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达梅尔的成功反思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出路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u0361x0gufn&width=500&height=375&auto=0杜达梅尔指挥201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从杜达梅尔反思中国软件

杜达梅尔（Gustavo Dudamel），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80后指挥家，带着西蒙•玻利瓦尔青年管弦乐团来到国家大剧院。拉威尔《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等风格迥异的三部作品，在有着“天外来客”之称的27岁的杜达梅尔的魔棒指挥下，在他率领的魔幻兵团西蒙•玻利瓦尔管弦乐团的170多位乐手的诠释下，被演绎得如此和谐与美妙绝伦，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中国观众。起立，鼓掌，尖叫，这是非常自然的反应。作为在场观众的一员，我也乐在其中。难怪先前的报道说，柏林爱乐音乐总监西蒙•拉特赞誉：“杜达梅尔是令我感到惊讶的天才指挥家”。朗朗的老师、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甚至说：“这是我近些年来听到最棒的演奏，我甚至觉得我应该改行去当个鞋匠、木匠、水暖工什么的，就是不能再当指挥了。”如此年轻的乐团和指挥，却能够如此成熟、极富深度地诠释音乐，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事实上，杜达梅尔的成才与委内瑞拉政府的一项音乐教育计划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据著名音乐评论人陈立老师介绍，20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政府在一些音乐家的倡议下，成立了委内瑞拉青年与儿童管弦乐团国家基金会，并启动了一个针对贫民阶层的社会音乐教育项目——音乐救助计划。这个计划实施以来，已有80万个孩子受过音乐教育，杜达梅尔就是其中的一员。而这位天才指挥家为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艺术的熏陶，还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委内瑞拉的音乐救助体系，让我不禁联想到2001年中国政府推出的软件学院计划，此计划的初衷，是为中国培养出一批杰出的软件人才，就像委内瑞拉的音乐救助计划培养出优秀乐团和杰出指挥一样。但是，8年后的今天，比起委内瑞拉的音乐救助计划，中国的软件学院计划却“略逊风骚”。同样的人才培养计划，比起委内瑞拉来，中国的硬件条件要高出很多，但成绩却不如人家，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委内瑞拉音乐救助计划为什么会如此成功？

• 第一，委内瑞拉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了一个有远见的、可实施的音乐救助计划；

• 第二，该计划吸引了国际一流音乐家的积极参与，这些国际的音乐家通过总结自己长期以来的实践经验，亲自向学生传授学习技巧，帮助贫困的青少年走出困境，这让很多音乐家觉得自己的付出非常有意义，为此他们愿意长期甚至无偿地帮助这些孩子；

• 第三，该计划得到了委内瑞拉政府、企业以及本国音乐人士的支持，参加到救助计划中的贫困青少年也不计其数，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全民参与”，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众人划桨开大船”，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推进，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从中不难分析出我们的软件学院计划“略逊风骚”的原因。我们虽然有软件学院计划，但是与委内瑞拉音乐救助计划相比，可实施性和完备程度似乎有些逊色。反观当前中国大学的软件教育，大多数老师都缺乏实践经验，只能照本宣科地向学生传授纯理论知识，对于软件这一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这种教学方式显然对提升学生的软件能力是欠缺的。尽管目前已经有一些高校，通过返聘退休软件工程师等各种途径，引进了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师，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具规模性。中国的大多数高校当前没有能力邀请国际或国内一流的软件专家来担任学生的指导老师，而如何让国际一流的软件专家看到该计划的价值，并说服他们参与到软件学院计划中来，是中国软件学院计划实施的一大瓶颈。此外，虽然一些高校有软件实习计划，但是谁能保证这些实习学生不是在打杂而能真正参与企业的软件设计和开发呢？最后，政府和企业对于软件学院计划的支持有限，而且一些高校的人才培养有很强的功利性；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是单纯地追求学术或技能，而是为了能尽快赚更多的钱。中国若想培养更多的软件人才，就必须打破这种歪曲的价值观，让学生们真正为了兴趣而学习，老师们为了学生的发展而努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软件人才欠缺、软件创新水平不高，并不单单是软件学院计划或者某个政策实施不到位的结果，而是很多因素的综合。只有看清当前面临的机会与挑战，我们才能够想出对策，打造像西蒙•玻利瓦尔管弦乐团一样优秀的软件团队。这里，我们应用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即优势，劣势，机遇，威胁）方法来分析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现状。首先，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有着很明显的优势，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均十分稳定，而且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劳动力成本较低也是一个推进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软件产业的发展，中国人对软件的认识也逐渐提高，软件不再认作是硬件的附属，而是和硬件一样，甚至比硬件更有价值。但是中国的软件产业也面临一定的劣势，虽然软件外包产业发展很迅速，然而中国的软件产业缺乏技术创新，缺乏规模性，缺乏国际品牌。而且从政策法律层面看，中国对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这将不利于软件产业技术创新和发展。然而在这些困境中，我们依然有发展的机会，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为软件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而且中国当前和潜在的极大内需市场也为本土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土壤，本土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企业管理软件也有较强的优势。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威胁，当前的经济危机对进出口企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而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以及来自国际市场上贸易合作的冲突，让原本缺乏宏观规划而太看重软件外包的中国软件产业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据报道最近我国软件外包增速不断放缓，2008年第三季度签署的外包协议金额为6年来季度最低水平。综上所述，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之路，尽管曲折却也充满希望。

在机遇与挑战并重的今天，中国的软件产业到底该何去何从？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整合之道、团队精神和创新。所谓整合之道，绝非空谈，而是贯穿从计划到实施的指导思想。再以委内瑞拉音乐救助计划为例，该计划最初是为了正确引导青少年、减少犯罪等社会问题，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也需要这样的计划。一方面，政府要制定一个软件产业发展的宏观策略。另一方面，致力于吸引一流专家参与到计划中来。只有计划做得完备了，才能得到专家的认可，进而乐于为人才培养计划做出贡献。如此，中国软件产业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亦不可忽视，在一个上百人的乐团中，乐师们演奏着各种乐器，虽然技巧纯熟是基本要求，但是大家只有配合默契才能演奏出最美的乐章。软件团队也一样，软件团队需要基本技能，但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团队成员只有努力，相互协作，才能做出最好的软件产品。创新是发展的源动力，委内瑞拉的音乐救助计划本身就是观念的创新，能吸引到国际一流的音乐家参与，并且培养出优秀的乐团。而培养出优秀乐团和杰出指挥则是创新的附加值。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观念的创新。

如果我们有一个有远见的、合理的、可实施的中国软件计划，并且吸引到类似国际著名指挥大师的国际软件大师参与，我们培养出中国软件界的杜达梅尔，中国软件界的西蒙•玻利瓦尔管弦乐团，也就指日可待了。（本文作者IBM软件集团大中华区总工程师（总架构师） 寇卫东，原载《程序员》杂志20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