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河南省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12日晚，部分新媒体出现一组数据称郭某某密切接触达39373人，并因此给郭某冠上“毒王”的称号。
紧接着，一篇篇“郑州‘毒王’”“祸害万人”“一个人坑了一个省”的文章在网络平台流传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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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王”之名瞬间传遍九州，其人也近乎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
但事实并非如此。河南省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日关于郭某某的正式通报显示，截至3月11日12时，经流调初步判定密切接触者24人。一些新媒体稿件中将原通报中全省累计追踪到的39373名密切接触者，通过消除分段、将句号改成逗号的方式，将全省的密切接触者变成了郭某某的密切接触者。
一句一逗之差，普通患者郭某某摇身一变被封“毒王”，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从原因上看，这是新媒体粗心大意、未核实、蹭热点而闹出的一个乌龙，没有太多探讨的价值。但是，我们想从新闻报道中的标签化来谈谈我们的看法。
在微博上，有网友说：“称一个人为毒王和称武汉为新冠肺炎有什么区别？”
我想，没有人会同意让武汉等同于新冠肺炎。
但是，在新闻报道中，这样的“标签化”却越来越频繁。比如“女司机”“官二代”“富二代”“钉子户”“最美女教师”“最美战‘疫’人”“最美志愿者”。尽管这些标签中也有“美名”，但更多的还是“污名”，而这种“污名”正在让新闻中的当事人甚至当事人所代表的的群体承受更多的压力、歧视与偏见。
2018年10月28日，重庆市万州区一公交车与一小轿车发生碰撞后坠入江中。一些媒体在事实未清的情况下，对此事报道中加入“女司机”“逆行”等词语。
例如：
《重庆一公交与逆行轿车相撞后坠江，女司机被控制，动画示意路线图》
《重庆万州22路公交车坠江，疑因一女司机驾驶私家车导致》
《大巴车坠江原因：女司机逆行》；《重庆公交车坠江已致2死，事发前轿车女车主逆行》
《轿车女司机被控制！重庆一公交车与逆行轿车相撞坠江，水上搜救正在进行中》
媒体的报道，很快将这名女司机推向了舆论的漩涡，受尽网络暴力的捶打。事后证明，女司机所驾驶的小轿车是正常行驶，一些网络大V也纷纷致歉。
很多贴标签的新闻报道为了吸引流量，并没有遵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一些新闻事件发生时听从单一信源，甚至是网络上传播的没有出处的信息就匆匆下笔。在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中，一些媒体就单一引用了万州区应急办工作人员这一单一信源，报道公交车坠江原因是“女司机”逆行，从而在网上对其实施网络暴力。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客观是新闻的准则。以事实为依据，不夸大、不歪曲，从多方获取新闻事实，减少给新闻当事人和其所代表的的群体贴标签从而对其产生负面影响，理应是新闻人的职责所在。
还记得“非典第一毒黄杏初”吗？
2002年12月10日，广东河源人黄杏初因发烧住进当地医院，一周后病情加重，转送至广州军区总医院抢救。
2003年1月10日，黄杏初出院了，因为治疗中与他有密切接触的9名医护人员先后感染上了“非典”，因此，他被贴上了“毒王”的标签。
当年的黄杏初是一名厨师，非典过后，黄杏初回到之前工作的酒楼去上班，但是由于“毒王”这个标签，导致酒楼生意大幅下滑，黄杏初不得不离开酒楼回到妻子娘家去做餐饮生意，但仍旧有很多人带着歧视的眼神看他，他依旧待不下去。
10多年来，为了让人“淡忘”，黄杏初离开广州，不得不隐姓埋名过日子。
黄杏初的昨天，难到要成为郭某某的明天吗？
信息时代，信息不是稀缺品，人们的注意力才是。
毫无疑问标签化的报道因其更能满足公众的期待而更容易赢得公众的关注，能给媒体带来更好的流量。但长此以往，个体的偶然事件或行为，在被媒体贴上标签后，就可能被社会广泛接受并用来指称某一群体或某种品质。从而不仅会对报道中的当事人带来负面影响，还将增强公众对某一群体的偏见认知。
比如谈到“女司机”就立马联想到车技差，谈到“城管”就立马联系到粗暴、跋扈，一谈到“大爷、大妈”就立马联想到坏人变老了、讹人。
我们建议，媒体要尝试培养去标签化思维，突破自己固有的刻板印象和思维模式的制约，用客观、辩证的态度进行报道，不传播偏见、不盲从，对每一个新闻当事人负责，对新闻当事人所代表的群体负责，对自己的新闻作品负责，更是对社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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