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碎片化传播的环境下，做人物报道很怕人设“塌”了。
前有最美援鄂女护士人设崩塌，身份受质疑。后有林生斌“深情人设”崩塌。
在人设说塌就塌的新媒体时代，媒体在做人物报道时，如何避免塌人设？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立体写好人物？
8月下旬，《传媒茶话会》对话人民日报社地方部副主任费伟伟，《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卫毅，北京青年报深度部人物编辑计巍，资深媒体人、《南方周末》前特稿编辑、记者叶伟民。
人物报道人设易“塌”，原因在哪？
2020年10月，一则关于援鄂女护士人设崩塌的新闻引起网友关注。除了当事人“护士”身份、家庭关系有争议外，此前媒体对女护士的报道也受到网友质疑，部分网友认为报道不够严谨、不够真实、误导了大众。
无独有偶，2017年“杭州保姆纵火案”发生后，部分媒体在关注案件情况时，也将镜头对准了受害者家属林生斌，一篇篇正面报道将林生斌塑造成一个坚强隐忍、积极行善的“深情丈夫”“坚强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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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日，林生斌宣布再婚生女后，被网友扒出“营销深情人设”“与岳父母反目”等“黑料”，“深情人设”崩塌，引发舆论风波。除了新闻人物外，近年来，明星、演员等公众人物或通过主流媒体，或通过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塑造出的“博士人设”“爱心人士”等标签，也极易反转、翻车。好端端报道出来的人物为何轻易就受质疑？挖掘出来的人物标签为何瞬间就反转、崩塌？问题出在哪儿？人民日报地方部副主任费伟伟，多年从事新闻报道，5获中国新闻奖，曾著有《人民日报记者说：典型人物采访与写作》《人民日报记者说：好稿怎么讲故事》等专业书籍。“一些记者采写典型人物作正面报道，存在抹掉人性、有意拔高的问题，导致人物违反常情常理，一经推敲就崩塌。”费伟伟告诉《传媒茶话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部分媒体人的新闻观和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新媒体时代，有的记者为了抢流量、抢新闻，仓促采访，没有深入践行四力，抓住一点碎片化的信息就报道，很容易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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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工作10年的北京青年报深度部人物编辑计巍表示，一方面，这跟媒体最初定下的主题有关。如果人物报道确定的方向和主题比较绝对、单一、刻板、浮于表面，就容易让被报道的人物失真，使人物变成一个“符号”——一个伟大的英雄、一位情深意重的父亲、一名舍小家为大家的志愿者……导致人物被简单地符号化，缺乏对人物多面性的刻画。一旦有逆转，读者就会推翻此前报道中的人物形象，被人们放大关注。另一方面，为了让内容更风格化，迎合读者口味，媒体取标题时会倾向于短平快，找标签、找爆点，就容易出现“立人设”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出现在短篇报道中，它只提供人物的一个小侧面，如工作、家庭，或者当事人做的一件好事，而不负责提供关于这个人更多、更全的面貌。因此看短篇报道，读者自己其实也要有更合理的判断，避免以偏概全。即便是长篇报道，同样一个人物，不同的媒体不同的记者写出的角度也可能完全不一样，因此，记者和读者或许都应该对人物报道保持开放性，而不是妄下定论。此外，资深媒体人、《南方周末》前特稿编辑、记者，《一个南方周末记者的特稿笔记》作者叶伟民谈道，这也跟新媒体时代，部分自媒体热衷迎合大众情绪，炒人设、写鸡汤、博眼球有关。一些自媒体习惯于将现有资料、现有新闻内容编撰一番，然后合理想象、合理推断，给当事人带标签，以偏概全，吸引流量，导致读者在接收信息过程中读取大量片面化、情绪化的内容，一旦媒体跟进的新闻报道与读者心中预期人设不同时，就容易出现网友对当事人的质疑和攻讦，导致所谓的“人设崩塌”。在很难不“立人设”的时代，记者应该如何深入采访人物？“这需要记者基于客观事实平视自己的采访对象，无论对方是名人还是罪犯，就把他看做是一个普通人，以看待普通人的眼光去看待他身上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而不是先入为主。”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卫毅说道。2016年8月白银连环杀人案告破后，《南方人物周刊》通过上世纪80年代，白银市的城市变迁和罪犯高承勇的邻居、亲人，以及被害者家属、办案警察的经历和讲述，去平视、“逼近”高承勇真实的人生。
点击图片可阅读《白银时代——一桩连环杀人案和一座城市的往事》“高军伟羡慕邻居高承勇。高承勇的两个儿子读书勤奋自觉，从不用父母操心……每当看到邻居家的两个小孩，高军伟就想，我儿子能这样就太好了。”
“家训强调要有‘孝悌’精神：‘孝敬父母是一切道德的根本。’高承勇被认为很好地体现了家训中的这一点。他是城河村公认的孝子。”文章从外围采访入手，一层一层将罪犯高承勇作为父亲、儿子、普通人的多面性展现出来，带着读者去深思人性的复杂。这样的人物报道，在信息碎片化传播过程中，打破了单一“人设”的局限性。“主题选取，关键在于建立人物与时代的关联，放在时代大背景下对个体作观察与思考，才能让读者与报道同频共振。”费伟伟回道。2018年6月，人民日报刊文《“她用生命完成了最后一堂课”》，用不足两千字的通讯报道河南信阳小学教师李芳舍身救学生的事情，将人物、事件放到当时公众受个别教师负面报道影响，不信任教师情绪蔓延的背景下，解开公众的心结，有力批驳相关负面论调。计巍表示，在采访新闻人物和公众人物时，需要去了解事件和聚光灯下，人物的真实状态、现实处境、内心的挣扎与焦灼、在重大的问题上中怎样做选择，以及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除了面对面交谈，还要跟着受访者走进他的真实生活，观察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找他的朋友或敌人聊天，了解生活化的他，而非只把目光聚焦在灯光照耀下的他。在采访民间人物时，则要了解人物的价值观、人物自我世界的构成，他的处境、信仰、希望，他如何去对抗困境与绝望，他与世界的连接是什么，等等。2019年，拾荒近20年的跨性者刘培麟因“男扮女装”引起网络关注，成为“网红”，在《大喜哥的“女人梦”》这篇报道中就讲述了刘培麟（网名大喜哥）在经历“围观者”的狂欢与现实的落差后，虽身处困境仍坚持自己的“女人梦”的故事，计巍在采访中深入走进刘培麟的从青岛搬到福州后的真实生活，引导着公众用平常心去对待跨性别群体。在采访高龄再育母亲时，计巍也将角度放在了郭敏生活的困境与作为母亲的信仰上，写出了报道《一个高龄再育母亲的自我救赎》，让读者深入理解当事人的选择。
如何写，即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立体呈现人物，引导读者了解人物的复杂性、全面性，很关键，也十分考验记者功力。他举例谈道，电影《我不是药神》就抓住了冲突，将主人公从白血病人改成了正常人。现实中的陆勇患有慢粒白血病，他为白血病人代购印度药，不光是为了救病人，也是为了救自己。而影片中，程勇则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健康人，妻离子散、父亲重病，人物起点低，让观众觉得这个人不可能是英雄。当他从开始唯利是图的商人，到最后逐渐站到病人群体这边，变成英雄时，在强烈的冲突中，人物的转变才变得精彩和丰满，才会更让人动容。“这样的艺术手法借鉴到新闻采写中，会加大故事内涵的反差，把人物的弧光放大。”费伟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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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伟民看来，可以分为三层去描写人物。第一层，描写人物的着装、外貌、声音等外在特征；第二层，刻画人物的性格、欲望、人生观、世界观等内在特征；第三层，把人物放在困境中检验、观察，三个层面相互结合才能让人物立体。如钱钟书的《围城》中写坏人：“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张爱玲的《谈吃与画饼充饥》中写阴险之人：“他阴恻恻的, 忽然一笑, 像只刚吞下个金丝雀的猫。”
都运用比喻，一针见血描绘出坏人形象。
也可借鉴对话描写人物，例如海明威的小说《世上的光》中有这样一段对话：“你们店的混账猪腿是臭的。”汤姆说着把一口东西全吐在地上。酒保不言语。喝黑麦酒的那人付了账，头也不回就走了。
“你自己才臭呐，你们这帮阿飞都是臭货。”酒保说道。
“他说咱们是阿飞。”汤米跟我说。
“听我说，咱们还是走吧。”我说道。在对话中刻画出汤姆的粗鲁，酒保的无礼，“我”的谨慎小心。叶伟民提醒道，写对话时也要节制，选取深刻的对话，才能让塑造人物的“弦外之音”传达出来。此外，大多数记者还偏好采用非虚构写作写人物特稿。例如《南方人物周刊》的《莫言的国》，《人物》的《北京零点后》，《冰点周刊》的《生命备忘录》等，在基于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采用独特的叙事手法将人物从新闻事件中延伸到社会生活中去立体呈现。写法万千，在卫毅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基于事实去描写人物，按事实逻辑关系去引导读者理解人物，而不是迎合大众情绪。在流量时代，大众很容易“以偏概全”。四川方言里有句话说“不要拿起半截就开跑”（指话要听完，人要看全），这句话放在当下，也能告诫记者和读者，沉下心来去采写，去阅读，才能接近更真实、鲜活的人物。看到人设、标签化的内容就以为能“以管窥天”，轻易读懂、评价人的复杂性，往往可能只是潜意识里的自我想象与满足。《重新打量每个生命〈南方人物周刊〉人物报道手册》
《非虚构》《经典人物原型45讲》《小说面面观》
《哈佛非虚构写作课》《何伟三部曲》
《人民日报记者说：典型人物采访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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