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末，庚子初，荆楚大疫……”
或许，疫情结束多年以后，这四位记者还记得在武汉采访的人，发出的报道，以及当初对回家的渴望。
出发：先过家人这一关
温如军和董长喜，两人是80后，都分别是一个孩子的爸爸。
温如军是《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慈善家》两本杂志的记者，有近10年的记者经历，之前跳槽到其他行业，但是2019年还是重操旧业，回归媒体，“因为还是喜欢新闻行业”。董长喜是《生命时报》的记者，虽然学医出身，但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干新闻，10多年了。
和同事在武汉雷神山医院（《生命时报》董长喜供图）
在接到单位派自己去武汉的通知，温如军并没有犹豫。董长喜之前就主动提出要去武汉一线采访，单位决定派记者前去并通知他时，他也没有犹豫。“家人不同意，尤其是妻子，我儿子才4岁多，不想有危险，她一晚上都没怎么睡。”温如军说，但是，这是本职工作，能在疫情最严重的地方见证这样的新闻事件也会是难忘的经历。他极力做家人的思想工作。第二天一早，妻子就给医院工作的亲戚打电话，准备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物资。因为那时，这些东西外面已经完全买不到。妻子告诉温如军：“既然要去，在安全的前提下，希望能多出几篇有价值的稿件。”接下任务后，董长喜第一时间和爱人视频说了这个事情。妻子立刻表示反对，并且哭着阻拦他，说孩子还小，要为孩子考虑。他告诉妻子：“前线的信息和资料是最有价值的，也最需要人去报道，接下这个任务，能够发挥作为一个新闻人最大的价值。”并安慰妻子说，自己是学医的，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和温如军、董长喜主动告知家人去武汉前线不同，25岁的90后小伙子谢凯，是封面新闻派往武汉的14名记者之一，其中多位都是95后。他“先斩后奏”，去之前没有告诉家人，只跟家人说最近忙，要在单位加班。谢凯说，“等我落地武汉之后开始给父母说有可能会去武汉，提前给他们做了一些铺垫。后来没想到他们看到了我的报道，才知道我已经到武汉了。他们知道以后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但是能够在言语之中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担心”。每天不论多晚回到酒店，谢凯都会和家人视频，给他们报平安。
全副“武装”，出发去采访（中新社记者邹浩供图）
别人都是离家从外地来武汉援助或报道疫情，但对中新社湖北分社记者、新“移民”邹浩来说，武汉就是家，除了守土，无处可逃。32岁的邹浩，来武汉10年了，已经在武汉买房安家，这也是他在中新社湖北分社工作的第11个年头。谈及疫情之下的武汉，邹浩非常难过：“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有我太多美好的记忆，现在它‘生病’了。”邹浩说，“曾经的武汉，不说繁华，但也热闹。也许有些聒噪，但是充满热情。大学毕业后，我便来到了武汉，在这座城市工作，恋爱，结婚。如今的武汉，冷清得让我觉得陌生。特别怀念拥堵的光谷转盘，挤不上去的地铁2号线，排队2小时的网红奶茶店”。
作为在武汉生活了两年的人，我也很喜欢这的东湖水、珞珈山、樱花雪、热干面……对邹浩口中描述的武汉遭遇，我感同身受。除了安静、无人、空城，严密、紧张、恐惧，也是温如军、董长喜、谢凯三人抵汉后的共同印象。“一下火车，心理感觉已经发烧了，还是挺紧张的。整个站台仅看到两名工作人员，只有我和同事两人下车。”工作人员问温如军，“确定出站吗？出了这道铁栅栏，就进不来了，也换乘不了，想清楚。”到高铁站后，董长喜看到，高铁站广场空如一人。坐在大巴车行驶在路上，也没有行人，几乎见不到一辆汽车。董长喜感慨到，“繁华的武汉如此萧索。”
1月31日在路上拍到的两位老人，老太太照ct肺部有阴影，医院暂时没有床位，医生说不是太严重，让回家隔离观察（封面新闻记者谢凯供图 ）
谢凯下飞机后直抵华南海鲜市场，这里一直被认为是病毒的源头。在现场，他看到，海鲜市场拉起了警戒线，有警察在24小时在此值守。
谢凯一直做社会热点、突发和调查新闻，也去过2019年宜宾地震灾区做过报道。当我问他，疫情报道相对地震报道，感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时？他回答道，地震报道是有余震还是会觉得危险，但是空旷地带就安全，这次疫情很难说哪个地方是绝对安全。根本不知道在何种时间，何处地点和谁会接触到。所以要承受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加上做新闻就必须到渠道最核心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常常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想一旦自己感染上该怎么办。温如军负责一线医生、病患等疫情方面的报道。他说：“每次去医院采访完，嗓子就会非常难受，这时自己就会很紧张。我认识的一个记者在武汉采访时都写好了遗书。”
死亡证明上，王壮壮（化名）的直接死亡原因为“重症肺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如军采访时，受访者提供）
有一次在方仓医院采访时，温如军看到一名女士在街头手里攥着CT片，也没戴口罩，穿着睡衣，放声痛哭。“那天还下着雨，那种绝望不是当事人很难体会。”他说。在协和医院，温如军还看到，一家三口为了省钱，在医院门诊的一个角落里打地铺，孩子和母亲吃着泡面，父亲在检查。“像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鲜见，说实话，”温如军说，“有时遇到这样场景，连举起相机的勇气都没有，空气是凝固的，头皮是发麻的。”大疫无情，夺走一个个幸福的家庭和宝贵的生命，疫情之下，也上演一幕幕感人故事与乐观、坚强场景。在采访中，让邹浩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是病毒的亲密接触者，但是每当和他们聊天，他们身上强烈的责任感，让邹浩钦佩。一次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采访时，一位刚刚穿好防护服的护士看到镜头，冲镜头招手比心，丝毫不惧即将进入的是隔离病房。“会喊累，却不言弃；会说怕，却不退缩。”邹浩如此评价前线医护人员。
武汉大雪，在武汉市第七医院门口等待就诊的市民（封面新闻记者谢凯供图）
董长喜对医生和护士无怨无悔地付出颇受感动。在采访汉阳国博方舱医院的护士长吴兰时，她身为武汉人，一提到外地对武汉的援助，就开始落泪，说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些无私的奉献。她也对武汉的明天充满了信心，“全国的人都和我们并肩作战，这仗怎么会输呢？”
武汉金银潭医院医生于洋含泪表示：“只要我们没有倒下，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救治确诊病人、收治疑似病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如军供图）
在酒店和同事连吃三天泡面的谢凯，胃开始有点难受，在大年三十那天，同事的朋友，一位武汉当地人，给他们炒了两个菜，煲了两碗鸡汤送过来。“鸡汤喝进去的那一瞬间，觉得特别特别知足。”谢凯说。
谢凯在武汉待了快一个月了，前半个月的状态都是非常忙碌的，白天一早出去采访到晚上才回来，然后还要写稿、剪辑，常常睡眠不足。后面，加上来支援的同事越来越多，相对来说工作状态就恢复正常了。董长喜到武汉快一周了，报社派出包括他在内的两名记者，“这几天基本上都是1点左右睡，早上7点多起床。来这里不是享受的，本来就是要抢时间，发稿子，所以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到医院隔离病房采访（中新社记者邹浩供图）
虽然忙，纵然累，“既然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了，那就要把看到的、核实到的真实情况传递出去”。这是温如军的心声。温如军在前线采访、撰写的多篇作品，密切关注疫情一线焦点问题，以患者、医者、决策者为视野，发表了多篇原创作品，篇篇10万+的传播效果，引起广泛关注。从12月31日和同事去华南海鲜市场现场采访算起到现在，邹浩总计发布了204篇包括文字、视频形式的原创报道，日均发文4篇。其原创的《李兰娟谈“四抗二平衡”的武汉应用：病人不怕多只怕漏》《在方舱医院跳新疆舞的姑娘找到了》两则视频登上微博热搜，被广泛转发，前者被《人民日报》转载后，在微博上阅读量达到1.7亿人次。
在汉阳国博方舱医院采访（《生命时报》记者董长喜供图）
光鲜数字背后浸透着责任与坚守，当记者拿起笔，端着相机，记录就是他们唯一的“信仰”。
不管是返京居家隔离的温如军，还是依旧在武汉的董长喜、邹浩、谢凯，他们之前或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邹浩住的酒店，离家仅100米的直线距离，但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他告诉我，疫情之后，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家人、朋友，告诉他们，我想死你们了”。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派去武汉的逆行记者超过300 人，温如军、董长喜、邹浩、谢凯只是“逆行者”中的四个。期盼还没回家的记者都能早日回家！
编辑| 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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