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党的早期媒体融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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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

为节约人力物力，提高宣传效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媒曾实践过通讯社、报刊合一乃至通讯社、报刊、广播电台合一的制度。抗战时期，随着延安的三大中央级喉舌——新华社、《解放日报》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架构完成，上述业务模式就逐渐趋于成熟：

新华社抄收的国内外电讯和分社来稿，供《新中华报》《解放日报》采用；《解放日报》刊载的重要文章，由新华社对外广播；新华社广播科将重要的国内外新闻进行摘编，并且汇总《解放日报》的重要消息，编成适于口播的稿件后，交由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发。

这种“三位一体”的组织架构和不同媒体之间共享内容、分发新闻的模式，无形中开启了共产党人媒体融合实践的先河。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新华社（前身为红色中华通讯社，以下简称“红中社”）创建90周年。1931年红中社和《红色中华》相继成立、创刊后，二者两块牌子一个机构，播发新闻、出版报纸的任务由二者共同担负。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先是与《新中华报》一起服务于党的抗战宣传工作；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后，新华社又与其并肩作战，实际仍实行社、报合一的体制，直到抗战结束。
在这一过程中，新华社的组织机构经历若干次调整，业务范围不断拓展，开办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语音广播，形成中央级的通讯社、报刊和广播电台“三位一体”的架构，实际也开启了以政治、军事宣传为目标的媒体融合先河。

党的中央级媒体的创办与发展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隆重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报道大会盛况，苏区中央局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筹办直属的红中社，并用无线电台播发文字新闻广播。当天以红中社呼号“CSR”播发的莫尔斯电码业务，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通讯社的诞生。

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作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创刊。

1937年1月，红中社由陕西保安迁到延安，更名为新华社；《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

1940年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

1941年5月，《新中华报》与新华社编发的《今日新闻》合并后出版《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

至此，“一社”“一报”“一台”的中央级延安媒体架构初步成形，并与党的其他报刊一道，担负起抗战宣传的重任。

从红中社到新华社

红中社开展工作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是红军在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获得的一部100瓦电台。
1931年11月7日，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当天红中社成立，新闻广播电台以红中社的名义首次对外播发新闻。从此，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借助红中社发出的电波传到了苏区之外。
红中社起初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用无线电明码向全国播发中国共产党的方针、红军作战胜利的消息、苏区建设的新闻。不久后又出版《红色中华》报；还把抄收的新闻编印成参考刊物《无线电材料》，供领导参阅。报、社一体的模式由此建立。
1933年1月，《无线电材料》更名为《无线电日讯》。毛泽东同志经常在参考材料印出前，就来到红中社查阅抄收的国内国际电讯，及时了解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
1933年5月，红中社建立“红色中华新闻台”，即专门抄收新闻电讯的电台。红中社非常重视国际新闻的抄收和编发。
在建立新闻台之前，红中社通过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播发的新闻来获取有价值的消息；建立新闻台后，红中社不仅可以抄收中央社的国际消息，还可以采集到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在此基础上，红中社把抄收的国际新闻通过电台对外播发，还挑选一部分供《红色中华》报刊登，一部分编印成参考资料，交给领导用作参考。
为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踊跃参加苏维埃建设，红中社还在1934年3月出版了面向工农大众的《工农报》。该刊文字风格通俗、浅近、简明、具体，普通的读者群众都能读懂这份报纸。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中社新闻文字广播随之停止，保留三部电台继续抄报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25日红中社在瓦窑堡同时恢复文字广播和 《红色中华》报，继续出版《无线电日讯》。1936年7月初，红中社迁到保安县；1937年1月中旬，红中社又迁驻延安，此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中社改为新华社，继续抄收和播发国内国际重要新闻、积极宣传中共各项主张、政策等。
抗战时期，新华社的业务取得长足发展，工作人员也由抗战开始时的20多人增加到100多人。除了承担原来的办报任务，还增加了抄收日本同盟社、苏联塔斯社、美国合众社、英国路透社等国外通讯社的电讯广播业务，提高了外文翻译水平。
新华社的专业翻译人员很少，大部分都靠夜以继日学习和互相切磋，摸索、提高破译“天书”的本领。为适应战时需要，新华社还建立了外文翻译校对制度，减少了新闻翻译的错漏现象，提高了准确度。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后，新华社还相继承担了汉语与日语口播的稿件编制业务，并开辟了面向美国旧金山的英文广播。
此时，“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新华社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外发布新闻的唯一渠道。”[1]《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等党的重要文件和声明，《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抗战时期的重要著作，都是经由新华社传播的，其战略地位自不待言。
毛泽东非常关心新华社的工作。新华社还在延安城内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时常在夜晚十一二点钟由警卫员提着马灯陪同到新华社来，看当天抄收的国内外电讯，一面看、一面问。
他对新华社的工作很多指导都很具体，如《解放日报》1945年2月刊载的《晋察冀机关部队的大生产的第一年》一文发表后，毛泽东马上写信给博古，表扬文章“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并命新华社“全文分数日广播”。[2]他不仅多次手动修改新华社电讯稿，还亲自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和评论，包括《质问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为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谈话》《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等新闻名篇。
可以看到，此时的新华社，不仅发挥了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作用，而且对帮助中共中央了解外部世界、作出正确决策，向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故事，促进抗战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
图1 从红中社到新华社

从《红色中华》到《解放日报》

《红色中华》作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在1931年12月11日创刊后，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团结工农大众，引导工农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决议，组织他们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3]
报纸创刊时为四开周刊，从第50期起改为三日刊，从第148期又改为周三刊，内容丰富多彩，“社论”“要闻”“专电”“工农通讯”“文艺副刊”等紧跟中央革命根据地宣传需要，还注意刊登一定数量的国际新闻，使苏区工农群众不仅了解国内形势，也懂得国际政治形势。苏区中央局非常关心报社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也经常指导报纸工作，并且撰写社论、专论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
西安事变后，为动员全民族抗战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继续在延安出版，期数延续《红色中华》报。在1937年1月29日第325期为改名后的第一期，[4]头版刊登了《和平统一，御侮救亡》《日寇在张垣强筑兵房，积极准备进攻绥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强调动员全民族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三版是《抗日人民潮水般涌进抗日红军》《民众抗日运动在继续开展着》，显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得到了民众的积极响应。[5] 
《新中华报》于1937年9月9日、1939年2月7日分别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中共中央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后，《新中华报》的责任更大了。2月7日这一期第一版社论刊登了《新中华报改革的意义》，分冀察晋区、华中战况、华北战况、华南战况几个区域，报道了抗日战争的成果，二、三、四版增加了国际重要新闻，系统介绍了抗战经验，全面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军民有意义的生活。[6]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新中华报》自始至终紧跟党的步伐，积极宣传抗战，发挥了宣传喉舌的作用。
1941年年初，抗战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为适应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5月16日，四开两版的《解放日报》在延安正式创刊，这是中共在延安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

《解放日报》担负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的重任，但是报纸在初期没有完全尽到党报的责任，具体表现为国际新闻多且常常占据头版位置，延安党中央的活动报道少，脱离了党的中心工作。针对《解放日报》初期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多次讨论加强和改进报纸工作。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积极宣传党的政策、赞扬军民浴血杀敌、报道人民生产生活、反映人民群众意愿，不仅具有党性、群众性，还具有战斗性、组织性，成为一张真正的党报，发挥了“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使命。[7] 1944年2月7日，陆定一做了总结报告，《解放日报》的改版告一段落。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作为中共中央党报的《解放日报》也随之停刊。

从文字广播到口语广播

新华社早在1931年11月7日就开始了无线电文字广播，其前身红中社曾从江西瑞金向全国播发莫尔斯电码，收报员将听到的滴答声记录下来，译电员再将其译成文字，供中国共产党的电台使用和报纸刊载。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新华社的文字广播、《新中华报》等传播国内外的重要信息和文章。至于党的对外新闻宣传喉舌，则除了国统区的《新华日报》外，就只有新华社的文字广播。但由于受到国民党当局和日伪政权的封锁阻挠，国统区的《新华日报》出版发行困难，新华社的文字广播更是很难抵达根据地之外的民众。
而口语广播相对于文字广播来说，更便于普通听众收听和理解，听众只要收听到广播节目，就能知晓播发的新闻。不像文字电讯广播，需要专业的收报员和译电员。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筹备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使全国人民从广播中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1940年春天，中共中央成立了广播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担任，成员有新华社社长向仲华、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等，建立广播电台的任务由军委三局9分队承担。经过9分队通讯战士们的辛苦钻研和改装，还有其他部门的协调配合，建台任务于1940年年底完成。
1940年12月30日，呼号为XNCR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XNCR（X是国际电讯联盟分配给中国的代号，NCR是New Chinese Radio的英文缩写）的含义即是新中国广播。口播台开播后，《大众日报》《新中华报》等先后刊登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的消息。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口播工作，延安台的编播和技术人员努力把党的政策主张、全国军民抗战信息、反法西斯战争进展情况等传播给全国民众。延安台的红色电波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和干扰，把抗战信息传播出去，在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和沦陷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有志青年从广播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不远千里奔赴延安革命根据地。
1941年12月3日，以侵华日军为广播对象的日语广播在延安台开播，使用的呼号同样为XNCR。日语广播也感召了一些侵华日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瓦解敌军意志的作用。
1943年3月，延安台机器频频出现故障，口语广播暂且停止。英国友人林迈可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希望世界可以听到中国的声音。在林迈可的帮助下，1944年夏，新华社在延安创办了面向美国旧金山的英文广播。英文文字广播在8月8日开始试播，9月1日正式开播，呼号为CSR DE XNCR。美国高层领导在接收到新华社的英文电讯后，对华北战争的图景即刻发生了转变。[8]
表1  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

名副其实的媒体“融合”

上述通讯社、报刊与广播的发展看似各自“为政”，但若深入其内部组织却不难发现，三者之间不仅密切关联，而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甚至实行三者合一，可谓名副其实的“融媒体”架构。

实际上，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些地方党组织在创办报刊的同时，也办有通讯社业务，实际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如1922年广东共产党组织创办的爱群通讯社和以通讯社名义出版发行的《爱群报》；再如1923年北京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及其编委会附属的劳动通讯社等。
这种报、社合一的体制，是早期党在人力物力不足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也是当时报界的一种常见做法。江西苏区临时中央成立后，这种做法也在最早开展工作的红中社有所体现。
如前所述，红中社在1931年11月成立时便以呼号“CSR”播发消息；与12月创刊的《红色中华》报是一个机构，一套人马。而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前，改名后的新华社与《新中华报》也是一个机构，原班人马；1939年2月， 中共中央决定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开， 分别成立各自的编辑部门，受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统一领导， 独立但又互相联系地发展党报和通讯社新闻业务。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后，以新华社的新闻生产与供应为中心节点的延安几大“央媒”，再次成了融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于一体的“融媒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实践，是为服务抗战、服务宣传这一大目标而形成的集约化媒体“融合”。

“报、社、台”交融的组织架构

之所以说上述几大媒体的组织具有“融媒体”特征，依据在于：
首先，如前所述，红中社和新华社、《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本是“社、报一家”，一个机构，两套业务。
1941年年初，延安的新华社、《解放日报》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作为分工不同、定位各异的三大“央媒”，实际《解放日报》从创刊之日起到解放战争爆发前，与新华社也是领导合一，博古任新华社社长兼《解放日报》社长；两个单位都住在清凉山，生活供应属于一个建制。
《解放日报》记者同时也是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记者的介绍信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名义开具，也就是一个媒体机构，同时开展两种业务。按现在的标准，这已属于初级形态的“媒体融合”。虽然这种既办通讯社又办报的模式在民国时期的一些民营媒体机构中不乏先例，但像新华社与《解放日报》这种统一集中管理、不分彼此的非营利机构，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
其次，1933年5月，红色中华新闻台在瑞金建立，业务上归红中社管理，行政上则受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1940年12月底建立后，编制属于中央军委三局，解放战争爆发前，中央军委三局一直承担新华社文字广播的发报任务和口语广播的电台维护与播音工作；业务归新华社，广播内容由新华社新成立的广播科供给。抗战初期，由三局55分队负责文字广播的发报任务，电台队长先后有曹丹锋、郑执中，呼号为QST DE CSR。
1938年11月转由三局120分队负责；1939年8月转由军委三局10分队负责。1940年3月，军委三局成立9分队，由队长傅英豪带领30多人开始筹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虽然只有少数无线电技术人员，但他们不畏艰辛、克服困难，实现了口语广播。[9]口语广播开播时，负责文字广播发报任务的是10分队。当时电源非常有限，10分队便迁到王皮湾村使用9分队的电源。这样，军委三局共同承担口语广播和文字广播的技术工作，口语广播稿、文字广播稿则由新华社的广播科负责提供。播音员和报务员收到广播稿后，第一时间便将其准确播发出去。
1944年9月1日新华社对外英文广播业务开办后，副社长吴文焘兼任英文广播部的主任，英国友人林迈可被聘请为英播部主任，负责英文改稿。
不难看出，与当时国统区国民党所办媒体纵向分割的科层化体制不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整体运行更加灵活机动，甚至在电台声音播放功能无法恢复前，还能将设备改装为发送电报之用。这一方面是当时艰苦条件下的无奈之举，却也体现了当时中共中央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机动灵活、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
图2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一社、一报”与“一台”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协作，互相支持。这种不计部门得失，服务全局、关注政治与军事需求的媒体融合，在当时显然具有极强的创新性。

三大媒体的业务“融合”

不只是组织机构的紧密关联，在具体业务上，几大媒体之间也呈现出新闻内容的“流水作业”和多“平台”分发特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中社抄收的中外电讯，除了电台自己对外播发，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给《红色中华》报供稿。抗战时期，新华社既抄收电讯广播，又对外进行中文文字广播、英文文字广播，还通过口语广播等方式发声。新闻台抄收的一些外文电讯信息，先交由翻译科，翻译成中文后再交给广播科。广播科根据情况，将稿件分类整理，转交《解放日报》编辑部；再摘编重要的信息和文章，加上前一天《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社论和文章，编辑为广播稿，交中译组翻译，再送至广播台播发。一条流水线下来，在所有原始信息最大化共享的前提下，重要的内容也得到了最大化利用和最广泛传播。
《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上刊载的国内外重要信息和文章，尤其是头版的重要新闻、社评，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新华社，随便翻出一期报纸，都能发现“新华社”的标注字样。因为如前所述，报刊记者一般都身兼两任，也是新华社记者。
如《新中华报》1937年2月6日第一版刊登了新闻稿《和平解决已实现，张杨部在后撤中》，就注有“新华社五日电”；另外一篇《托派张慕陶等阴谋 企图破坏和平统一》，文末同样署名新华社。再如1941年5月17日《解放日报》第一版《苏北新四军粉碎敌扫荡》《鲁南八路军连获胜利》新闻，也都是新华社供稿。[10]
报纸上的重要社论或新闻发表后，中央还会让新华社用电讯、声音形式全国播发，甚至向世界传播。毛泽东就曾根据新华社抄收的新闻电讯，准确分析时局的发展，并且撰写了评论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同时交由新华社对外播发。“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至为重要。”[11]而从新华社华盛顿分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二馆查到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事的珍贵档案中看，里面保存了部分美国抄收的新华社电讯。
这是新华社对外英文广播部在延安成立后播发的英文文字广播，定向美国旧金山。所以稿件后面一般都标明“延安英文莫尔斯电码发至旧金山”或“延安英文电发至旧金山”。[12]这份档案的第四页记录了1944年9月3日抄收的英文电讯。新华社档案处的张涵曾将这份电讯对比了《解放日报》1944年8月28日头版刊载的《山东捷报》，报道内容一致；与新华社档案处保存的英文电讯稿原稿内容也相同。[13]同样的一份稿件，在《解放日报》刊登，并通过新华社英文电讯传播到世界。一个稿件，经多个平台分发和使用，传播到能力所及的最远地方，是抗战时期党的新闻事业一大特色。
图3   抗战时期延安三大媒体的业务融合
报纸、广播电台采用通讯社稿件，至今依然是一种媒体惯例。因为通讯社作为新闻事业的“上游产业”，其基本职责就是对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提供新闻信息。但一般的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采用和转发通讯社稿件，却不能被称为媒体融合——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与为其提供信息服务的通讯社之间，通常并不属同一机构，且彼此间有清晰的业务与组织边界。
反观抗战时期的延安，通讯社、广播电台与报社“合署办公”，每个部门既各自“独立”，又彼此支撑；在具体的工作中，各部门不是基于自身本位，而是着眼全局，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专注新闻、评论等内容的生产与分发，并不计媒体类型，不考虑各自利益，而是专心一致，实现传播空间与效果的最大化。正是从政治与军事宣传至上的理念出发，才衍生出这种不同部门之间业务“融合”的逻辑。

结语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与数字媒体的成熟与推广，“媒介融合”“媒体融合”不仅成了业界主流操作模式，也成了内涵与外延清晰的一个“新”概念。但较少有人关注的是，一个新概念的提炼与流行，有时并非新兴事物，而是历史的“潜流”发展到其有目共睹时的产物。
上述抗战时期延安基于节约人力物力、提高传播效力而进行的、以新华社业务为中心的媒体“融合”实践，虽与当下技术、政策驱动的媒体融合基础不同、取向各异，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暗合了当下涉及这一议题的一些主流主张。
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14]
再如“党报、党刊、党台、党网等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等。[15]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进行的媒体融合实践，从全局着眼，依据媒体在不同阶段的具体任务，从传播效果最大化入手，及时调整媒体实现路径，甚至实行在今天来看都是极为先进的“融合”式发展。上述成功经验，无疑可以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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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新华通讯社.新华社历史沿革[EB/OL].http://203.192.6.89/xhs/static/e11273/11273.htm

[2][7]《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第1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36，131

[3]《红色中华》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4]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新中华报》综合版[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前言

[5]《新中华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6]《新中华报》，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七日

[8][13]张涵.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解码一份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军事档案[J].中国档案，2012（11）

[9]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编写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5

[10]《解放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十七日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72

[12]万京华.新华社与抗战对外宣传[J].中国出版，2015（15）

[14][15]谢环迟.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N].人民日报，2019-01-26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出版”，题为《艾红红等：百年大党的早期媒体融合实践》

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1年9期，原标题为《百年大党的早期媒体融合实践》

作者：艾红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艳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丨大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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