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职校“学生买卖”内幕：职校里的“贩奴运动”【普法-职校】
可是职业教育的现状仍是一片愁云惨雾
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就是职校中赤裸裸的“贩奴运动”。
学校打着“社会实践”和“实习”的名义安排实习活动，实则通过贩卖廉价劳动力营利。
最常见的手段就是通过不发毕业证迫使学生就范。
平日里的，道貌岸然的领导老师早已和劳务公司、用工公司达成了交易，双方打着“管理费”“捐助学校”的幌子行贿受贿。
在老板和校长领导赚的盆满钵满的同时，学生成为唯一的受害者。他们无法接收到正常的实习教育，不能锻炼自己的劳动技能，还要忍受严重违法的工作安排，乃至遭受意外。
校方、企方和中介之间的肮脏勾当常常不为人所知
不过这些行为已经确确实实地违反了我国刑法，在公检法对犯罪者处置完毕后，我们可以在公开的法律判决文书上一睹校-企-中介交易的内幕。
来看看你被自己的校长卖了多少钱吧
米某友单位行贿、行贿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9)黔0523刑初4号
米某友系广州有才公司控制人和投资人，经营劳务派遣工作。
2014年至2018年期间,广州友才公司在与毕节同心农工职校、金沙职校、七星关职校、毕节工校、毕节幼师等职业学校开展学生顶岗实习合作中，被告人米某友为了取得职业学校相关负责人员的帮助，从相关职业学校多获得顶岗实习学生，并通过介绍学生到幼儿园、企业等进行顶岗实习赚取劳务中介费，先后给予刘某1、田某兴、黄某、张某1等16人好处费共计118.96万元。
16年到18年，农工职校将该校部分学生交由有才公司安排顶岗实习。除了顶岗实习外，毕节同心农工职校以“社会实践”的名义将300多名学生交由有才公司使用。
米某友共支付40万元好处费给毕节同心农工职校
这批学生的交易价格是200元每人每月。
米某友公司通过安排农工职校的顶岗实习学生赚取了约60万元的利润，通过安排农工职校的社会实践学生也赚取了约60万元的利润。
14年到18年，毕节幼师学校副校长张某将1500余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出卖给有才公司，由有才公司安排他们的顶岗实习。
米某友共计行贿20万元。
这批学生的交易价格是13元每人次。
米某友公司通过安排毕节幼师的学生顶岗实习，获取了400万元左右的利润。
15到18年，毕节工校招生就业科科长黄某将1700人次的学生出卖给有才公司，由有才公司安排他们的顶岗实习。其中很多学生因岗位条件太差被迫选择中断实习。
米某友共计行贿41万元。
这批学生的交易价格是24元每人次。
毕节工业学校输送给米某友公司安排实习的学生，米某友公司从中获利约150万元至170万元。
2016年至2018年，毕节市财贸学校校长丁某将240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出卖给米某友公司安置顶岗实习，经丁某供述行贿金额为5万元，经米某友供述行贿金额为10万元。
这批学生的交易价格是100到200元每人。
米某友公司从中赚取了大约60万元的利益。
此外，米某友还通过行贿的方式与各地其他职校达成了类似的合作关系。
19年6月，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判处米某友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以上内容皆引用自判决文书。
学生实习
资产阶级的分赃狂欢
顶岗实习是16年《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所规定的实习模式的一种，在21年修改该规定后，顶岗实习和跟岗实习被合并为“岗位实习”。
《规定》
第二条
岗位实习指具备一定实践岗位工作能力的学生，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辅助或相对独立参与实际工作的活动。
在立法者的理想中，岗位实习本应是将学生教育成技术工人的环节。
但是现实是全球资本主义分工并不需要中国提供太多技术工人。同时工厂内部的生产组织模式也倾向于将普工和技术人员区分开来。工厂内部的普工都很难有提升技术的机会，更何况来充当普工的学生呢。
而且随着劳动力人口缩减，生活成本上升，新一代劳动者意识转变等原因，企业已经很难向20年一样再招收到廉价的劳动力。因此，部分劳务中介和企业自然将歪脑筋打到学生身上。
即使不考虑企业违法，单纯按照《规定》，学生的工资标准仅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规定》
第十八条
在实习岗位相对独立参与实际工作、初步具备实践岗位独立工作能力的学生，原则上应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工资标准的80%或最低档工资标准
在急需廉价劳动力的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工厂中，就算按最低工资标准去招工人，都是不可能的。对比一下，学生实习工简直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廉价劳动力。
资本主义提高了技术水平，但是却不需要大家都掌握技术和知识。技术越是发展，劳动越是异化，对劳动者的要求越低。旧手工业还普遍采用学徒制，需要用较长时间培养劳动者，现在只要你认字就可以当普工。
一些蠢人还在担心会有企业不想接收学生实习，当老板们看到财务报表里工资总额一栏，脸都笑烂了。
因此，资本主义为企业提供了技术门槛极低的普工岗位，劳动力缺口为使用学生工创造了利润空间，也为校方出卖学生的行为提供了“好处费”。
我们可以发现在典型的“校方-中介-企业”的交易模式下。
校方把控着岗位实习单位的决定权，同时其对学生的管理权为其凌驾于学生意志之上提供了基础，这一权力有待变现。
学生当然是祖国的花朵，也更是校方所有的廉价劳动力。
劳务中介干的还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企业将对劳动者的部分管理权转移给中介，由此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劳务中介则要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廉价的劳动力，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剥削所得中分更多的赃。
而企业则需要以尽可能的低的价格购买劳动力，由此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三者一拍即合，校方可以变现权力，多捞一笔；中介在倒卖学生的过程拿到相比正常经营更多的报酬；而企业方则获得了更多更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了成本多赚了钱。
而且企业通过劳务外包，将风险完全转移到中介身上。在这个模式中，法律只对校方和劳务中介的行贿受贿进行严厉的惩罚，对企业的最多不过是轻微的行政处罚。
企业装作无知无辜，好似不知道流水线上的是一个个期待接受教育的少年。
像剥削工人一样剥削学生的企业才是一切恶行的根本源头!
对学生工的违法剥削不过是对工人阶级合法剥削的一次小小的逾越，他们二者之间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新的立法，我们有权！
16年《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强调禁止劳务中介介入到职校实习中，要求企业和学校直接对接。
但是这样的立法方式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职业教育中出现什么问题，便立法禁止，全然无视该问题发生原因。
职校“贩卖学生”原因首先是国内生产匍匐在资本主义秩序之下，职业学校作为其中的一环，为社会生产的不是高素质高水平的劳动者，而是廉价劳动力预备役。
其次，16年《规定》规定实习是毕业必须的一环，然后将管理的权利全部赋予给学校，由此校方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使得“贩奴”得以可能。
我们已经给了职业学校40年的发展时间，但是目前普遍的结果是职业教育大幅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很难再放心地将权力全部授予校方。
因此，21年《规定》新增了一条关键的规定，赋予了学生拒绝学校学校强迫的权力：
《规定》
第九条
职业学校安排岗位实习，应当取得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或家长）签字的知情同意书。对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或家长）明确不同意学校实习安排的，可自行选择符合条件的岗位实习单位。
自此，学校以不能毕业为威胁的强制实习行为，明确被法律规定为违法行为。
学生们有权拒绝学校强迫实习！
法律就帮到这里了，剩下的需要我们自己争取！
五年四班劳动委员出品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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