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晚期”的舒伯特丨听傅聪弹D.960
傅聪弹舒伯特D960之如是我闻
必须感谢傅聪他老人家，以前我只是人云亦云地奉他为肖邦专家，没想到他“四大件”里的舒伯特竟然会如此这般的犀利而惊艳！当然，我说的仅限于他弹的舒伯特的D960。
这首史上最伟大或者说最完美的钢琴奏鸣曲，我听了20多年，好听，但却从来没有给我带来真正意义上属于我自己的那份打动。一年52个礼拜，按平均每两个礼拜听一遍算，这曲子总计应该也听过近500遍了吧，可是直到不久前听到傅聪1997年5月11日在伦敦St.John's Smith Square的那个现场录音，我才感到真正把这部曲子听进去了。所谓醍醐灌顶，所谓淋漓酣畅，所谓茅塞顿开，是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就是神奇。如同你行走于茫茫黑夜，某一刻，天边曙光乍现，一抬眼，天就亮了！
带着一种被唤醒的感觉，我听到在傅聪指间，舒伯特所特有的一条条清纯、稚嫩而饱满的旋律线，在大小调的一连串神秘转换中源源不断地纷至沓来，又在无穷无尽的反复中滚滚向前，其间，这个似乎患上青春躁动症的年轻人，一边探头探脑、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流露出他的迟疑、羞涩和张皇，一边却又无所顾忌地将这种迟疑、羞涩和张皇抛诸脑后，以冲动、草率、执着而诚恳的神情，裹挟着无边无际的世事烦忧，在一片风卷残云的气象里尽情撒野，而我，也因此抓狂。那架势，就像苏轼说的：“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关于舒伯特这个人，我看了好多材料，却始终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短暂的31年的生命岁月里几乎无事可说，一辈子过得“简单而朴素”（保罗·亨利·朗语），缺乏那个时代浪漫派人士生平的传奇性。但他有他自己的传奇——他用旋律写了一部传奇，而这旋律的主题，按照保罗·亨利·朗的说法，就是青春。朗这样评价舒伯特的音乐：“从他的作品全集四十巨册（1885-1897年出版）中我们可以鸟瞰他的创作活动的全貌，它接触到音乐的一切领域；这音乐就是青春本身，只有青春才能那么美丽，自由无羁，充满纯正的理想主义的、自然的庄严性。这样的人为了人间遗留下青春的化身，他们必然死于青春时期。”
死于青春时期的舒伯特似乎不愿意用日常生活的物料来塑造自己的一生，他抽象的生命几乎没有沾上多少现实的花边，人世间那些被他的旋律逮个正着的爱恨情仇竟然可以与他自己的生活全然无关，这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会不会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抑或是一种难以融入尘世的无奈？反正，这个人和他弄出来的音乐，就像云一样，神秘而短暂，来去无踪影，顾自在广阔的天空中孤独地书写着一腔荒蛮的激情，所有飘忽的游丝乍离乍聚，干净又通透，温暖又惆怅。虽然终究塑不成一个固定的型儿，在霎那间绽放又消失，却有着一种散漫而决绝的美感。如果可以叩问舒伯特何谓永恒，我想他定会指着天上的云，说，那就是了。
我在沉溺于舒伯特D960这首曲子的许多个晚上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手头所有这首曲子的版本——肯普夫、布伦德尔、波利尼、阿劳、内田光子、哈斯姬尔等等——都翻将出来，我甚至还临时抱佛脚地去补了霍洛维茨、鲁普的货，我很遗憾这一阵儿找不到里赫特的版本，我将这些宝贝一一比较，反复琢磨，我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傅聪为我打开了进入D960这个深不可测的庭院的大门？
这个看上去极其复杂的问题，往简单里说——说穿了，我感觉，其实还得归咎于围绕这部作品人们习惯上设置的，同时也是我一度深信不疑的那种“晚期作品”、“最后的奏鸣曲”一类概念令我一叶障目，让我多年来在D960的面前不得其门而入。我总是被自己或别人暗示着要把D960（当然还有D958、D959）当作舒伯特的所谓“音乐遗嘱”去理解，就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舒伯特晚年受死亡阴影的折磨是成就他晚期作品悲怆极致升华而有时又能超脱的重要因素”，而所幸的是，傅聪的这个演绎让这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在顷刻间瓦解。
傅聪的舒伯特D960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一个进行时。它让我不是站在舒伯特生命的终结点上，带着一种盖棺论定的总结架势去煞有介事地东张西望，而是断然抛弃所谓“晚期”、“最后”这类概念所设定的导向和设置的藩篱，直接以极富青春激情的开放式姿态，激活了一个沉睡于历史中的生命，并赋予了她生生不息的绵延复绵延。于是，我贴近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我投身于一股生命的洪流中。
什么叫“晚期”？什么叫“最后”？其实，所有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后人贴在作曲家身上的标签。置身于作曲者生命之外和之后的我们，当然可以把那些作者写于生命终结之前某个时段里的作品称之为“最后的”“晚期”作品，所谓“天鹅之歌”一类的说法，或许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类习语一样，都是基于相同的生命经验吧，只是，作为这个生命体本身，作曲家们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否都一概毫无例外地确切意识到自己是在用作品写他的“音乐遗嘱”？
从编年史的角度讲，包括D960在内的那三首著名的钢琴奏鸣曲写于舒伯特生命的最后一年——我只愿意在物理意义上使用“最后”这个词。他不是老死的，他其实是西方音乐史上最短命的大师，死时才31岁，尽管音乐史上还有其他几位都没有活过40，莫扎特活了35岁，肖邦活了39岁，但后面这两位都在自然生命的终结前若干年里，确切无疑地感知到了死神降临脚步声的紧张、逼迫与恐惧，这一点，我们从莫扎特的《安魂曲》以及肖邦编号Op.68的四首马祖卡中可以看出来，可是，舒伯特呢？
这个在31岁就悄然而逝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包含在其深不可测的偶然之中，这种美学上的偶然性以一种天然而粗糙的“未完成”姿态，拒绝着“晚期”“最后的……”一类必然性命名。他没有也无须更无意去为自己生命的退场做任何准备，他来不及也不在乎更无所谓要去总结并向某一个末日审判者交待自己的一生。他的音乐里没有对死亡的挣扎与恐惧，也没有基于这种恐惧而激发的对于命运进行抗争的悲剧性激情，他也因此与那个时代流行的所谓形而上的超越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