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10月22日是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纪念日。
1934年10月开始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彪炳史册，长征中丰富多彩的新闻宣传活动也不应被忘记。
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过程中，红军靠报纸宣传凝聚党心军心，拉近民心友心；用板壁标语进行“扩红”动员和抗敌斗争宣传；用海外办报与刊文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事实，驳斥国民党媒体的各种造谣抹黑。
历史已经证明，上述报刊与标语宣传及海外报道在扩大红军和赢得民心、友心方面堪比千军万马，是红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软实力支撑。
《红星》照耀长征路：长征中红军的报刊宣传
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暂时停刊。作为长征中唯一的中央级报纸，《红星》报编辑部用两个扁担加四个铁皮箱装着印刷出版报纸的所有设备，跟随红军主力部队从赣南到陕北，新闻宣传工作也始终没有掉队。1934年10月20日起，《红星》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中前后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现存25期，其中，号外一期，1935年1月15日，恢复长征前连续编号出版“第68号”一期），1935年8月，红军长征进入川陕甘地区，《红星》停刊。[1]社论、捷报、“扩大红军”号召、英雄模范事迹宣传以及卫生常识是《红星》长征专号的主要内容；在思想政治工作、作战经验、群众纪律及少数民族政策宣传方面，《红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长征中的“一面大镜子”和“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2]。长征途中，为了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常常是连续行军作战，所处环境十分险恶，一些连队的指战员开始出现畏难情绪。尤其是在长征初期，由于战斗因素和非战斗因素，红军减员严重，三个月锐减5万余人。为保留和发展有生力量，“扩红”工作迫在眉睫，而《红星》报在红军队伍的“留存”与“扩大”宣传中无疑发挥着重要思想导向作用。如1934年11月14日，《红星》刊发《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一文，号召“学习去年东方军在洋口扩大红军的经验，动员白区广大工农加入红军！”此后，《红星》通过发起“革命竞赛”，报道“扩红”模范连队以及群众对“扩红”的热烈反应，为“不疲倦的不放松的继续努力扩大红军”鼓劲打气。《红星》报还通过简短的消息和通讯，及时传播了红军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胜利，并持续关注白区及国际社会的新闻，积极利用无线电台抄收的新闻信息，将“中国白银输出甚巨，农村经济更加破产”“蒋敌军队减员浩大”“日美冲突加剧”“希腊海军大暴动”等国内外新闻传递给各个连队，为当时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的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是全体指战员的“一架大无线电台”。由于人手和物资的短缺，《红星》的办报条件十分艰苦，编辑部只有四五个人，报纸也一度由铅印改成了手刻蜡版油印，报名也不像现在这样严谨规范，而是有时叫《红星》，有时则叫《红星报》。报社编辑则一边紧跟中央军委连夜行军，一边构思要编发的文章，一到达宿营地，铁皮箱子就是办公桌，马不停蹄地开始写稿、编报油印。而正是这种手动写稿排版的方式，给了编辑部成员在版面编辑上创意发挥的空间。如上述《红星》长征专号就办得生动活泼，要素齐全，报头、栏目、新闻标题一应俱全，还经常有手绘简笔插画点缀其中，颇具现代手抄报的风格，仔细翻阅还能收下不少实用的“表情包”。除此之外，当地篮球队组织友谊赛、群众扛“肥猪三头、茅台酒一大罐”慰问红军等长征中的鲜活侧面，也都被《红星》记录在报，为后世留下了更加生动完整的长征画像。图源：《红星》1935年1月15日 第三版插画上方的红军，左手竖起大拇哥，仿佛在为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点赞
左图：铅印1934年8月25日第29期红星
右图：长征路上油印1935年3月10日第十一期长征专号
图源：《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红星》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
同四方面军会合去！《红星》1935年6月11日 第一版
向“英勇顽强”的中国工农红军致敬！图源：1934年11月25日第二版插画
除坚持出版《红星》外，红军长征途中，红军总政治部的《前进》，红一军团的《战士》报，红二方面军的《前进》报（副刊）、《战斗报》，红四方面军的《不胜不休》报，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的《健康》报等也曾想方设法编印出版[3]。而由于印刷设备和纸墨的短缺，战士们充分发挥聪明才干，在长征途中还使用过手抄在大树叶上、快速传递战斗捷报和党委改组等重要信息“叶报”[4]，写在浸过桐油的木板上、放进江水中顺流而下宣传抗战信息的“水电报”[5]这两种自创的新闻宣传形式。上述报刊在传递战时信息、鼓舞军民士气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在三峡博物馆展出的两块“水电报”，1935年，南下红军用于“抗日救国”的“水电报”形式上与之类似
利用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营造“共意”空间，赢得民众信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早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就认识到，“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演讲，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6]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继续发扬刷标语的宣传手段。长征路上，战士们一路在墙上、木板上和石壁上涂刷标语口号，将党的方针诉求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机结合。这些随处可见、朗朗上口的宣传标语，成为党和红军拉近军民关系、传播先进理念的重要途径。中央红军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贺昌签发的《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
“红军一到，满街鲜红。”[7]在总部大力倡导下，长征中的红军迅速成立了“粉笔队”“錾刻队”等宣传队伍，全体指战员纷纷通过石刻、木刻、粉刷、手写等手段，投入到制作书写标语口号的活动中，朱德、董必武、陆定一、潘汉年等高级干部也亲自动手书写。红军标语形式多样，题材丰富，简明易懂，生动幽默。除了最基础的“打土豪，分田地”“斧头劈开新世纪，镰刀割断旧乾坤”“拿下遵义”“突破乌江”等宣传中国共产党方针理念和行动目标的标语外，红军指战员还创造了“彝民们团结起来，不还租，不交债！”“反对国民党压迫与屠杀苗瑶小民族!”等宣扬民族团结的口号，并通过“国民党卖国，共产党抗日”“国民党是刮民党”“中国快要亡国了!只有抗日反蒋才能自救救国!”等标语，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号召群众团结抗战。四川省苍溪县现存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标语 图源：苍溪县政府
红一方面军在湖南汝城县写的标语 图源：新华社
一路走，一路播撒红色的火种。长征路上，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散布红军是“共匪”，是“流寇”，甚至动用飞机散发传单，称红军打砸抢烧无恶不作。出于惧怕，许多群众听闻红军到境的第一反应是紧锁门窗或躲进深山老林，不敢跟战士们打照面。“缴获枪有钱发”“回家发路费”等这些刷在墙上、刻在木板和石头上的标语，是红军与村民交流最简单而直观的形式，在扭转不利局面、凝聚人心方面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等通俗易懂的标语，更是立足于吃饭问题，句句直击贫苦百姓的心坎。事实上，不少穷苦百姓参加革命的初衷，就是因为看到、听到这些宣传，为了有一口饱饭吃。等真正进入红色军队的熔炉后，才明白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进而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郧西关防区写的标语
战争状态下，一条宣传标语的书写，有时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如1934年11月，红军经过道县时，一位14岁的小战士刚在文庙红墙上写完“工农革命胜利万岁，工农革命努力奋斗”的标语，就被尾随的国民党军子弹打中，坠河牺牲。至今，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红云岩上依然留存着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錾字队当年留下的“赤化全川”石刻标语。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红云岩上的“赤化四川”由20多名石匠刻了40多天完成，是最大的红军长征标语
国民党不仅在国内制造恐慌，还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在国际大造“赤匪流窜”，所到之处“劫掠裹挟甚众”的舆论，歪曲长征意图，抹黑红军形象。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对外宣传长征真相也成为了刻不容缓的任务。1935年9月，红军在国际舞台的第一句声音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大厦发出，随后一篇名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详细介绍出现在苏联、法国等多家媒体上，而这一切都与一位“消失”的政治局委员密不可分。1935年5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泸定。为确定北上路线，中央在泸定召开了泸定桥会议。就在这一重要会议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同志却不见了踪影。原来，中共中央长征离开赣南时，原设在上海的向莫斯科转发电报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侦破，红军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就此中断。战略转移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很希望自己的情况能够通过共产国际传递到世界，也急盼得到外来援助，向上海派出联络人员恢复白区工作就显得十分迫切。而这一重任就落在了陈云身上。在地下交通员掩护下，陈云几经周折到达上海，却发现当地党组织几乎已经被破坏殆尽，无法开展工作，便于8月5日登上黄浦江边的一艘苏联货船，辗转海参崴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工农红军当时的处境。考虑到苏联在国外的新闻机构时常受到西方媒体的恶意丑化和攻击，其报道在国际社会很难产生巨大反应并被中国国内媒体接受和转载，中共代表团决定先派吴玉章前往法国寻找合适的传播途径。1935年12月9日，《救国时报》在巴黎创刊。1936年3月，中共又以华侨组织的名义创办《全民月刊》，联合宣传中共主张，号召一致抗战。巴黎那边的摊子支起来了，身在莫斯科的陈云也没闲着。1935年10月，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情况，并以“史平”的名字提交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史平同志的报告》。几个月后，在这一报告的基础上又增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内容，以《英雄西征》为题发表在共产国际的内部刊物上。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完成《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在法国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于莫斯科出版单行本。《随军西行见闻录》共4.5万字，描述了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直至胜利渡过泸定桥为止, 历时8个月、途经6省、行程6000公里的传奇经历，是最早向世人介绍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领袖的纪实作品。《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世界打开了一扇走进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窗口，并给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政策一记重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借力打力的精妙外宣技巧。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与《随军西行见闻录》红旗出版社1985年版
红军长征，既是敌我双方战略、军心军力与武器的比拼，也是双方对时局与民心把握能力的大考。长征时红军的“笔杆子”经受住了时间洗礼，取得了新闻与宣传的双重胜利，也为当下新闻业留下了一些有益启示：那就是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主张；坚持群众路线，增强针对性，实现新闻宣传的大众化、通俗化；讲究宣传艺术，因“地”制宜进行新闻宣传，最终实现入脑入心，见行见效。
作者简介：艾红红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李蔚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20级硕士生
编辑|李磊
参考资料、注解：
1.注：现存最后一期《红星》为1935年8月3日的“长征专号”第26期。长征开始后，油印《红星》由“第一期”重新编号，“长征专号”为后世区分长征中坚持出版的《红星》与1931年12月11日出版的有连续刊号的《红星》之用，非当时报头名称。
2.《见面话》，《红星》 1931年12月11日第1版；转引自《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红星报》第１页。
3.毕耕,谭圣洁：《红军长征中的报刊宣传》.中国出版，2016(19)。
4.李世顺：《诞生在红军中的“叶报”》.新闻爱好者，2007(10)。
5.李永军：《两种见证革命历程的“水电报”》，钟山风雨，2014(0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版，第7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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