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丨“生命中总是会有连舒伯特都无言以对的时候！”
晚年的亨利·詹姆斯油画像（美国画家萨金特所作，1913年）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t0153hlpj76&width=500&height=375&auto=0舒伯特《C大调流浪者幻想曲》
生命中总是会有连舒伯特都无言以对的时候
——亨利·詹姆斯《阿斯彭文稿》
亨利·詹姆斯自1897年至1916年去世，一直居住在英国东萨塞克斯郡赖伊的LambHouse，这是屋子的内景。
“异乡人”亨利·詹姆斯
月28日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年4月15日－1916年2月28日）逝世百年。在离世前两个月，这位出身美国波士顿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小说家正式归化为英国公民。詹姆斯选择了“异乡人”的命运和“自我流放”的生活，但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身处异乡的詹姆斯深刻地理解和表现了美国文明的基本观念，洞悉了这些观念内在的价值、巨大的力量和同样巨大的道德风险。
整整一个世纪前，1916年2月28日，已经旅居英国三十年的西方现代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 (1843—1916)病逝于英国乡间的居所，享年73岁。此时的欧洲正是战火弥漫，遍地硝烟。这场已经肆虐了两年的战争，对欧洲年轻一代的文化人而言，将会成为精神上的创伤记忆;而对詹姆斯这样已经步入暮年的西方人，战争的野蛮和破坏性，意味着他所熟悉的那个19世纪的欧洲文明，包括其所累积的文物精华，顿成齑粉，如烟飘逝。虽然感到自己如同一个面临深渊的“幸存者”，詹姆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却是繁忙和不平静的。大战伊始，抱着病体的詹姆斯就开始为他的第二故乡英国积极奔走。他在英美报刊上撰文支持英国，还担任了美国医疗志愿救护队的名誉主席。在1916年1月1日，詹姆斯正式归化成为英国公民。詹姆斯的归化仪式是颇为隆重的，当时的英国首相是他的保证人之一，而英国的内务大臣则亲自签发了他的公民身份文件。不过，与T.S.艾略特皈依英国国教并成为英国公民有所不同，詹姆斯的选择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他不希望自己在英国乡间居住时，会因为外国人的身份而被审查和监控。对于战争的双方，詹姆斯的态度也保留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模棱。虽然他站在英国一边，詹姆斯对美国的反德言行却又“深感厌恶”。在辞世之后，遵照詹姆斯的遗嘱，他的骨灰被送回美国，最终归葬于波士顿的家族墓园。
16岁时的亨利·詹姆斯
詹姆斯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决定，如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让美国人感到不满和震惊。实际上，美国主流文化界对詹姆斯的不满由来已久。虽然詹姆斯已经成为欧美文坛上的巨擘，而他的小说和评论也已是经典中的经典，但美国主流文化界对詹姆斯的看法却一直比较负面。美国文学一直是一个政治色彩颇为浓厚的文学传统。经过了清教殖民和独立革命的美国人，在意识中很早就确立了“美国”与“欧洲”的二元对立:大西洋的这一边是“民主”、“平等”和“质朴自然”的“美国”，而那一边则是“封建”、“等级森严”和“繁文缛节”的“欧洲”。虽然在历史上，美国人对欧洲文化和艺术的依赖程度颇高，但美国人对自身文明优于欧洲的信心却丝毫不减。生于1843年的詹姆斯在他的青年时期，还能感受到美国超验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的遗风余韵。这场1830年前后兴起于新英格兰的文学与思想运动，其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确立美国本土文学和文化的价值与独立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始终对欧洲文学情有独钟的詹姆斯，自然与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这样的美国文学的开拓者们志趣相异。内战中，詹姆斯没有从军参战;从1884年起，詹姆斯更是长期旅居欧洲，远离内战后正经历剧烈变迁的美国社会。这一切都似乎“坐实”了美国许多文化人对他的指责:一个“欧洲化”的美国人，与美国的民主社会格格不入，甚至是美国文明的陌路人。时隔多年后，詹姆斯在1901年终于重游故国，老罗斯福总统宴请了这位已经蜚声欧美文坛的小说家，不过他也认定詹姆斯看似一个缺乏“男性气质”的“异乡人”。
说起亨利·詹姆斯与美国之间的这段“恩怨”，就不能不提及詹姆斯1879年发表的长篇评论文章 《论霍桑》。时年36岁的詹姆斯已经出版了《美国人》和《罗德里克·哈德逊》两部长篇小说，而且是美国重要的文化刊物《大西洋月刊》主要的文学撰稿人之一。这篇文章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批评作品之一，而其中有着这样一段话:
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出那些在别的国家里存在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具有的“文物制度”，而它们在美国社会的生活中却难觅踪迹，直至我们会惊讶地想，美国到底有些什么。我们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国家，甚至几乎连一个含义明确的国名也没有。我们没有君主，没有王室，没有欧洲意义上个人的忠诚感，没有贵族，没有教士，没有军队，没有外交部门，没有乡居的绅士，没有宫殿，没有城堡，没有封建领地，没有年代悠久的乡间别墅，没有牧师的老屋，没有茅草覆顶的村居或布满常青藤的废墟，没有大教堂，没有修道院，没有小小的诺曼人的礼拜堂，没有伟大的大学和英国式的公学———没有牛津，没有剑桥，没有伊顿和哈罗，没有文学，没有小说，没有博物馆，没有绘画，没有政治阶层，没有在野外专事游乐运动的人群，真可说是一无所有!
此言一出，讼声四起。“义愤填膺”的美国文化人，纷纷批评詹姆斯对祖国文明的肆意贬低。于是，几年后詹姆斯做出定居英国的决定，自然也成了他缺乏对美国文明基本忠诚的必然结果。其实，霍桑自己也曾抱怨美国缺乏“古老的历史、神秘的故事”，而只有“大众的物质繁荣，普遍和简单的白日的阳光”。偏偏，詹姆斯对霍桑这层意思的一番“演义”，却让他饱受恶名。直到20世纪40年代，像范·维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这样的文化史大家，仍然把詹姆斯看成“逃离”、“无根”和“幻灭”的典型，仅仅善于文学形式的游戏，但与真实的世界隔绝无关。
詹姆斯这番“惊世骇俗”的评论，其实并不能说明他有什么离经叛道的思想。就历史而言，这段话可说是内战之后新英格兰文化风气转移的一个表征。如果说将眼光投向欧洲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是詹姆斯成为“异乡人”的缘由，那么，在那个时期，抱有同样想法的新英格兰文化人远非詹姆斯一人。
要读懂詹姆斯，不能不对他的家庭和文化“谱系”有所了解。詹姆斯出自内战后波士顿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而他们所倡导的“高雅文化”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和“文化世界主义”(Cultural Cosmopolitanism)思想，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主导了新英格兰的文化。内战后的波士顿文化人和爱默生那一代浪漫主义者，抱有完全不同的理念。他们希望全面引进欧洲的文化艺术来扭转美国日益粗俗和物质化的社会生活，改造美国的教育、文化、出版直至改良美国腐败的政治。在政治立场上，他们大多属于美国的辉格党人，崇尚不被大众和利益群体所左右的精英政治，在内战后被逐渐放逐到美国的政治主流之外。从家庭出身来看，他们大多是所谓“老钱”家族(即波士顿传统的土地和商业财富)的后代，而内战后兴起的金融业和大工业也取代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地位。亨利·詹姆斯的家族就属于新英格兰的“老钱”世家。他的祖父老威廉·詹姆斯在1832年去世时，拥有大量的地产，是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詹姆斯的父亲老亨利·詹姆斯继承了一部分遗产，虽然不再是巨富，但也不必为生计烦恼。这位斯威登堡神秘主义的信徒，一生醉心于哲学和神学研究，在新英格兰文化圈内非常活跃。喜欢欧洲的老詹姆斯习惯带着一家人不断往来欧洲和新英格兰之间，因此亨利·詹姆斯和他的哥哥，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自小便随父亲在欧洲各地游历并接受教育，直到1862年才重新回到美国居住。
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逐渐失势，这个群体在内战后却成为美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为美国的艺术审美、哲学及高等教育树立了基本的原则和规范。他们广泛地吸收和传播欧洲的文学、古典音乐、雕塑、绘画和建筑作品;今天仍深具影响力的美国文化刊物，如《哈珀杂志》和《大西洋月刊》也是由这批知识分子所创办;而美国许多重要的学会 (如现代语言协会)的建立者，也多是这个群体的成员。《文化与无政府》的作者马修·阿诺德是这个知识分子群体 (包括詹姆斯本人)心目中理想的文化人物。他们信奉阿诺德所提出的改革文化的两个原则，一是“要真实和清醒地认识任何事物的本来面目”，二是要“努力学习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出身波士顿宗教精英家族的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是这个群体的一个代表。诺顿没有继承祖业，却远赴欧洲学习艺术史多年;他于1874年起长期担任哈佛大学的艺术史教授，系统地讲授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宗教和建筑艺术，20多年里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和信徒。正是诺顿在担任《大西洋月刊》主编时，发现了詹姆斯的文学天赋，并接受了詹姆斯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1908年诺顿去世时，詹姆斯曾撰文纪念这位波士顿“文化世界主义”的开拓者，称赞他“为美国这个年轻、喧嚣和拜金主义的民主社会带来了文化的福音”。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镀金时代”只是一个物欲横流、政治腐败和寡头统治的时期;但在美国有着这样一群富有理想和实践力的知识分子，而他们的努力使得“镀金时代”的美国取得了文化、艺术和教育的极大发展和繁荣。
对欧洲文学的大规模翻译和介绍，也是该群体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亨利·詹姆斯就是这个时期在美国系统介绍和评论欧洲文学的力行者之一。1863年，他曾短暂就读哈佛大学法学院，但很快就退学。从那以后，詹姆斯就一直为波士顿的《北美评论》和《大西洋月刊》等主要刊物撰写评论文章，介绍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作家的思想和作品。在小说创作之外，这成了詹姆斯文学生涯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青年詹姆斯对欧洲文学，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小说的广泛涉猎和深入了解，构成了他文学道路中的“学徒年代”;而在日后旅居欧洲的漫长岁月里，詹姆斯在欧洲文学和小说理论方面的著述，通过这些刊物的传播，对美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詹姆斯评介过的欧洲作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令人惊叹。同时，他本人的小说创作，也深受乔治·爱略特、屠格涅夫和巴尔扎克的影响。在詹姆斯对欧洲作家的评论文章中，我们也能看到新英格兰“文化世界主义”所秉持的观念和原则。詹姆斯重视小说的形式和审美效果，特别推重法国小说家在这方面的杰出成就，也不讳言英国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缺陷。然而，詹姆斯并不认为形式和审美就是小说艺术的全部，和阿诺德一样，詹姆斯一直在努力阐明审美经验和道德意识之间的内在关联。他非常推崇乔治·爱略特这样的英国作家，也认同英国小说传统所体现出来的道德关怀;他曾经严厉地批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特别是左拉)把现实看成是“污水坑和娼寮的混合体”。尽管如此，詹姆斯坚决不认为“有意识的道德教化”应该成为文学创作的目的;詹姆斯小说理论的代表作品 《小说的艺术》(1884年)，就是一篇为艺术自由正名的批评文章。坚持审美与道德的一致，讲求由智性的自由而达到道德的完善，摒弃一切教条与偏见，是詹姆斯文学与文化思想中贯彻始终的原则，也是他努力改造美国文明的基本路径。
事实上，波士顿的文化世界主义者们，都有着一种“异乡人”的自由和胸怀。如果说诺顿是将异乡的文化艺术带回美国，詹姆斯则是逆向而行，他选择把美国人的思想和观念带入异乡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以此来想象和表现美国文明自我改变和成长的可能。詹姆斯的小说创作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在他完成的20部长篇小说中，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人》、标志詹姆斯小说写作进入成熟期的 《贵妇人画像》，以及他小说艺术的巅峰之作《大使》、《鸽翼》和《金碗》(又称“最后的三部曲”)，均是研究者们所说的“国际主题”的小说。所谓“国际主题”小说，就是詹姆斯表现美国人在欧洲的经历和经验的小说作品。不过，詹姆斯选择这个主题，并不是要重复欧洲/美国的二元对立。如果美国缺乏“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具有的文物制度”，那么美国人的观念却可以在异乡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的复杂世界里，寻找到经验、成长和嬗变的机会。詹姆斯早期的作品如《美国人》和《黛西·米勒》还不能算成熟的作品，也未摆脱欧/美冲突的模式;但是，在他成熟期的作品中，文化的对立和冲突已经不是小说的着眼点。美国人抽象和天真的道德观念，在欧洲的伦理和文化环境中，会得到什么样的考验，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才是詹姆斯关心的问题。所以，《贵妇人画像》中的伊莎贝尔，只有在抛弃了对自由和个性的幼稚直觉之后，才能理解责任、爱和友谊的真实含义。詹姆斯看到，美国人内心中的抽象理念有时可能是一种超越习俗的道德力量，例如《鸽翼》中的米莉;但是，在远比《鸽翼》深刻的小说《金碗》中，自以为是而且毫无反思能力的美国意识，却又成为现代世界中异化人性的恶的根源。这些“国际主题”的小说无一不是伟大的道德戏剧，而“异乡人”詹姆斯对欧洲文化的深刻认识，最终成为他刻画和改造美国人思想的宝贵资源。
与“国际主题”同样重要的，是詹姆斯对人物心理意识的探索和表现。抛开这个问题的理论层面不谈，詹姆斯对人物心理意识的重视，与他对“国际主题”的偏爱，本质上有着同样的文明关怀。詹姆斯的小说，一方面表现了人物的思想观念如何在社会和伦理秩序中经历考验和变化;在另一方面，他的小说也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意识如何把握、认知和判断客观经验的复杂过程。我相信，对詹姆斯而言，个体也罢，国家也罢，思想和文化的进步都需要人对各种不同的事物具有更好的接受、区分和判断的能力。在他晚年的《美国游记》中，詹姆斯对美国人这方面能力的欠缺，曾做过一段精彩的分析:
美国与美国人的精神，害怕所有迫使他们进行仔细辨别和区分的事情。一遇到需要对事物加以辨别和区分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烦恼和压力，而即使是他们被迫做的那些辨别和区分，也都是尽可能的简单或尽可能地少花力气……所以，不同事物之间程度上的区别，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之间过渡转换的细节，乃至形式上的差异，不管是时间性的、物质性的、社会性的，也不管是有关个人的还是有关环境的，在美国人巨大的画笔一挥之下，都会变得完全无足轻重。……这再次说明，在美国社会中，实在缺乏那些内在的，哪怕是微弱的东西来抵抗这种将一切事情都简单化的力量。
假如说“自由”的本质就是真实的、个体的“经验”的过程，那么詹姆斯对人物心理意识无微不至的刻画，无外是对“自由”理念的铺陈和阐释。詹姆斯的晚期作品读起来晦涩难懂，原因即在于此，然而其价值也在于此。就个体而言，能够探索、把握和不断修正对外部世界和社会关系的认知，是一切伦理生活的基础;就一个国家而言，能够辨别、区分和理解各异的文化现象，是这个国家文明与道德进步的前提。回想美国20世纪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程，我们不得不叹服詹姆斯的洞察力。
如果说詹姆斯选择了“异乡人”的命运和“自我流放”的生活，他的选择中却包含着对自己祖国的关怀和眷顾。他没有像自己的好友，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和评论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那样，去描写美国生活中“令人乐观愉悦的方面”，或去刻画那些“大多数乐观快乐的普通美国人”。在詹姆斯的作品中，我们也无法直接看到美国内战后所经历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然而，身处异乡的詹姆斯，却以这样的方式，深刻地理解和表现了美国文明的基本观念，洞悉了这些观念内在的价值、巨大的力量和同样巨大的道德风险。
今天的美国早已接纳了亨利·詹姆斯，并为这位“异乡人”的成就而骄傲。荟集了美国自殖民时期以来的文学、历史和政治经典的《美国文库》(Libraryof America)，被誉为“美国典籍的最高殿堂”。在这套总数为三百多卷的丛书中，詹姆斯一人的作品就占了16卷之多，包括了20多部长篇小说，100多篇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以及游记和自传。仅就篇幅而言，詹姆斯所得到的认可和地位是令人羡慕的。然而，翻看这套文库的目录，我们仍能察觉出詹姆斯与美国文学主流传统之间那种微妙的距离感。美国文学界对詹姆斯著作的“经典化”工作虽已完成，但詹姆斯却还是或多或少地游离于这个传统之外，保留着一份“异乡人”的自由心灵。当然，百年之后，重读詹姆斯的作品，我们也同样感受到这位“异乡人”对自己国家和文明无时不在的审视、批评和期待。
图为英国作家和漫画家马克斯·比尔博姆（MaxBeerbohm，1872—1956）1926年所作，记忆中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在一次下午派对上的交谈。本期封面图亦为比尔博姆所作的亨利·詹姆斯（约19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