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丨浪漫精神的兴衰：家庭、阶级与文化幻象
作者
南帆，单位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摘自
《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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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推荐和介绍了一批风格近似的欧洲诗人。“摩罗”为梵文的音译，意指佛教传说之中专事破坏的魔鬼。鲁迅力图转借这个概念召唤摧枯拉朽的浪漫主义幽灵。
鲁迅构思的“摩罗诗力”很大程度地指向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气质：节制，内敛，保守，谨慎。许多时候，这些气质是儒家文化人格理想的投射。儒家子弟必须以坚忍的姿态抵近目标，譬如“克己复礼”。“己”是一个蒙受贬义的概念，伟岸而醒目的自我并非儒家文化的赞许对象。儒家子弟遵奉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最为标准的诗歌风格被定义为“温柔敦厚”。鲁迅心目中，儒家文化的传统紧箍咒构成了人格的全面抑制。
中国古代文化存在另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超然与隐逸，犹如以出世的精神安慰士大夫之中的失意者。这些思想派别内涵各异，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逾越儒家文化覆盖的范围，敞开另一种生活与另一种价值理念。这是一种冷寂的叛逆。冷寂的叛逆只能以退隐江湖的方式独善其身，鲁迅渴望的是一种强大而炽烈的反抗：呐喊的主体既是独立的个人，同时汇聚成一个倔强的群落——“摩罗诗力”隐喻了他们的内在激情。
鲁迅当然无法预料，开创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衔人物竟然是他所不屑的郭沫若。郭沫若的《女神》完整地显现了“摩罗诗力”的诸多特征。一个熊熊燃烧的浪漫主义形象从天而降。鲁迅更多地倾心浪漫主义的傲视庸人、独立不羁。相对于郭沫若的狂放与浮夸，鲁迅显现的是冷嘲与怀疑。他不适合扮演热烈的歌者，宁愿充当暗夜的乌鸦。
面对盘根错节的传统社会，鲁迅远非那么乐观。那些获得各种新知熏陶的知识分子能否突围？事实上，鲁迅的小说更多地显现了一批铩羽而归的知识分子。一种举足轻重的解释是，他们的启蒙工作并未立足于撬动社会结构的理论支点：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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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作家已经对于“阶级”的观念耳熟能详。回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批经典之作可以察觉，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家”——家庭或者家族——存留于文学之中的烙印远为深刻。“阶级”观念开启了崭新的理论视野，那么，从伦理秩序、社会构造到劳动生产的经济组织，“家”更像是传统的遗物。“家”所制造的复杂纠葛仍然是作家铭心刻骨的人生经验。相对于阶级关系，“家”的内部包含了亲人之间头绪多端的情感漩涡——这几乎是文学独享的内容。
回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如同一个坚固的社会单元内在地嵌入人物的性格特征、命运轨迹以及各种戏剧性冲突。从鲁迅的《狂人日记》、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到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家”的丰富内涵压缩于作品的各种皱折之中。父亲的白发、母亲的皱纹、兄弟姐妹的温情无不意味着“家”所给予的情感庇荫，另一些时刻，这一切可能转换为令人生畏的负担乃至情感镣铐，甚至窒息投身于广阔天地的激情与冲动。相对于清晰的阶级对立，家庭内部的决裂往往带有痛苦的情感纠缠。很大程度上，“家”的矛盾制造了许多阶级矛盾无法包含的细节内容。
这个时期的文学出现了某种隐约的共识：知识分子投身社会革命之际，“家”往往成为必须跨越的首要障碍物。解放个性，自由地追求爱情；抛开沉闷乏味的日子，勇敢地踏入崭新的生活，卷入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无论如何，他们的行动无不具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冲出传统的家庭。庸俗的家庭躯壳无法孵化理想。驻守家庭如同驻守一具冰冷的传统僵尸。
冲出传统家庭耗尽了主人公的勇气，他们几乎无力对付后继的社会压力。许多作品带给人们相似的感觉：作家擅长细腻地描述主人公与传统家庭各种形式的相互冲突；然而，脱离了家庭、爱情主题之后的情节相对松弛乃至乏味。许多时候，阶级并未作为另一个引擎助推后续情节的展开；进入宽阔的社会洪流，知识分子很快丧失了主角的位置，不再担当更大范围社会关系的组织者。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革命领导者由无产阶级承担，知识分子毋宁是被组织的对象。阶级与革命的社会图景之中，知识分子的视角不再是作品的视角，例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或者《暴风骤雨》。知识分子的主角意识同时受挫，显示出某种不适、茫然、力不从心乃至被动或者低落的状态。对于再现知识分子成长史的作品而言，“家”或者阶级构成的情节组织隐然地可以划分为两个段落，前者往往比后者成熟。
摆脱传统家庭的束缚，知识分子那种激进而冲动的精神显然属于浪漫精神。施米特在《政治的浪漫派》之中说过，历史上或者空间上遥远的现实时常被浪漫主义当成“逃避当前现实的手段”。不愿意在无聊、刻板之中循规蹈矩地耗尽生命，许多知识分子追求值得以身相许的人生。这种情况之下，审美成为浪漫派的特殊表征。
浪漫派力图以审美改造个人生活。摆脱传统家庭可以视为这个拯救计划的组成部分。如果阶级观念揭露出，令人厌倦的俗世包含了各种政治与经济的不公，阶级构成了这些不公的一个重要源头，这时，浪漫派的审美不可能完成一个彻底解决的社会学方案。
因此，那一批热衷于浪漫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通常被纳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尊重个人的内心、个人的激情，依赖一己之力独立于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谋求个人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而无视解放全人类的阶级使命，这些浪漫主义的典型标志犹如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尖锐的文化批判背后，他们仍然与资产阶级共享相同的社会关系。这种隐秘的共谋遭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严厉谴责。革命领袖不断地敦促小资产阶级脱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从而将立场转移到工农兵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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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的《青春之歌》成功地将家庭与阶级统一于革命逻辑之上。《青春之歌》设置了一段重要的情节：一次交谈之中，林道静恳求卢嘉川介绍她参加红军，她的抱负是在战场上成为一个视死如归的英雄。卢嘉川犀利地指出，这种英雄式的幻想只不过试图逃避个人的平凡生活。革命工作并非满足个人的浪漫情怀。《青春之歌》的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激烈的争论接踵而至。争论的焦点是小说流露的某种气息，标准的术语称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修改《青春之歌》的时候，杨沫首先考虑的即是“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问题”。
20世纪50年代之后，批评实践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表现形成了愈来愈清晰的共识，否定的口吻愈来愈强硬。大约相近的时间，人们可以从文学批评之中发现相似的理论代码，《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或者《三家巷》《苦斗》带动的种种争论仿佛表明，小资产阶级的反面形象已经在批评家的论述之中逐渐定型。
张扬个性、傲视世俗的浪漫主义冲动曾经带动一批知识分子挣开传统礼教的束缚，那么，时过境迁，这种激情意外地演变为负面的文化资产。“个人”与“阶级”的对立构成了演变的主要原因。考察20世纪50年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如下几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时常触怒文学批评：
第一，“知识”往往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无产阶级对于来自书本的知识抱有戒心。知识分子通常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小资产阶级的固执、迂腐、过度的自尊与不通世故等“酸溜溜”的情绪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知识”联系起来。
第二，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一个源头不明的共识是，粗犷的工农兵大众未曾也不屑于拥有一个幽深而细腻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精神领域充满了明亮的阳光。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内心世界包含了经济利益的权衡，同时又远远超出经济利益。从身世感叹、怜悯同情、自怨自艾到贪生怕死的“一分钟动摇”，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内心纤弱、古怪、深邃、柔软多汁同时又敏感病态，以至于可以藏匿种种资产阶级的不洁病菌。知识分子往往将不健康的情绪寄托于文学艺术之中，阴阳怪气，甚至冷嘲热讽。
第三，除了文学艺术，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渴求的另一个出口即是爱情以及婚姻。小资产阶级分子往往信奉爱情至上的观念。爱情至上显然与个人主义仅仅一墙之隔。如同私有财产，爱情是个人的专属用品，不可分享、出让和赠送。爱情与婚姻组成的二人世界向阶级共同体关闭，这个不透明的堡垒令人忧虑。两个人之间的缠绵恩爱乃至生死不渝会不会削弱阶级指令的传导？二人世界内部是否存在某些政治无法抵达的死角？作为一个牢固的经济单元，婚姻构成的家庭是否天然地倾向于维护个人利益？防范爱情制造的政治背叛甚至比防范对手的利诱更为困难，前者所遭受的谴责也远远不如后者。由于阶级仇恨与跨阶级的爱情形成的对决毫无胜算，一些作品干脆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义之下绕开如此麻烦的情感纠葛。
第四，过分显眼的个性以及独特的个人风格。强大的个性时常让批评家挠头。当个性的逻辑溢出了阶级形象的预设时，所谓的“魅力”就会成为理论无法消化的负担。游离于阶级的个人性格显然只能判给小资产阶级范畴。
上述几种观念显然相互交织，彼此呼应，构成隐约而坚固的模式。由于这种模式的存在，批评实践之中的小资产阶级概念不仅拥有具体的内容，而且构成了判断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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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之初，恢复个性、个人风格乃至个人魅力的名誉成为文学的一个醒目的主题。人们很快接受了个性的观念，同时，小资产阶级概念逐渐式微。文学之中的“个人”形象逐渐丰满起来。
这是一个隐蔽的理论转换：撤消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指控并非召回一个浪漫派的主体。人们的观念是，知识、内心世界或者爱情毋宁是普通人的正常权利。一批诗人不再继承浪漫主义的豪迈风格，他们以低沉的音调指出这个问题，并且表示了坚定的决心。一些批评家迅速地在这些诗歌背后察觉某种“新的美学原则”：“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异化”的现象必须结束。“异化”概念的重现很大程度上涉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再研究。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发表长篇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周扬“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
那些个性张扬的主体并没有走多远。浪漫、独往独来、落拓不羁或者超凡脱俗所遇到的相当一部分阻力不是来自政治观念。世俗社会各种密集的关系如同蜘蛛网缠住了他们的手足，没有人可以轻易地甩下。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生产机构和汇聚节点，家庭重新显示了出其不意的作用。张承志的许多小说反复出现一个强悍而孤独的男子汉形象。耐人寻味的是，这个男子汉所遇到的大部分阻力源于家庭，家庭时常成为世俗对于浪漫的羁绊。
许多女性作家心目中，那些爽朗、坚硬的男子汉形象时常显现出庸俗小市民无法比拟的魅力，然而，当这一批男子汉被塞入家庭形式，令人钦慕的魅力迅速变质。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与《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一直围绕“家庭”徘徊不去。家庭的屋檐之下，女性能否始终温柔地承受那些昂扬而坚定的强悍男子汉？从张洁的《方舟》《祖母绿》到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失望正在使两性共同组织的家庭形式成为一个愈来愈稀薄的影子。20世纪70年代末期，所谓的“伤痕文学”——例如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即是从修复阶级观念损毁的家庭形式开始。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之中，家庭的稳定功能得到深入人心的强调。这个意义上的家庭通常被视为情感的归宿。
浪漫精神之后的家庭形式迫使人们重估家庭的意义。如果说，儒家文化与阶级观念分别在伦理与政治的意义上定义家庭，那么，重估更多地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展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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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工作”分别在各自的领域运作。家庭是一个私人领域，这个空间由“爱”主管，经济合同或者工资待遇的谈判发生于家庭之外的社会领域。女权主义开始拒绝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家庭是经济体系之中遭受遮蔽的组成部分。剥去爱情制造的幻觉，家庭无异于另一个车间，按劳取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女性承担无偿劳动的历史已经太久了。
这种观念简化了家庭的内容：家庭仿佛成为夫妻双方计量劳动收入的争夺战场。多数家庭不仅存在两性的抗衡，同时存在两性合作——在合作的基础上向社会争取各种利益。池莉的《烦恼人生》或者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恰恰因为揭示了家庭内部相互纠结的多种能量。主人公不得不从事双重挣扎：狭窄的家庭内部，他们相互怨恨、斗气同时又相互妥协、扶持——性别之争很大程度地融化于不计其数的摩擦之中；浮出社会水面之际，他们不得不相互团结，同心同德地争取各种利益最大化。
家庭清晰地显示出赖以维持的经济指标。异性组建家庭，同时也是一个改变出身、跻身于另一种生活质量的机会。借助家庭的跨越社会阶层成为许多女性重置身份的特殊策略。家庭可能拥有的经济指标充当了无可争议的首要标准，情感归宿的涵义甚至可有可无。池莉的一篇小说标题即是《不谈爱情》。那些华而不实的爱情更像是扰乱心智的烟幕弹。这些主人公与鲁迅的“摩罗诗力”、茅盾以及丁玲们的小资产阶级或者《青春之歌》的林道静已经相距何其遥远。如果说，“家”曾经以反作用的方式推出了一批桀骜不驯、独立不羁的青年，那么，现在的“家”终于让他们平静地安居于世俗之中。
浪漫主义精神对于财富的蔑视遭到了报复性的反弹。开始锱铢必较地计算财富之际，也就是将小资产阶级身份置换为中产阶级的之时。对于中产阶级说来，工资、职务、房子、汽车、孩子教育以及娱乐和旅游循序渐进罗列于人生途中。理性不仅有助于安全的人生规划，同时有助于社会稳定——后者是社会对于中产阶级的期待。放弃各种非分之想，关闭种种思想维度，一切诉诸具体的物质和经验，不再为那些看不见或者无法到手的东西浪费想象力。
叛逆的激情仍然会在某一个时刻掠过胸口。中产阶级文化已经未雨绸缪，例如金庸的出现。许多年轻的中产阶级分子感激地回忆说，金庸陪伴他们度过了危险的青春期叛逆阶段。金庸塑造英雄大侠仅仅在繁忙的业务工作之余提供短暂的心理安慰，武侠小说并非认识历史和现实的指南。
然而，撤消了历史背景，人们可以在大跨度的跳跃之中构思各种别出心裁的文化幻象。安居乐业的气氛过于沉闷的时候，不甘寂寞的中产阶级可能暂时改弦易辙，快乐地重温一回小资产阶级的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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