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辉丨现代性的哲学面孔

摘要

现代化、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本质上就是哲学性质的，对具有哲学性质的对象就必须用哲学的方式予以反思、批判和建构；现代性的两面性或多面性，决定了人类必须用整体性、复杂性和变动性思维加以把握和解决。这就是“现代性的哲学面孔”。

作者

晏辉，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文章

摘自《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5期

无论是全身性地拥抱，还是全面地拒斥，现代性都以它不可抗拒的方式向人们走来；它不断变换自己的面孔，好像天生就有着超凡的变脸艺术，让人着迷、迷恋，又让人迷茫、迷惑；它把超过过往时代的价值呈现给了人们，也把前所未有的难题和风险抛给了人们。

现代化-整体性高度

从空间结构看，现代化由动力、环境和手段三个要素构成；从时间维度观之，它是一个自我生成、自我演化的过程。对前者的沉思体现的是系统论奠基，对后者的把握体现的是生成论奠基。欲望的神圣激发构成了现代化的动力，观念的革命、市场的开发、制度的设计、资源的配置，都以激发人的欲求为目标，这就把人的权力欲、金钱欲和生殖欲激发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被激发起来的欲望又立刻反身嵌入到生产、交换、交换和消费中，从而构成一个与社会结构的双向互逆结构。然而被激发起来的欲望常常超出了自然的限制和人性的限度，现代社会的诸种问题和难题都与欲望的神圣激发有着必然的联系。为着实现这个被激发起来的欲望，人类找到了一个据说能够快速积累财富并快速消费财富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万能论和理性无限论曾一度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市场经济作为一套复杂的社会设置，从两个层面使人们的占有欲望和表达欲望再一次地被激发起来。首先是现代生产逻辑的确立，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它从根本上打破了自然经济场域下劳动与享用的直接对等性，简单的需要体系支配着简单的劳动过程，反之，简单的劳动过程又决定简单的享用。而现代生产逻辑则使生产与消费之间发生了时间上的间隔。首先，必须为别人生产，最后才能为自己创造。其次，完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手段是交换。市场经济打破了物物交换的简单逻辑，而植入了极为复杂的货币中介。如果说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为欲望的再次激发提供了实体性的基础，那么现代货币和金融体系则为此提供了符号-虚拟基础。货币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就是一种“能指”和“所指”的奇妙组合，作为一种符号，货币既意味着财富，又意味着享用。积累货币、积累符号就是积累财富和符号。人们在观念上可以对可数的货币符号进行任意拆解和整合，既可以分解成小的消费，又可以整合成大宗的享用。更加神奇的是，货币将人们带入一个任意想象的虚拟享用境地，而被想象出来的财富和享用又反身嵌入到人们的现实的竞争、争夺甚至掠夺的行动中。而欲望、市场的迅速激发和快速扩张又依赖着快速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又把人们置身于一个可视听的消费世界，最为令人喜忧参半的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它既可能使人之过往的想象甚至幻相变成现实，也有可能使人走上不归之路，尤其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借助基因图谱的绘制、基因链的改组，使得于人而言最为宝贵的财富——人类基因变得面目全非而不可复制。现代化运动是复杂的过程，其所造成的后果更是复杂的。用过往的线性思维、段落思考和面相认识便无法认知和把握这个多面孔的现代化过程。

通过资本的运行逻辑，民族与国家的地理边界被打破，极具地方性知识的民族与国家文化的藩篱被拆除，余下的所有事情，就是要几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要在全球化这个罗盘上统一运转。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以及快速发展的现代传播系统，将古老的时空观改造成现代式主观时空。在物理空间框架下，就人类所能够居住的地球而言，空间距离依旧如往日那样长短，但时间的缩短使得空间被严重压缩。人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出空前的依赖性，即便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也很快在强大媒体的推动下成为全球性新闻。经济链条的世界化，使得每个国家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要依赖国际市场。基于普遍依赖关系之上的整体性突出地表现为正向与反向两种性质。所谓正向的整体性是指，由于在国际化市场中，通过一种被共同认可的交易规则，每个交易者可以通过资源配置和等价交换获取收益，因为离开国家化舞台很难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所谓反向的整体性，是指在全球化过程中，先发国家利用其军事、资本、科技优势垄断了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的话语权，当这些领域的游戏规则于他们有利时，就大力地推广、宣传、维护；当这些规则也使那些发展中国家受益且日益强大起来，他们就修改规则，或退出原有的规则体系，奉行所谓的优先战略。自现代化运动肇始之日起，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就始终交织着推动现代化、进入现代化和阻止现代化、逆全球化的博弈甚至斗争。

现代性-复杂性程度

起始于现代生产逻辑而发生的现代化运动，直接构造了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的展开过程又衍生出了不同于前现代而为现代所特有的属性，这就是现代性。现代性呈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复杂性，这不仅表现在内部结构上是复杂的，其呈现方式也是多样的、矛盾的、冲突的、纠结的。首先，在三重关系上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性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三重关系结构，但在不同的历史场域下，三重关系的构造方式及其状态却是不同的，甚至相去甚远。现代化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改变了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沿着向外和向内两条路线展开这种“革命性”的改造过程。所谓向外的路线便是人们用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科学技术向身外的自然进行持续的探索、发掘和开掘。在认识上，人们要使世界图像化，将感性世界整合到知性世界中来，借以体现世界的被给予性，最终实现“人为自然立法”。在行动上，试图将自然改造成人所希望的样子，不再顾及自然的先在性，不再倾听自然的声音，一切都要基于我、听于我、为了我。在向内的道路上，人也运用各种技术开始改变人自身的自然，借以实现人的所谓身体之善和种群延续。要么是通过改变基因结构延年益寿、强化种族优势；要么改变面容提升颜值，将身体视作任意改造的客体。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人们是用禁欲的方式抑制身体，那么在现代社会则是用纵欲的手法开发身体。于是，在对待自然的关系上，不但相互作用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因而是复杂的，其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是复杂的。现代性就像一块银币的两面，创价与代价相伴而生、相向而行。这种悖论现象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集中于观念、关系和行动中。在观念上，一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充斥在许多领域，一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拜物教产生了形而上学怪诞，人与物的关系变成了头脚倒立，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人与人缺少了信任、同情和扶持，反而充满了计算、算计和狡计。一种不顾正当性基础的任性表现于生活的许多领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使人和人之间丧失了本体性安全。在关系上，变动性与风险性使得人们之间的信任和扶持变得飘忽不定；一种出于善良意志的公共道德行为常常被人误解和曲解，虚假道德和真实道德没有了清晰的边界。在心理和精神活动中，心灵失序导致人们在情绪与情感上的两种极端，即激情与冷漠并存。人们愈来愈少有过去的那种承认、认同、宽容，而是充满了抱怨、埋怨、怨恨，甚至仇恨；羡慕、尊重被嫉妒和仇恨所替代。在社会活动中，权力、地位、身份、机会愈来愈被垄断在少数人手里，社会资本常常被捆绑在权力资本和货币资本之中，而被积累起来的资本又成为了既得利益，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勾连在一起成为了一个相当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复杂性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标识，其所表述的乃是一种客观事实，可从多个角度加以描述；同时，其所表达的也是一种价值立场，即人们对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和心理取向。当这些客观事实和价值事实被重新厘定之后，所能呈现出的乃是现代性之复杂性表征的根本要义，即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有两种，即自然的和人为的。现代化、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充分证明了，市场万能论和理性无限论是靠不住的承诺，一如康德所说，面向其初始原因不在人这里而在自然那里的客观世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由人的行动而构成的实践领域，人的理性是可以自主的。人应该成为立法者，也必须成为守法者。

世界性-流动性广度

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导致的全球化使得流动性变得极为突出，这不仅表现在资源、人员、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其所造成的风险、冲突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整体性与复杂性也在不断加强的流动性中日益凸显出来。首先，现代性形态逐渐呈现出多样性。如果不是仅仅以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作为考察对象，而是将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加以分析和论证，那么在历时性形态上，现代性呈现出先后出现的三种样式：初创-片面的现代性、自反-冲突的现代性、重构-平等的现代性。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先后进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政治变革，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国际化。虽然上游国家和中游、下游国家之间在形式平等的规则之下实现着不平等的交换，如先发国家向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输出的资本、技术和规则，而攫取的是稀缺资源、劳动力和产品，把用于开发和生产产品的“废物”留在生产国，但后者却也获得了快速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条件和机会。总的来说，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也出现了共同治理的趋势，尽管优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试图在所有国际事务中保持优势地位、获得优先发展权，但也要充分顾及追赶型国家的国家话语权和经济地位，因为，逐渐发展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是每一个意欲发展自身的国家所不可或缺的国际环境和条件。日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经济、科技、人才实力也快速壮大起来，这使得先发国家愈益感到压力，不仅仅是经济、人才和科技方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危机感。于是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运动导致了自反性效应，即由自己主导的现代化日益生发出反对自己的力量，为了消除这种压力，便开始公开解构自己建构起来的各种游戏规则，通过解构以保持自己原有的军事、经济、科技，特别是心理优势，这就把现代化运动引向自反性状态，这就是自反性-冲突的现代性。这充分证明了，现代性并非铁板一块、一种模式，它是不断变动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并非是一种消极现象，它正是不同地区、民族和国家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相互竞争、博弈的开始，是一种求得动态平衡的趋向。马克思在175年前已推断出世界历史交往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哲学人类学后果，所不同的只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普遍交换和交往的出现，并未形成普遍的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存在，也没有出现联合起来的世界性的无产阶级，但这绝不能说马克思的观点是不合历史逻辑的。相反，马克思在1846年所预测的基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所必然造成的世界历史交往的曙光已经初现，而建立在各个民族充分发展之上的全人类的共同生产力、共同的财富以及普遍的世界交往，将成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际前提。为了实现这目标，就必须解决劳动者的产品为劳动者所有的问题。或许，这样的历史状态尚未出现，实际出现的则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所进行的世界化或全球化，为了实现人类正义就必须解构在初创-片面现代性状态下的不对称、不平等的状况。追赶型国家在自知、自愿基础上，自觉地进行社会变革，积极投身于全球化的运动中来，逐渐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也有了足够的自信参与甚至决定一些解决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超越现代性：中国智慧与中国话语

在当下的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中，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更为先进的理念体系和治理模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已经不限于本民族和国家内的适用范围，而是扩展到了全球治理中。超越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就是在世界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必须被平等地对待。建基于差别之上的共同进步、共同完善才是人类的共同诉求；文化上的差异不是为矛盾和冲突提供了借口，而是为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文化多样性才是后现代性的根本标志。在具体的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实践智慧上，中国走出了一条实现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有机统一的道路，可称之为中国智慧、中国道路。

在充满差别、矛盾和冲突的国际关系中，中国构建了一个以资本的运行逻辑为基础、以政治的运行逻辑为轴心、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原则的综合治理模式。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运行逻辑中，使任何一个成员得其所得，才称得上是平等、正义、公平的国际经济活动。然而，市场的自治能力是有限度的，它会为着个人的、集团的、国家的利益而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资本自身无法调节由它的单独运行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因此必须超越资本逻辑的狭隘视界，将人类的共同利益纳入到国际关系的治理中，一种真正的全球化、世界化才会出现。中国正在努力地将它的价值观念和实践智慧适时、适度地运用到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中。

在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中国表现出了体现现代化-整体性高度、现代性-复杂性程度和世界性-流动性广度三者有机统一的哲学思维。整体性思维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只有人类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民族的、国家的利益才能实现。整体性思维在周易文化中、在道家哲学中都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复杂性思维体现的是差别、矛盾、冲突意识，我们无意去制造矛盾，而是正视和重视矛盾，只有正确处理矛盾，实现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才能求得发展；相反，把矛盾发展到极端形态，就必然发生冲突，即以一方的利益消灭另一方的利益。任性是自由的敌人，只有尊重他者、利于他者才能利于自己、发展自己；自由就是担负责任，“责任是出于对法则的尊重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其最高的观念中，在其哲学体系中，没有对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的追问和追寻，没有关于“道”和“逻各斯”的理论体系，有的只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乃是片面的和很危险的事情。流动性思维乃是变易思维，变易既有空间上的又有时间上的，当共时性与历时性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才会确立起来。一个观念、一种制度只具有相对的正确性和相容性，但历史场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曾经的观念和制度就耗尽了它的可能性空间，于是，构建新观念、创制新制度就势在必行了。在三种思维即理论理性和创制理性支配下，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就表现在将三种逻辑应用于全球治理中、国家建设中，这就是资本逻辑、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建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找能够快速积累财富并合理分配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就是中国对人类经济的贡献；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提供体现正义和平等原则的制度基础，就是中国对人类的政治贡献；生成一种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最高目标、以让自己的国民富裕、过整体性的好生活为根本目标的理念，就是中国对人类的精神贡献。

现代化、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本质上就是哲学性质的，对具有哲学性质的对象就必须用哲学的方式予以反思、批判和建构；现代性的两面性或多面性，决定了人类必须用整体性、复杂性和变动性思维加以把握和解决。这就是“现代性的哲学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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