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的人喜欢用狮子来形容他

“有人曾说，历史好像是一条长河，人类好像在河中航行的船，有的人是坐船的，有的人是划桨的，艾丰是属于划桨人的范围。”经济学家魏杰曾经这样评价艾丰。

作为划桨人的记者，能走多远？也许，艾丰用一生写就的故事，可以告诉你。

不想看文字？我们读给你听呀~~

艾丰（1938.4——2019.5）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著名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家。

1938年4月出生于河北玉田。1957年由北京十一中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1961年10月进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任记者、组长。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学习，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1年9月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担任记者部记者、工商部副主任、经济部主任、编委会委员。1996年3月起，先后任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1992年发起组织“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担任组委会主任，用舆论监督的力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牵头起草《国家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地方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为实施中国名牌战略鼓与呼。

经济学家魏杰曾评价的这位划桨的人走了。5月19日，著名报人、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因病倒下，再也有没有醒来，终年81岁。
在世人眼里，他是改革开放之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坛最耀眼的记者之一，也是讲坛上光茫激荡的学者，还是将哲学、经济学应用于实践的大家，是“中国质量万里行”的倡导者、推动者，是品牌事业的奠基人。
在弟子学生们眼里，他是山一样的存在，仿佛永远强大，永远不会老去。他用光亮的一生最好地诠释了“记者能走多远”这个命题。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划桨”的另一面。

其人“艾郎才气势纵横，名满神州一奇星”

“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这是艾丰说过的对同事和学生影响最大的一句话。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曾在人民日报经济部工作多年，是艾丰的学生。他清楚地记得，艾丰的原话是“人民日报经济部记者要想总理所想的事”。“这是说站位要高，才能发现问题。强调记者应有政治意识、全局意识、宏观意识。其实也是强调记者的社会责任感。”
时隔多年后，王清宪对艾丰强调的“责任”二字记忆犹新。“他曾经说过，一个记者首先是他的社会责任感，其次才是他的才华。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不管是做记者还是到地方工作。”
在艾丰看来，“如果仅凭自己的兴趣爱好或天分，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但很难成为一个好的记者，特别是好的人民日报记者。因为当人民日报的记者不是仅凭个人兴趣来引导自己，而是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如果只凭兴趣，兴趣有时，就敏感；兴趣转移了，就没敏感。一个记者只有有非常强的社会责任意识，才会持续不断地关注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而且带着这个问题为读者为社会寻找答案，才能保持永远不衰退的新闻敏感。”
这其实是艾丰身上最重要的特质，不只激励他在新闻的路上砥砺前行，而且也让他的视角，他对社会的认识与感知，他所接触的一切，远远超过了记者职业本身。
艾丰是大才，但却并非少年得志。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再到人民日报编委兼经济部主任、经济日报的总编辑，一路走来风风雨雨。
1971年，他被打成“反革命”，一审查就是两年。“文革”后，艾丰觉得看书的机会来了，但这时他已经38岁了，早就过了传统意义上记者的黄金期。
1978年，40岁的时候，他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写稿子、出书、搞活动……厚积薄发，几年的时间，他成了中国新闻界的四“首”——首批高级记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首届“吴玉章奖金”、首届“全国质量工作卓越领导者”获得者。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曾给艾丰题字：“艾郎才气势纵横，名满神州一奇星。”海尔集团CEO张瑞敏尊称他为“艾丰老师”。
艾丰才思敏捷，对新闻采写报道的把握炉火纯青，更让人钦佩的是他的理论政策水平。范敬宜曾经用“倚马可待”来形容艾丰的才思过人。他在给《艾丰评传》做的序里记录了这样一件小事儿。
“1995年8月23日，下午两点多钟，我突然接到中宣部领导同志的电话，传达江泽民总书记指示，要《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企业改革方向的评论员文章，必须次日见报。那天正是星期日，这样十万火急的重要任务谁来完成？我想到了艾丰。于是立刻驱车赶到报社，找到艾丰已经3点多钟，我蛮不讲理地‘指令’他5点以前必须交稿。艾丰从容地接受了任务，我就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心里暗想这真有点‘温酒斩华雄’的味道。果然，5点刚过，艾丰就把洋洋2000字的《把握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交卷了。前后不到两小时，真可谓‘倚马可待’。”
“事有凑巧，这篇评论员文章在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后，当天晚上江泽民总书记设宴招待新加坡客人吴作栋，席间客人问到中国企业改革问题，江泽民同志说：你可以看一下今天《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它比较全面地回答了你想了解的问题。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很多时候，你这边还没汇报完，他那边大小题已经有了。”王清宪记得，在人民日报做记者时，有一次和同事去柳州调研了12天，笔记、材料几大本。回来给艾老师汇报情况，当时还没想好怎么写。
“可我们这边刚说完，那边他已经把四篇文章的题目都列出来了，每一篇的大标题小标题主要内容都列出来了。后来，我们这四篇文章，每篇都在四五千字。”“他就是有这样的本事。所有的问题，当你还是一团乱麻时，你给他一说，他就像点穴一样，让你顿开茅塞。一下子都给你理得清清爽爽。”
人民日报经济部记者冉永平记得第一次与艾老师合作是在1993年，报道阿里斯顿现象。阿里斯顿是意大利的一个品牌，但当时在国内有9家阿里斯顿的企业，一时成为一种经济现象。冉永平和首都经贸大学的一位教授一起去调研这一现象。写了初稿《评说阿里斯顿现象》。回来，他向艾丰汇报了一个多小时。
艾丰说：“采访很深入，我再提溜提溜。过了几天，提溜完了。他说，你看看我改得行不行。我看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大家。”“原来一直搞文字，认为自己写得也不错，但是跟艾老师合作后，才知道什么是大家，那是心服口服。”艾丰给他修改的小样，他很多年都一直保存着。
“改稿子”是艾丰带兵的重要方式，经济日报很多知名记者都有过“得意之作”被总编辑改得“面目全非”的经历。艾丰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后直接指挥的第一场新闻大战是“两个转变看上海”系列报道，回答了当时全社会发出的一系列疑问：上海能够复兴？上海复兴的经验是什么？各地向上海学习什么？质检报刊社副社长、《中国质量报》总编辑李本军曾经在经济日报工作过，当年也参与了这次采访。
他记得艾总带着他们在上海召开一场场座谈会，一次次和他们讨论报道提纲，一次次修改这组报道——实际上不少是重写：艾丰让秘书把大家的稿子打印出来，一页页贴到一张张8开白纸上，他用红笔一字字、一段段重写。

其事真艾丰遇上了假艾丰，一时被传为趣谈

业界学界知道艾丰是因为他的文章、他的演讲，而真正让艾丰的名字被更多人熟知的是中国质量万里行。由此，他直接走上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了“责任感”的又一次飞跃。
1992年，他凭借自己对经济的了解，对时代脉搏的洞悉，发起了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经过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名，艾丰任组委会主任，一批德高望重的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老同志担任顾问。当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加入了行动，通过各种策划活动报道和其他方式，来推动中国产品质量、经济质量的提升。彼时，中国产品良莠不齐，充斥着不少假冒伪劣。老百姓们好不容易找到说理的地方了，各种投诉、表扬、意见雪片似地飞来。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当年活动的影响。1992年秋天，艾丰带队去安徽省黄山市采访。入住宾馆时，前台的人员问他们是哪儿的。随行的人员说，我们是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我们带队的是艾丰。“艾丰？刚刚住进来有一个人就叫艾丰，说他是中国质量万里行的。”巧了！李逵遇上了李鬼，真艾丰遇上了假艾丰。
后来，艾丰让人把假艾丰请出来，一看是个30多岁的小伙子。艾丰对他说：“小伙子，你还年轻，我们对你不做任何处理。人一辈子不怕做错事儿，就怕走错道儿。你是走错道儿了。你使的劲儿越大，错误越大。所以赶紧改，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件事，一时被传为趣谈。
1992年3月，朱镕基在艾丰的工作报告上批示：“中国质量万里行”一炮打响，效果甚佳，可喜可贺。后又在4月的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上说，有一次他问自己的司机，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事情，司机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中国质量万里行”！
质量万里行声势浩荡，揭出了许多问题，也提高了全民族的质量意识。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艾丰，应该是最具有问题导向的记者、学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剖问题，最终提出解决的方案。即使是非常尖锐的问题，他的视角也从来都是建设性的。
在质量万里行轰轰烈烈之际，艾丰已经开始进入对品牌问题的思考。好的品牌是高质量的代名词，是知识产权的结晶。“名牌是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象征。因此，它不仅可以带动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同样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他在文章中写道。
1992年6月，中国第一个名牌企业组织——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在北京成立，艾丰担任这个组织的主任。中国首次发表了全面阐述名牌和名牌战略的文件《名牌宣言》，从这一年起，他开始积极倡导名牌战略。
1996年，他到经济日报任总编辑，由领导一个团队到领导一张报纸。李本军是他在经济日报时的秘书。他回忆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河几乎年年断流，1997年黄河断流200多天，对沿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黄河三角洲和渤海湾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艾丰组织了《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采访活动。
1998年4月15日，采访组驾车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直奔黄河入海口，然后溯流而上，一个省一个省地走。采访组历时两个多月到达黄河源头时，艾丰也赶来一同调研。这个采访活动连续在《经济日报》头版发稿30多篇，并形成参考报道，朱镕基和温家宝同志亲自批示，家宝同志工工整整的手书批示整整两页纸：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此后，中央、地方下大力气治理、解决黄河的问题，1999年之后黄河再也没有断流过，到今年正好不断流20年。
经济日报摄影部原主任、全国摄影家协会原副主席邓维在艾丰去世后专门写文纪念。他回忆，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全线告急。他和报社同事在机场准备出发时，艾丰的电话追过来，就一句话：“你落地后到指定处死等，明天下午报社专门为你们配备的越野吉普车连夜赶过去。一、你们务必注意安全，二、我要最一线最真实的报道！”“据我所知，1998年抗洪期间，中央及首都各报只有经济日报派出吉普车为一线记者提供采访便利，那辆车跟着我们在湘鄂赣长江大堤上往返奔波了三十多个日日夜夜……”

其学同实践傍生在一起，大美生长

艾丰不只是一位想总理所想的记者，也是一位学者，他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著述甚丰，研究的领域不只在新闻，在哲学、经济等方面都颇有建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记者离开版面怎么办？能走多远？这是那个年代有才干、有想法的记者提出的问题。今天怀有这样疑问的记者也大有人在。
他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是针对“新闻无学”的发愤之作，多年来一直是大学新闻专业学生的参考教材。他是新闻系学生心中的偶像。因为工作太忙，他虽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的兼职教授，但却很少有时间给学生上课。每次听说他要来讲课，学生们都奔走相告，像过年一样。每次新生入学报研究生时，大家竞争最激烈的导师就是艾丰。
在王清宪看来，艾丰之所以在许多领域都有深刻的研究，更多得益于他哲学的功底，他的思维方式，缜密的逻辑。他的《中介论》写的是哲学的思维方式，也是用哲学来思考改革的方法论。当年在哲学界引起关注。
而他开始钻研经济，除了是工作需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学一点儿离开版面能活的本事。他说：“一些报社老同志退下来以后，不止一次找到我要求返聘，继续做记者工作。他们身体还很好，总要找些事情干，但做别的事又困难，还是当编辑、记者比较适合。我想，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活到这个年纪，到那个时候，找哪个主任来返聘我？返聘又能有几年？所以，一定要学一点儿‘离开版面能活’的本事。经济学知识就是这种本事。”
于是他不只学了，而且在实践中活学活用，不断创新。把党报记者“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做到了极致。1986年，他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同年采访当时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同志，这是这位后来的总理第一次在中央党报上亮相，在这篇专访中，报道了他重视“宏观调控”的经济思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艾丰做了许多有益的新闻实践、理论探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运营、农业产业化等思想、观点。他策划的很多调研、活动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关注、批示，一些观点、提法还被写进了中央文件。
“永远保持记者的热情和敏锐，同时保持党报记者的理性和建设性，永远是尖锐而不偏激。”王清宪觉得这是为什么艾丰的许多建议被领导层重视、采纳的原因。因为他有一支思考的笔，因为他总是能切中时代的那根弦。
“有人说过，哲学就像天上飞的老鹰。一些具体学科，有时就像在田里寻找猎物的猎人，这边拿着猎枪在田间找；那边，天上的老鹰在高空一眼就看到了猎物，下来就把它叼走了。艾丰正是因为善于用哲学思考问题。总是能很快抓住事物的本质。”在王清宪看来，艾丰是以一个记者的敏锐，发现经济生活中的问题，继而用哲学来思考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人民日报社经济社会部农村采访室主编高云才表示，艾丰很爱惜、在意社会赋予他的经济学家头衔。事实上，艾丰是位政策经济学家。虽然说法不同，但在经济领域，他的确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子。他不是学院派，他的研究不是为了形成体系，而是为了指导实践，并同实践傍生在一起，大美生长。
艾丰晚年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中国品牌事业的发展上。艾丰担任专家委员会主席的品牌联盟在其去世两个月时，追思他为中国名牌事业做的点点滴滴，感怀他提出的“品牌让中国更受尊敬”的理念，许多人当场洒泪。
魏杰将艾丰研究的特点概括为：围绕主线的多学科探索。他认为，艾丰似乎既像经济学家，又像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一个集多学科的“杂家”。“艾丰无论是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还是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或者是对社会学问题的探讨，都是和中国的改革实践及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相吻合的，同中国发展和改革的进程和方向都是相趋同的。”“毫不夸张地讲，艾丰同志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踩着历史的步伐前进的。”

其情“少年得志，人生一大不幸！”

人民日报的人喜欢用狮子来形容艾丰。不相熟的人更多的是外形上的直观感受：豪迈大气，头发蓬松，眼若铜铃，笑声爽朗，身上有一种霸气。身边的人认可这种评价，更重要的依据是他的精神气质与品格。
“狮子是什么？不只意味着能力，而且是团队精神，是强烈的责任心，是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柔情。”高云才印象最深的是夜里那只为他调亮台灯的手。
当时，他们在人民日报5号楼工作。艾丰因为写稿写书，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所以常常睡在办公室里。而高云才初来人民日报的几年，一直租房住，住的地方远，工作晚了，也住在办公室里。
一次，深夜，高云才正在赶稿。不知啥时候，艾老师来了。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只手，把台灯调亮了。接着一言不发，走了。“多少个夜晚，不经意中，不知不觉中，那只慈祥的手不知多少次为我调亮台灯。”
在睡办公室的那些年，艾老师率领着人民日报经济部的团队，做了许多大事儿。那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学生们眼里，艾老师是一个不大关注生活琐事的人，他也极少告诉身边的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现在想来仅有的一些交流，就显得更加珍贵。但是在他看重的事上，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王清宪印象最深的是，艾老师很少表扬他，更是从来没当着他的面表扬过。“我到人民日报工作的第一天，他就对我说，你以后没事儿不要来找我。”听着有些不近人情。他也就真的尽量不找。“他不夸你，但是他给你改稿子。我的稿子，他从一开始就一遍遍改，逐字逐句改，改成全是花脸。我到现在还保留着他给我改的稿子小样。我写了好报道，他给配评论，亲自写。”
一直到王清宪出了很多好报道，也得了不少奖，他还是不表扬。1995年，恢复职称评定后，人民日报第一次破格评高级职称。当时近30个人在争取，最终只有两个人被选上，其中就有王清宪。艾老师是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但是当时他正好出差不在。“回来后听说了，他很高兴，那他也没有表扬我一句，肯定我一句。他像很平静的样子。”
“慢慢地，他开始在外面表扬我。后来有人跟我说：艾丰表扬你了。艾老师对别人说：我对着清宪，从来不表扬他。我也让他别找我。现在我可以表扬他了。为啥？那个时候，如果我老表扬他、他老到我那儿去，人家都知道他是我的学生，他沾了我的便宜。即使是他自己的努力，人家也认为这是沾了艾丰的光。现在呢？他自己很努力啊，大家也认可了他。现在人家都说，看，老艾的学生！我是沾了王清宪的便宜。”
冉永平回忆，他与艾丰合作了几次之后，艾丰觉得他稿子写得不错，就说你到人民日报来吧！但是后来调转的事，遇到了周折。当时他有些沮丧。艾丰安慰他说：“该干嘛干嘛，来不了人民日报也不意味着人生就怎么着了。”当时冉永平以为这事已经没戏了。没想到过了一周，有一天晚上10点多，艾丰打电话告诉他，报社已经协商好了。原来艾丰一直没放弃努力。
冉永平调入人民日报后，艾丰专门和他谈了一次话。他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对心理素质是有要求的。不只要有目标，有方法，百折不挠的努力，还要学会等待。“能够最终成功的人是既有目标又有方法又能够等待的人。”冉永平说，“艾丰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由手把手教业务，到教做人。”
艾丰多次和身边的人讲过，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少年得志是人生的一大悲哀。

其性“炬笔如椽，家国情怀若珏”

喜欢哲学的人都是理性而富有智慧的。艾丰以哲学思维见长，但是他又有非常感性的一面，是个性情中人。喜欢他的人说他极有个人魅力。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太张扬、太狂。
他和车的故事流传甚久，作为中国最早拥有私家车的记者之一，他在车的问题上难能地任性了一回，这也在后来每每被人拿出来说事儿。
这部他花了两万元稿费买的、已经被转了N手的旧拉达，曾经陪伴了他多年。不论是开会还是外出采访，他都开着他，也无意间开了“私车公用”的先例。
虽然这辆车经常会半路罢工，开锅、冒烟都是常事儿，也逼着他自学成才，成了一名手艺高超的修车师傅。每次车坏了，不用求人，自己鼓捣好了，接着上路。人民日报院里的人经常看到他开着车出门。他每次都热情地邀人坐他的车。但鲜少有人知道他开着私车办着公事儿。
而对待公车，他又是另一样态度。他的秘书唐开彬回忆，退休后，经济日报给艾丰配了司机，但他基本不用。他说：“我已经退了，尽量不给报社添麻烦。另外，我总是出差，坐飞机时间不准，让司机等太辛苦。”他年事已高，但每次身边的人要帮他配个司机，他都不同意，说开车有利于保持自己的清醒，等过几年再说。
自己能做的，绝不麻烦别人，这对于艾丰来讲，是一条铁律。熟悉艾丰的人知道，他从来不愿意麻烦人，即使是帮他去浇个花儿这样的小事儿。
他个性鲜明，从不羞于肯定自己的优点。1987年，他在为《新闻采访方法论》申请吴玉章奖的时候，写了三条理由：一、中国新闻采访学最高水平；二、新闻采访学世界水平；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新发展。在写完这三条理由之后，还加上了这样一句：“各位评委看过上述理由可能以为作者狂妄，但本人对谦虚的理解就是如实描述事物，除此之外在科学领域没有它的位置。”如此风格、个性！
但内心里他又虚怀若谷，只要是有学问的、能够获得知识的，他都愿意向别人请教。及至晚年，每到一地，总有许多人找他，一谈就是深夜，他也从不拒绝。
他有一颗童心。有一年经济日报在北京国门饭店开记者会。艾丰和社长一起从报社出发。他对社长司机说：“大宋，听说你是报社开车开得最好的司机。我自己开车，在后边跟着你，从报社到饭店，咱俩同时跑，我保证和你一起到。”一路上，大宋“故意”加速、变道、超车，出了不少难题，但艾丰紧紧咬住前面的车，20多公里硬是没被甩下，两辆车真的同时到达，面对宋师傅由衷的佩服，艾丰哈哈大笑，坐在他车上的司机和秘书却紧张得出了一身大汗。
李本军至今还经常回想起艾丰在经济日报工作时的样子。他和所有的人都能打成一片。当年经济日报编辑部楼里有一张乒乓球桌，年轻人中午晚上休息时就排着队去打。有时一排就是二三十人，上去有时打不上几个球，输了就要换别人上来打。艾丰就和别人一样排队，打输了就下来，赢了就开怀大笑，手舞足蹈，意气风发。
如今再也听不见他的爽朗笑声。他身边的人感怀良久，这样写道：“英雄百转激荡尺素觖。忆当年，炬笔如椽，家国情怀若珏……”
艾丰是新闻记者的一座丰碑。人们会记得他，党的新闻事业会记得他……

文章部分资料引自《艾丰评传》

本文刊发于《中国记者》2019年第8期

作者 | 潘圆

编辑 | 宋婧 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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