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牧｜童年的爱党爱国情结
童年的爱党爱国情结
文／李牧
童年有很多趣事值得回忆。但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些热爱党，热爱祖国的“轶事”。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候既风趣，又可爱。
上小学二年级时，我到了草原小学。从带上红领巾的那一刻起，我们几个同学猛然间好像长大了许多，神色变得比以前凝重多了，常常带着红领巾挺起胸脯，使红领巾能够借助挺起的胸脯飘扬，赚了无数一年级同学的羡慕眼神。得到这些羡慕的眼神还不够，还要在个个方面成为新同学的榜样，真正成为他们心中羡慕的对象。
放学后到学校食堂吃饭，为了防止饭菜汤汁滴到红领巾上，要事先把红领巾取下来，叠整齐后装进书包夹在两本书的中间，在吃饭的时候还要把书本放到高处，以防同学们不小心把书包踩在脚下，玷污了红领巾。吃完晚饭回到宿舍，要把红领巾取出来，把皱了的地方抹平，铺在桌子上。有时为了和室友争抢放红领巾的地方，也会发生争执，激烈的争执会招来管理员的训斥。
那个时候，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很多东西都是朦胧的，但对红领巾的意义却是清晰的。带在我们脖子上的这块三角形的红布，它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红旗一角，是不能有半点疏忽的。
处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我们，什么丢手绢、老鹰捉小鸡等游戏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对我们来说，最得意的游戏就是“打仗”，既“打日本”。聪明机灵一点的同学扮演的是“八路军”，老实动作缓慢的同学就扮演“小日本”。两个对立阵营的队员们长棍短棒的“战斗”非常激烈，有时候也会抛石头，也会有流血受伤，但只要不让管理员或者老师发现，就没有大的问题。每一场战斗受伤的一般都是“小日本”，但不管怎样，战斗肯定是以“小日本”队员一个个爬在草地上“死去”而宣告结束。若干年后，当我已经两鬓斑白，看到国产电视剧里国共合作的精兵强将，把日本兵消灭的一个不剩时，我忽然想：这是多么熟悉的场景呀！让我的心里不免温暖了很久。
一九七六年的一天，我们正在“打日本”，一个同学慌慌张张跑来对我们说，毛主席逝世了。这个噩耗把我们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那天放学后回到宿舍，我们四个人躺在床上各想各的心事。一个同学忽然担忧地说：“毛主席逝世了，是不是日本鬼子要来打我们？”她这样一说，又把大家吓了一跳。四个人就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件事，有的说，要是“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一定要冲在最前面，把“日本鬼子”消灭干净，决不让他们在我们的草原上横行霸道。有的担忧地问，毛主席逝世了，谁来带领我们去打“日本鬼子”呢？我说，肯定有厉害的人带领我们，如果确实没有，就自己打自己的敌人。敌人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战斗”中已经用得相当娴熟，这会儿在这里用的也非常恰当。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谈到深夜。一直到管理员来敲窗子敲门，我们才相继睡去。第二天，在全校五十多名师生大会上，管理员指名点姓地说我说了反动话，让我以后注意。我当时吓得有些魂不附体，不记得管理员后面说了什么话，就一个劲儿地哭。下课后有的同学来安慰我，把我连推带搡地拉去吃饭，我才镇定下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个别同学疏远了我，说我是反动分子。但大多数同学一如既往的和我一起学习，一起玩“打日本”的游戏。并向我透露了是同宿舍张姓同学告的密。虽然发生了这样大的事，但丝毫没有影响我爱党爱国的心情。我和我的同学每天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声响亮而高亢，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四年级的一天，一位新来老师在课堂上讲了火烧圆明园的历史 。同学们佩服这个老师知识渊博的同时，也恨得咬牙切齿，下课后发誓将来除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有打倒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前提是国家必须强大，国家的强大要靠我们这些人，我们的使命太神圣了，我们又是那样的激动！至今我从心里感谢那位老师，他给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不是一般的种子，它使我们朦胧的爱国之情，上升到了一个高度，使我们从小树立了革命理想，在那个时代，尤其是牧区，是难能可贵的！
后来考到初中，历史教科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历史的大门，我们好奇地走进这扇大门，一边走一边义愤填膺，一边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要是我们生在过去的某一个时代，一定不会让我们的祖国遭受欺凌与掠夺云云。我们带着这份爱党爱过的情怀进入了又一个年龄段。
李牧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省内外报刊杂志及文学网站。2000年与诗友十人合著《青年诗人诗选》一部；2010年出版个人文集《牧野的低吟》，诗集《李牧诗集》正在编辑出版。系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
昆仑文学社《作家选刊》第三期面向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文学爱好者征稿，文体不限，小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均可，要求内容健康，文责自负，自己校对。本次征稿没有稿费，只寄样刊。
主编：原野 微信号：qhsyccgs 投稿邮箱：gsf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