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伟胜丨新中国70年大陆文化研究的演进逻辑及其反思

主要内容

回顾新中国70年大陆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以 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传入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之前的文化研究主要聚焦于研究传统经典文本或中西文化思维比较之类问题，对文化持有一种精英主义态度；之后转向于主要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社会，将文化视为一种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这种转向实际暗含着学术范式的转换，从中彰显出大陆文化研究者因应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一方面悲壮地与过去陈旧认知框架和话语方式告别，致力于寻求触摸和把握当今中国的具体现实情状；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将当下情势“问题化”，勾勒描述出了当代中国新的文化地形图，并在知识实践领域发起了一场真正的“行动”，从而敞显了想象现实的多种可能性。

作者系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2期；摘自《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

一

自近代以来，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心议题。1886—1887年春，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訢与大学士倭仁的辩论，可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中西文化论战的首次交锋。自此以后，当“西学”逐渐深入政制、思想观念的文化层面时，关于“西化”的争论就更为激烈，情况也更复杂。这一攸关中华民族现代化走向的中西文化论争，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期和“文革”后的20世纪80年代的论战最为典型。尽管这些文化论争各有不同的语境和问题，但提问的方式却极为接近，往往采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来讨论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

如果我们翻检从“五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文化议题的讨论，就会发现“文化”是一个与经济、政治相对举的概念。它主要指那些经典的文本和人类学意义上的习俗和风尚，以及蕴含其中的精神和价值体系。因此，文化概念始终与传统概念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的概念也多半指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始终与传统概念相联系的文化概念内涵基本上得以承袭，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正式被引入后才真正有所改变。

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而结束。这次会议把“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文化研究关注的重心除了对前一阶段出土的文化遗存继续进行研究外，人文学者也将目光投向了不同朝代、不同区域的文化，乃至少数民族文化。于是，关于秦代、金代、元代等朝代的文化和满族、壮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吴越文化、齐文化、楚文化等区域文化的研究一时兴盛。其中对各种文化形态空间分布的分析无疑打破了先前“传统/现代”的时间进化论模式，助推文化研究走向更为深入的阶段。新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劫后余生的一大批人文学者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探讨如何开展百家争鸣、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从而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争、“五四”新文化历史意义的重估、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族际关系和民族文化发展、文化保守主义等“文化热”议题的持续探讨，成了80年代文化研究最为靓丽的风景。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以邓丽君、台湾校园民谣等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大侠霍元甲》《上海滩》等港台电视连续剧相继引入内地，还有受青年人热捧的太阳镜、大鬓角飞机头发型、喇叭裤、花衬衫、收录机等象征另类生活方式“行头”的引入和流行，以及国产《少林寺》《庐山恋》等影片的热播，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大众文化在挣脱“极左”意识形态钳制后的强势回归，并伴随着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等大众传播媒介迅速走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到了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家体制上的合法性确立，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在资本强大的裹挟之下，大众文化的各类产品迅速涌现，很快占据了文化市场的主要领域，随着其制作、生产的运作、传播程序的日益成熟，基本上形成了一套产业化的生产、运作方式。自此，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不仅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显要组成部分，而且深入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形成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

不过，对于这种来势汹涌旨在张扬世俗化生活的文化形态，当时人文学者除了从专业角度对影视作品进行研究外，对诸如广告、MTV、街头劲舞、时尚杂志、流行趣味、时装、模特、美容化妆、旅游、酒吧、人文景观、影楼等遍布日常生活每一个角落的大众文化现象之研究几近阙如。当时的实际情形是，一批人文学者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在《南风窗》《广州研究》《世界电影》等期刊杂志也零星出现了一些讨论该议题的论文，同时也粗略介绍了大众文化在日本、欧美等国家的发展概况，尤其较为关注60年代欧美的青年亚文化或反主流文化现象。我们从这些关于大众文化浮泛的介绍和粗浅的讨论中不难发现，当时人文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以影视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对青少年成长到底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大众文化是否会束缚或扭曲青少年正常的社会化，以及如何看待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概言之，置身于80年代道德理想主义文化氛围中的人文学者对其往往采取一种凌空俯视的批判姿态，以一种痛心疾首的教育口吻劝诫文化工作者必须要对大众文化保持足够的警醒，以防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二

到了9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的强势崛起，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和消费文化的渐趋显露，精英文化在社会文化场域中也走向了边缘，不再具有先前那般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80年代，知识分子共享批判极“左”意识形态、清算文化专制主义和对现代化充满乐观想象的价值立场，使得当时知识界在有关“异化”“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文化热”讨论的话题上常有一种趋同的理解，有一种建立在问题意识和思想前提层面上的认知范式“共识”，那么到了90年代，在如何看待业已成为亿万百姓生活方式的“大众文化”上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来看，不管是来自哪个阵营的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依然共享着将文化作为与经济、政治相对举的概念，并视其为一个超越、独立、具有永恒价值的自主领域。很显然，这种带有浓重精英主义色彩的文化价值取向，决定了当时人文学者过分倚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和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商业主义倾向与平面感、机械复制、追求快感等文本特征予以强烈批判。陶东风把这种几乎雷同且单一的文化价值立场归结为犯了“语境误置”和“搬用法”的毛病。用他自己的话说，“即直接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框架与结论运用到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中来，而没有对这个框架的适用性与结论的有效性进行认真的质疑与反省”。

语境的误置和方法上的机械套用，造成使用的理论方法与本土文化实践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脱节和错位，那也就无从谈起对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进行切要同情的理解了。如果要改变这种尴尬的窘境，陶东风认为，我们就必须要结合中国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历史性转型，把大众文化的出现与特征放置在这个整体性转型的过程中来把握，从总体上对它得以产生的具体语境予以全面把握。对于当时涉身其中的人文学者而言，要把握90年代大众文化得以出现的中国社会转型期总体特征，至少面临着主客观两方面的挑战。在客观上，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必须有着一个基本准确的诊断：是到了后现代消费社会了，还是尚处于工业社会阶段，抑或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相互叠加混杂的发展阶段？经过改革开放十多年后，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从前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结构和价值结构已经开始动摇、侵蚀甚至摧毁坍塌，90年代中国社会已日益透显出上述种种征兆。中国社会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此带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就使得我们逐步由乡村生活转变为都市生活，告别了封闭、单一和伦理型的传统社会而迈向了开放的、多样化和法理型的现代社会。

同样地，要想较全面把握大众文化得以出现的中国社会转型特征，在主观上对当时人文学者的挑战或许来得更为迫切而近乎残酷。对那些一贯将文化作为与经济、政治相对举的概念，并视其为一个超越、独立、具有永恒价值的自主领域的人文学者来说，采用这样一种单一偏狭的文化向度试图去把握复杂社会学维度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大众社会，无异于削足适履。介入社会现实的强烈冲动与自身知识结构的陈旧和学养能力不足之间的张力，撕扯着身涉其中的一大批人文学者，可以说，“阐释中国的焦虑”成了他们一时难以化解的集体心结。很显然，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大众文化的勃兴，迫切呼唤一种不同于精英主义偏狭立场的文化批判眼光，一种富有阐释效力的话语实践。在此情势下，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便以其宏阔的社会学视野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品格，成为了当时一大批人文学者竞相追逐和借重的知识和思想资源。

三

如何阐释90年代发生社会巨变的中国现实，当时一大批人文学者陷入一种近乎失语的集体焦虑之中。知识界之所以弥散着普遍焦虑不安的情绪，除了客观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日益复杂、多元和异质性复杂结构，主观上因过去认知范式的失效所带来的无法描述、分析和指认现实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更在于彼时知识分子对于身涉其中的“情势”普遍产生了一种几乎是划时代的“感知”。这种对转型时代断裂性感知，用戴锦华形象的说法就是“溃散”，这种“溃散”不仅表现在身边的朋友纷纷地悲壮作别，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自身过去所积累的思想和知识资源也散架、失效了。虽然仍旧在滔滔不绝地说，但这种言说是近乎海德格尔所说的“闲言”，沦落为一种没有意义的话语。实际上，这种“全面溃散感”更源于当时社会发生的巨变严重侵犯或冲击着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最基本的常识假设。

可以说，当时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正处于一种类似于葛兰西所描述的，持续性的、复杂的、有组织的危机情势之中。他将这种有组织的危机解释如下：“一个危机的发生，有时会持续数十年，这种异常的持久性意味着不可治愈的结构冲突已经展示出它们自身（达到了成熟程度），而且，尽管如此，致力于保护和捍卫现存结构本身的政治势力正在尽一切努力治愈这种结构（在一定限度内）和克服它们。”尽管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家体制上的合法性，但危机情势并没有克服而仍在持续。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危机情势下，以政治性为导向，首要关注当下文化现象，旨在把握危机“事态”或“情势”和权力关系的当下分布，并通过批判性知识的生产来促成其改变的文化研究，因应本土需要而适时进入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

因此，文化研究自登陆中国大陆学界伊始，便承负起回应当时处于危机情势中时刻发生着变化“错综复杂的问题域（problematic）”之使命。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如果是对情势作出的回应，那么它必须理解自己的具体问题和需求构成。因此，文化研究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针对情势的批判性理解，一种对文化—历史情势的批判性理解。如此这般，文化研究便秉持着鲜明的激进的语境主义主张：任何实践和事件的身份、意义和影响都被复杂的关系决定，它们身处在由关系编织的环境中，并受到各种复杂关系的渗透和塑造。由于任何事件或情势都可以被理解成关系，而事态和语境总是在变化，因此，文化研究注重当代大众文化，关注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与亚文化，尤为重视日常生活与社会中的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同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它将理论政治化并将政治理论化。

很显然，对于当时的人文学者来说，要理解90年代中国社会事态的难题和问题，也就是要窥见当时的真实情势，那么最有效的路径就是将当时的具体情境“问题化”。一方面，要根据研究问题，把各学科的理论途径和方法结合起来，从而以多层面的、复杂的方式建构出对象。这就需要文化研究者创造新的概念和话语，以便生产出政治上的有效知识来描绘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对于中国文化研究者来说，根据本土问题建构出属于自身的新对象，一则要有可以凭借的相应理论和方法，这无疑需要大量引介西方相关研究成果。于是，一系列文化研究译丛相继推出，这些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武库。与此同时，文化研究者凭借这些引进来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结合当下鲜活的文化实践开始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话语，也产生基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系列研究论文和专著。从当时学术界所讨论的话题来看，它们涉及从后现代到现代性、从市民社会到文化公共性、从高雅到通俗、从时尚到消费，等等，凡是与当下社会相关的话题无不涉猎。很显然，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不仅在论域上与80年代已大为不同，关键是出现了新的提问处境和提问方式，这使得文化研究整个的话语方式发生了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从此中国大陆的文化思想景观已是旧貌换新颜，可谓焕然一新。另一方面，对于把握90年代中国社会危机“事态”或“情势”的文化研究者来说，由于语境和情势是“多重的、重叠的和内嵌”的复杂关系，这种结构性的体制需要一方面要求研究者以跨学科视角来分析当时的文化实践和表征，同时还必须对研究构想和研究成果有自省反省的意识，也就是要对自己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之限度有着清醒的自觉。

文化研究者对90年代中国社会情势的“问题化”，很显然就不是“要在理念领域去建立一种新‘理论’，或者运用某种现成的理论对考察对象进行简单的‘批判’，而是要在已有的思想阵地进行一种全新的知识实践，让思想和理论与现实境遇产生真正的碰撞，最终完成改造世界和改造知识者本人的双重使命”。正是由于这一大批文化研究者对中国当下社会情势的不断“问题化”，新的理论阐述、新的文化事件才得以纷纷涌现。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生活肌理和节奏的变化，以及新的社会权力关系结构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促生了大陆文化思想界新的主体性的生成。

结语

随着千禧年之后中国加入“世贸”并被纳入全球化体系，尤其是随着因特网的广泛应用，中国社会步入一个“微文化”时代。面对这种日常生活逐渐“碎微”化的新情势，文化研究者以一种“跨学科学科”的宏阔视野、激进的语境主义鲜明主张，根据不断变换的语境及时迅捷地更新自己的理论战略资源：全球化与后殖民理论、网络文化与新媒介研究、物质文化研究、都市化与空间理论、视觉文化研究、后人类与人工智能研究、数字人文研究，等等。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与各种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潮相互论争中，策略性地运用手边的各种知识和理论资源，设法找到重新思考想象力本身的方法，致力于重新建构“可能的语境”，力图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什么”，进而敞开现实的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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