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丨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

摘要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主要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长期趋势来看，指望回到甚至接近替代水平的生育率上，无疑是不现实的。因此，第二次人口红利绝不意味着通过生育率回升，可以重现人口转变的“回声”过程，甚至在其中的特定时期再次形成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立足点和着力点，必须建立在承认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趋势这一认识基础上。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趋势，对于中国来说，这个趋势具有诸多重要的政策含义。

作者/文章信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6期；摘自《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里，中国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一个有利于增长的人口转变过程。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口红利。2010年以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生了逆转，出现了劳动力数量短缺和质量改善速度放慢、投资回报率下降和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的现象，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相应地，GDP的增长率自2012年以来逐年降低，2012—2019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下降至6.96%。

诚然，这个增长速度减慢现象是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阶段变化的自然结果，是一种客观必然性。鉴于此，经济研究的关注点和讨论焦点，部分地转向探索在传统增长源泉式微乃至消失之后，如何开启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源泉。其中一个探讨内容，就是围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展开的。

虽然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个概念常常为人所提起，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进行的严肃讨论却并不多见。从已有的研究性文献和观点性的说法看，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破除若干认识上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寄希望于生育率回到以往的水平上，以便再次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第二个误区是把高储蓄率作为人口红利的主要表现，因而在讨论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比较片面地把关注点放在如何在老龄化条件下保持高储蓄率上。

01

与老龄化共舞：创新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主要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长期趋势来看，指望回到甚至接近替代水平的生育率上，无疑是不现实的。因此，第二次人口红利绝不意味着通过生育率回升，可以重现人口转变的“回声”过程，甚至在其中的特定时期再次形成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立足点和着力点，必须建立在承认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趋势这一认识基础上。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趋势，对于中国来说，这个趋势具有诸多重要的政策含义。

首先，中国生育水平下降和老龄化程度提高的趋势说明，着眼于人口数量控制的传统计划生育政策思路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生育率下降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政策无疑是必要的，然而，真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家庭生育意愿的政策手段，应该从各种有利于降低生养孩子成本的公共政策中去寻找。

其次，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始终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因此，公共政策不能回避这个客观事实，而必须学会与老龄化共舞，从各方面去适应这个崭新的背景，主动规避其负面影响，利用其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这方面涉及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关注点的转变，即从单纯把老龄化作为负担，关注如何转移社会资源用于赡养老年人，转向把老年人作为一种经济社会资源，使其对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也为构建自身美好生活做出贡献。这就是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应有含义。

最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核心，是基于人口老龄化这一不可更改的现实，利用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且日益扩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对经济发展做出特有的贡献。以老年人口比重衡量的老龄化水平提高，分别缘于分母和分子两种效应。因此，如果仍然以老年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年龄结构是否具有生产性的指标，那么，在这个人口变化趋势不可改变的情况下，惟有重新定义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调整两个人口群体的划分界线。需要创造诸多必要的条件，使以往被界定为老年人口中的越来越大的部分，不再表现为依赖型人口的特征，而更加具有生产性。因此，改变对于老龄化的认识，创新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理念，必然要求进行实践创新，即转变政策方向，着眼于发挥老年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02

中国经济靠什么增长？

 在一个老龄化社会，把老年人作为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既包括供给侧效应，譬如老年人作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创新主体的作用，也包括需求侧效应，譬如老年人作为消费者群体产生的需求拉动作用。然而，与老年人口和老龄化社会特别是中国未富先老国情相关的一些特征，妨碍着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启。

传统人口红利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强调资本积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作用。因此，基于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认为，正是由于人口抚养比（其他年龄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持续下降，有利于实现和保持高储蓄率，才使一些国家得以打破资本积累瓶颈，从而利用人口红利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相应地，对于人口红利的消失，研究者所关注的也是在抚养比上升的条件下，如何才能保持必要的储蓄率。

然而，中国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经验表明，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不仅在于较高的储蓄率即资本供给，更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打破了资本报酬递减，从而实现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相应地，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应该着眼于借助变化了的人口因素保持合理的投资回报率。中国储蓄水平位于世界前列，能够保障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供给，满足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要求。相比而言，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的投资回报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一个重要的表现是，随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提高使制造业比较优势迅速弱化，与此同时又没有开启新的增长引擎，导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自2006年以来持续降低。

与此相伴随的一个现象，就是投资回报率的明显降低。白重恩等估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从2004年的24.3%降低到2013年的14.7%，其间以年平均5.7%的速度下降。这也说明，人口红利消失不仅以劳动力短缺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导致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出现，是更根本的经济增长减速原因。世界经济和国际资本市场也提供了一致性的证据，显示投资回报率远比储蓄率重要。

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提升投资回报率，最重要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要靠人力资本的提升。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是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改善各个年龄段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并依托这个庞大的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03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着眼于中国经济在更高发展阶段上持续增长，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面临的最突出制约，可以概括为随着人口老龄化显现的三个“递减现象”：第一是劳动参与率递减；第二是人力资本递减；第三是消费力递减。上述因素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对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构成制约。

虽然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劳动力供给一个因素，但是，所有其他不利因素却都是由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引起的。因此，通过延迟退休达到增加劳动力供给的目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常见政策建议和举措。许多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也的确大幅度地提高了退休的年龄。

总体来看，中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较低。可见，中国在退休年龄方面仍有相当大可供挖掘的潜力。正因如此，中国制定了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方案。如果老年人口中更多的部分成为有效劳动力，中国整体劳动参与率相应提高，会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储蓄率、资本回报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等方面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

但是，许多预期受该政策影响的职工不乐于接受延迟退休的安排，以致这个方案推进起来面临困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劳动者的年龄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上，中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特点。在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教育发展水平已经较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可谓历时已久。所以，相对年长的劳动者也具有较长的受教育年限，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延缓退休的时间，从而整体劳动力供给可以得到扩大。然而，鉴于中国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年龄分布特征，延迟退休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这里涉及的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递减的曲线。换句话说，对于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却起步较晚的中国来说，“一代比一代强”的特点十分明显。这些年龄偏大的人群虽然属于劳动年龄人口，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认知能力和技能常常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要求。随着旧的技能逐渐被替代，他们很容易遭遇结构性就业困难或受到劳动力市场冲击。这是为什么职工普遍对延迟退休的政策抱有担忧的原因，也是在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时，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风险因素。

人力资本的另一个体现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健康水平。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我们可以从各国平均预期寿命和平均预期健康寿命分别偏离世界平均水平的程度（分别称为寿命缺口和健康缺口），观察人口整体健康水平和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2016年中国虽然在两个指标上与欧美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但是，与日本、韩国和北欧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较低，无疑也是劳动参与率难以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从而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增长而递减，中国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将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

经济增长既靠供给侧的因素驱动，也靠需求侧的因素拉动。后者包括净出口外需、投资内需和消费内需三个方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驾马车”。从长期看，投资需求将进入一个常规低速增长的周期。因此，客观上需要把消费需求打造成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速提高，中国老年人口规模相应扩大。这个年龄组的庞大人群作为消费者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便是如何进一步挖掘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潜力，使之在拉动国内消费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这里遇到另一个与老龄化相关的现象，即随着年龄增长消费力递减。国内外研究都显示，临近退休和已经退休的人口群体，其消费力趋于减弱。综合有关文献，我们可以概括若干与退休相关的消费行为特征：第一，退休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并不能套用任何统一的模型做出完美的解释；第二，退休人员在与就业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类别上，消费数量确实明显减少；第三，财富积累较少的家庭以及非自愿退休的家庭，通常消费数量的减少较为显著。

总而言之，中国老年人消费扩大并为宏观经济的消费需求做贡献的根本制约，在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而且，由于实际退休年龄偏低，即很多人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便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使得这个消费力递减曲线来得更为明显。此外，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偏低，也构成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

04

回声效应中的人口红利

老龄化既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结果，也是老年人寿命延长的结果。因此，老年人力资源，包括作为劳动力及其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都是宝贵的生产要素，应该得到挖掘，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继续做出贡献。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延迟退休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条路，虽然困难重重但非走不可。我们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应该从所有年龄阶段着眼，结合中国老年人口的特殊性，从达到以下几个期望目标出发，实施必要的政策强化和调整。

（一）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

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不仅是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合理的储蓄率，更重要的是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合理的投资回报率。中国储蓄率水平位于世界前列，足以保障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供给，从而满足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要求。至于投资回报率，则是亟待突破的经济增长瓶颈。在老龄化的条件下，提升投资回报率的关键是通过教育发展打破现实的人力资本制约，并为未来积累必要的人力资本。

教育发展首先表现为数量扩张，在研究中一般用“受教育年限”来度量。提高人力资本，要求扩大教育规模，通过增加在学时间和提高各教育阶段入学率，延长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因此，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向前（高中阶段）和向后（学前教育阶段）延长教育时间，对于提高人力资本具有明显效果。

（二）促进老年人口就业

通过政策扶助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把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取向从消极应对型转向积极应对型。核心是改善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包括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加强职工技能培训，把培训资源向年龄偏大的劳动者群体倾斜，针对特殊需求提高这个群体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适应力和竞争力。与此同时，结合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设计出一个激励机制，鼓励年龄偏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保持就业状态，而不是急于退出就业岗位。

从政策取向上来看，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操作目标，应该是提高劳动参与率而不是减少养老金发放；实施手段着眼于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调整法定退休年龄。把就业优先战略和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做得更细，特别聚焦于保障那些年龄偏大劳动者的就业稳定。

此外，还应该采取必要的政策干预，提高中国人口的预期健康寿命。

（三）提高老年人收入和消费力

以稳定劳动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突破口，释放老年人的消费能量。只有通过稳定就业保持他们的收入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并使其积累起必要的个人财产，才能确保稳定和扩大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完善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筑牢退休群体的基本生活基础，才能消除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

为了根本解决养老保障全覆盖的问题，应该增强社会养老保障的普惠性质，逐步做到每个人无论是否缴费，达到一定年龄后都能够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增强养老保险的积累性质，辅之以能够保值增值的基金运营机制，同时以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等多种形式作为补充养老。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千年大计，合理提高生育意愿的政策具有公共品的性质，需要制定和实施相关公共政策，形成政府埋单鼓励、家庭自主生育、企业依规配合的激励格局。配合生育政策调整，有针对性地加强公共服务供给，解除年轻夫妇的后顾之忧，同时有助于减轻老年人的跨代负担，不必为补贴子女甚至孙辈而过度储蓄。例如，继续发育劳动力市场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提高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提高总和生育率，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在培育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的过程中，关注老年人群体的消费需求，提高其消费的便利性，同时加强对其重要消费特点的研究，培育与老龄化相关的消费新领域。

迄今为止，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远未得到有效满足。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从税收、融资、公共设施和用地供给等方面给予扶持，切实形成产业投资的吸引力，促进养老服务业和老年人消费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不仅是社会养老的必要内容和领域，还可以培育新的产业和业态，形成新的投资领域，使老龄人口红利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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