，就是像古希腊思想家说的那样，在孩子思想还未定型时灌输必要的美德，使之从小人转化为君子。当然，这些手段最终也都要依靠国家才能实现。文明社会确实离不开国家，但是法家主张的国家主义显然矫枉过正，而且没有人性中的伦理基础作为支撑，法治国家必然走向极端的个人集权专制。因此，伦理需要国家扶持，而国家也需要伦理支撑。两者相辅相成而非相抵相克，才能建构一个健康文明。用荀老师一句话来总结：
亚转世：国家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中西古典思想家均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老师在完成《伦理学》之后，紧接着就出版了《政治学》。只有霍布斯以后的近现代学者才会去猜想远古无政府主义状态，古希腊思想家认为国家完全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产物。事实上，人类可能从来就没有霍布斯、卢梭这些人想象得那样特立独行过，连猴子都是有家庭秩序的。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社群，每个社群都有自己追求的目的，那就是幸福或“善”。国家只不过是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最大的那个社群而已，而国家所追求的善也是至高无上的“至善”：
每一个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社群，每一个社群都是为了某种善而形成的，因为每个人总是为了获得他们认为的善而行为。但是如果所有社群都是为了某种善，那么国家或政治社群是所有社群中最高并包含了所有其它社群，因而其目标也比任何其它社群更高，那就是至善。
家庭是大自然为了满足人类的日常需求而建立的社团……但是当几个家庭联合起来的时候，其目的即不止是满足日常需求，由此形成的第一个社会就是村庄。
当接村庄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社群，大到足以几乎或相当自给自足的时候，国家即已形成；它的起源纯粹是生活所需，而其继续存在则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因此，国家显然是大自然的产物，而人自然就是政治动物。[5]
月宫立道之一
>>>未完待续<<<
[1] Giambattista Vico,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 Bergin and Max H. Fisch tra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744] 1968, p. 101.
[2] 《商君书·算地》。
[3] 《荀子·君道》。
[4] 《荀子·强国》。
[5]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David Ross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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