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湜丨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如何“接着讲”？

摘要

Abstract

“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这是高清海先生在其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留给我们的“哲学遗嘱”。作为高先生的学术后辈，执行这一“遗嘱”，自是我们责无旁贷之事；但如何有效地执行，却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我们要认真地用生命去思考的问题。

作者

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院暨政治哲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

摘自《现代哲学》2020年第3期

原题

《“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我们当如何“接着讲”？》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7期

“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这是高清海先生在其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留给我们的“哲学遗嘱”。作为高先生的学术后辈，执行这一“遗嘱”，自是我们责无旁贷之事；但如何有效地执行，却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我们要认真地用生命去思考的问题。因为这种思考便是对高清海先生学术生命的延续，是在最为真切的意义上对于高先生的纪念。对于高清海先生这样一位终生奉献于当代中国哲学事业的思想者来说，最好的纪念便是莫过于推进他所钟爱的事业，即将他未竟的“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事业延续下去，“接着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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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是高清海先生汲汲以求的事业，但先生所召唤的却并非任何一种特殊的哲学理论，而是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亦即“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的“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因而，它便是一种具有极大普遍性诉求的理论。面对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宏大目标去“接着讲”，无疑是存在着诸多可能的入手之处，但笔者想指出的是，从高清海先生那里“接着讲”，我们当能够更为切近地抓住“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核心问题，从而能更为有效地推进这一宏伟事业。

关于为何要从高清海先生那里“接着讲”的问题，笔者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张岱年、冯契和高清海等几位“学院派”哲学家的理论贡献作过一点梳理，其中的讨论或许能够回答这一问题。笔者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张岱年、冯契、高清海三位先生，称得上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三位‘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三位先生虽然学术性格和研究领域各异，但却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终生持续探讨如何重建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即能够鼓舞国人精神的哲学……它意味着从上个世纪初期直到当今，创造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哲学理论历史使命仍然未能完结，仍然需要我们做出持续的努力。”而所谓“持续的努力”，便是不仅要对诸位先生们的哲学思想“照着讲”，更重要的是要接续诸位先生的思想趋向，推进以至完成诸位先生的哲学愿望，亦即要对诸位先生的哲学思想“接着讲”。三位先生之间虽然并无直接师承关系，甚至深度学术上的交集，但从学理上看，却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因而也可以说从张岱年先生到冯契先生，再到高清海先生，其间亦存在着一种理论的接续，亦即是一种“接着讲”的序统。而基于这一序统，我们今天要接着讲的便直接的是接续高清海先生的问题而“接着讲”，而这也就间接的是对三位先生之创建当代中国所需要之哲学理论的“接着讲”。

高清海先生在被视为其“哲学遗嘱”的《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一文中，给我们留下的是这样一个理论任务：“‘当代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由中国哲学家探索、创造的主要反映我们自身的境域和问题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三个方面，便是高清海先生对这一重大任务所规定下的基本原则或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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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是高清海先生所呼唤的“当代中国哲学理论”的首要特征。

一说到民族性，最常见的说法便是强调要有中国的民族形式，而似乎内容方面可以是一般的。而谈及民族形式时，作为比照的也是一种笼统的西方哲学，似乎“西方”也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其哲学也是整齐划一的东西。但高清海先生在文中却不但未将西方哲学视为单一性的存在，而是将西方诸国哲学的不同作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来指证民族性之必然性：“在近代哲学发展史中，英、法、德三国哲学的关系最足以说明问题……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它们并没有因为目标相同、任务一致，在哲学理论上便去互相借用或彼此搬运别国的理论，法国并没有因为有了英国的理论，德国也没有因为有了在先的英国和法国理论便放弃自己的哲学创造；而是相反，它们每个国家都独立地创造了反映本国特殊发展情况、富有‘自我个性’的哲学理论。”这里，高清海先生在人们往往熟视无睹的境况中独具只眼地看到了其间的问题，将民族性问题的讨论引向了内容方面。

哲学家是能够自由地构造任何他所欲构造的理论的，但这种自由构造的哲学能否成为一个时代真正的哲学，亦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却是有待时代的抉择的。并非一个时代所创造的哲学理论都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即成为真正的哲学的。只有那些能够抓住时代脉搏的理论，才可能有望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此意义上，真正的哲学家的创造并非是任意而为的，而是一种为某种超越于自身意识的东西所推动的活动。这其中的道理，便是“哲学对人生命意义的追问和反思，便不是对脱离时空之外的生命本性的抽象演绎和思辨，而是对生活在历史中的、在特殊的社会关系综合体中实现着自己的目的和利益的人的具体生命的审视和反思”。将哲学作为人的“生命之学”，作为对于处在历史中的各个特殊的社会关系综合体中追求着自己目的和利益的人的具体生命之意义的追问与反思，便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具有各异的民族性，甚至个体性的。

如果追问当代中国哲学之民族性到底如何体现，高先生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思考之路，那就是从我们自身的生命历程去追问，而不能指望直接可搬用的东西：“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这里的关键词是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中的“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即处于这一独特的生存境遇中的“希望”、“追求”和“梦想”。何谓中华民族的“希望”、“追求”和“梦想”呢？用哲学术语讲，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这也就是说，一种哲学之民族性的核心是其“价值理想”。那么，“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的核心之点也就是将中华民族之价值理想呈现于哲学理论之中。

尽管“当代中国哲学”不可能现成地从传统中搬来，而必须是当代人的创造，但这种创造若是割断了与传统价值理想的关联，便也不可能还是“中国的”，从而也就不可能为广大国人所接受。哲学或文化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既是“家园”，必定世世代代生活于其中，体现着“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的血肉相连的亲切感。因而，若是割断了传统，也就丧失了亲切感，从而也就难以为人们所接受而失去了其效能。

关于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价值理想是与“家”的理念分不开的，这一点是与源于希腊和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文化传统大不相同的。希腊文明之典型特征是“城邦”，在那里城邦之为政治共同体或公共领域，是与家庭之为私人领域全然分别的。而基督教文明之典型特征则是教会，教会之为精神共同体亦是与家庭分别的。但中华文明之典型特征却是家国一体，是以“家”为基本单元而扩展为“国家”观念的。在这里，“国”不仅不与“家”相分离，而且是“国”之价值合理性之根基。这样一种价值理想构造方式，在宋儒张载的“民胞物与”观念中得到了最为典范的表达。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并非只是思想层面之存在，而是有着实在的社会存在方式的支撑的。尽管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化，但在这种变化中，“家”之存在方式却也以变化了的形态延续了下来，从而“家”之观念也就以变化了的方式延续了下来。因此，可以预言，尽管今日之中国正在经历两千年未有之巨变，但中国特有的“家”之存在必定会以新的方式延续下去，从而“家”之观念也就必定会相应地以新的形式延续下去。因此，我们对于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当代重建，也就必然要从“家”的观念的重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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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海先生所呼唤的“当代中国哲学”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当代性”。

“当代性”决非那种追赶时髦理论，更非卖弄几个时尚词语，而是要竖起民族的当代之魂，亦即在当代“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从而贡献精神力量于“为万世开太平”。这里且看高清海先生对于“当代性”之理解：“‘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一意义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当然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这便是高清海先生效法宋代大儒张载为创造“当代中国哲学”设定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何等崇高而艰巨的使命啊，如何可能是轻而易举的呢！故若欲仿效高清海先生投入到创造“当代中国哲学”的崇高使命之中，便只能以先圣之语来自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因此，中国哲学的“当代性”便决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所谓的与当代西方哲学同步，追赶当代最时尚的哲学潮流，人家现代了，我们跟着“现代”，人家后现代了，我们也紧随着“后现代”。或者，干脆将中国传统的东西贴上“现代”的标签，说成是比西方更早为“现代”的，甚至早已经是“后现代”的了。若从高先生所理解的“当代性”来看，这种亦步亦趋的观念“更新”或旧物翻新的“贴牌”游戏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精神的倦怠，思想的懒惰。而真正的“当代性”需要真真切切的理论创新。这创新的关键之处非他，便是对于中国社会或者说中华民族生命的历史与现实的再认识，而只有在这一再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具有“当代性”的中国哲学。

社会存在具有历史路径的依赖性，中国社会发展有独一无二性，有他国皆未有过之社会存在方式，无法简单归结为西方概念中任一种。简单地套用西方之模式，如古代之整体主义与现代之个体主义，皆有可能无法真正把握中国社会之特征。而既然西方既有的理论都是基于西方社会发展之特征而构建的，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结构的把握便不可避免地在相当程度上是不适合，甚或是扭曲的，因而，这一“再认识”便主要对于中国社会方法的再认识，并且在这种再认识中创造适合于中国社会之认识方法和理论。

这种再认识和理论创造也不能停留于在哲学层面对比于西方社会而对中国社会做某种概观性描述，应是有十分的必要，通过建构适合于中国社会之再认识的各门实证性的社会科学来进行深入细致的再认识。而哲学在这一再认识中，一方面是为各门实证社会科学提供适当的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是借助各门社会科学之眼观察中国社会，并从中提取概括出对于中国社会的真实而非虚幻的总体性认识。在这方面，马克思从青年时期的哲学思辨走向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把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当作为我们进行中国社会再认识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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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海先生所呼唤的“当代中国哲学”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人类性”。

高清海先生所理解的“世界性”或“人类性”，既非那种简单地抽绎出来的寡淡之物，亦非现成地以辩证法之名给民族传统之物贴上“世界性”的标签，而是须建基于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辛劳创造。而这一创造前提，则是：“‘当代中国哲学’生长在世界发展到今天的理论语境，它必须以人类文化已有的全部历史的成果为基础，并广泛地吸纳别国一切有价值的先进思想，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作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同时也就具有了世界性和人类性。”那么，高先生为何要设定这样一个前提呢？这是我们必须追问的。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又须回到前述关于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必须直面“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中的“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之问题，即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必须直面这些根本问题而思考。但在现时代，中华民族所遇到的根本性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而本身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因而，要使得这一思考能有效地回应当代之问题，便必须面向全世界、全人类，从而必须通过对于全人类优秀文化之把握，方能够胜任。在当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问题，都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了世界范围之中，已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存在和发展。这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发展的今日，整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息息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处于这样一种命运相关的世界之中的民族国家自身问题的处理，如何能抛开他国的优秀文化而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去独自进行？在当今时代，可以说民族性与世界性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相互贯通，融为一体了。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所从事的哲学思考，如果是真正能够切中自身民族现实生活的，那么，它也必定是具有世界性或人类性的。

人类历史或世界历史诚然是由各民族历史汇合而成的，但在世界历史的进展中，各民族国家所贡献的作用却并非是相同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总会有一些民族在其中发生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这些贡献了更大作用的民族，黑格尔曾将之称为世界历史民族。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由于超级巨大的体量和极为独特的发展道路（从秦汉时代便开始的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建构，至少从唐宋以来的在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体制之建构）这两个方面的独特性，而在当代重新具备了成为世界历史民族之资格。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便不能把中国道路仅仅理解为一种典范，一种对于其他民族国家构成成功的示范样本，而是由于中华民族之超级巨大体量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必须将这一中国道路理解为由于中国的发展本身便改变了世界历史之格局，或者更准确地说，改变了世界历史之进程和方向，从而在同时就将中国性渗透到了全世界，使得中国的民族性本身即成为世界性或人类性的。如此一来，当代中国哲学家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若是真正切中了问题要害，它便同时具备了当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或人类性。

如果我们沿着高清海先生所指出的进路“接着讲”了，那么，经过数十年的努力，高先生所设想“‘当代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由中国哲学家探索、创造的主要反映我们自身的境域和问题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当能显现于中国大地之上，并放射其能量于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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