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树群丨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
ABSTRACT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有理论飞跃的节点，又有理论的延伸和准备。
■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5期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工程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研究”（16ZZD020）的阶段性成果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系统梳理和科学总结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深入研究这一命题从提出到演变的话语变迁，从学理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表现形态，对其发展过程作出科学分期，这对于党领导人民继续谱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及其话语变迁
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来的历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梳理这一命题的最初提出、科学含义及其话语变迁的历史。这是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理论前提。
1. 通俗性、凝练性表述的演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必要的实践经验，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处于自发状态。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以此为开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自觉状态，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的集中体现，也是党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高度自信的鲜明表达。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初在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作如此修改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消除一种误解，即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误以为中国共产党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不要马列主义，就是搞民族主义。这一改动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要在实践中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党的十五大肯定“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认为“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党的十六大从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把与时俱进界定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相结合的含义。
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开始重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词，此后在党的文献中频繁出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直到2009年9月，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提。随后，这一提法为党的十八大所确认。这样一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的规范化表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进到一个更高水平。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作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判断，就是要进一步凸显新思想的时代特征，表明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学理性表述的变迁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时，通常使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提法。这一提法最早见于毛泽东1939年10月所作《〈共产党人〉发刊词》。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一命题作了更规范的表述。此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秉持的科学态度的标准化表述，被普遍采用数十年。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性表述、精神实质的揭示以及“相结合”的内容逐渐由“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新的更为规范的命题和概括。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科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第1条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篇讲话中同时又使用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提法。胡锦涛在继承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理性表述和精神实质阐述的基础上，将其固定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及十九大报告中都沿用了这一表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表现形态的日益丰富
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产生了越来越丰富的重大成果，我们党对这些成果的构成和表现形态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系统梳理这一进程，对于廓清学术理论界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认知的简单化现象，确有必要。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形态取决于其精神实质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变迁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日益丰富的过程，也是其本质不断得到揭示的过程。科学理解和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做文章、下功夫。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实现并不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具有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二是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述两种实质性含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指导实践到发展理论的认识过程。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的确强调的是第一层的含义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到了1941年9月，他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就十分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实质性含义，即推动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理论和实践的本质关系，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然会产生实践探索成果和理论探索成果。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和两个阶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实际上，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逻辑的认识和把握是在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探索基础上逐渐明确起来的，就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论述和党的其他重要文献的概括和表述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并没有作出这样两个层次的明确区分。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形态的明晰概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的过程中，对其成果形态的认识日益清晰和更加明确。
（1）“两条道路”，即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实践探索成果的概括，是党的十三大的重大贡献。党的十三大从党的全部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视域下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不仅在党史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崭新概念，而且从实践探索角度把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概括为找到了“两条道路”。
（2）“两大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是对理论探索成果的概括，是党的十五大的重大贡献。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同时从理论探索的角度来概括总结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获得的重大成果。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3）“道路和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党的十七大的重大贡献。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形态的概括和阐述看，十七大的贡献在于概括的综合性，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和理论两个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新的概括，彰显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两个层次和两种形态，即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前者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者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表现形态的继续丰富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表现形态也日益丰富。
党的十八大把十七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中加以阐述的“社会主义制度”抽取出来改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道路、理论相并列并阐述了其科学内涵和基本结构。这样一来，我们党就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由十七大概括的道路和理论两个层面扩展为十八大概括的道路、理论、制度三个层面。在此基础上，十八大号召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党的十九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形态由三个层次延伸到四个层次。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四个自信”，推动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含义的认识扩展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层面。这样就从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和精神力量等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楼大厦树起了四根支柱，也使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具体形态相应地呈现为四个层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重大成果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的历史飞跃和产生的重大成果，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长期积淀为前提，没有这样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有这样的重大成果，只有科学划分这一历史过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些成果。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历史时期
按照以往的划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宏观上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的三个时期。这是依据党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所提取的“革命”“建设”“改革”3个关键词而命名的，成为三个历史时期划分的重要标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改革时期相比，新时代在所处方位、使命任务、主要矛盾、国际地位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特征，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世界现代化道路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由于这一时期党面临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关键词是“复兴”，所以可以概括为“复兴”时期。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对党的历史进行概括，其中将新时代和改革时期相并列，这为我们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把新时代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提供了文献根据。
2.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能不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伟大飞跃。因为量变积累历史，质变划分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就是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重要标志。
迄今为止，党的重要文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判断，仍然沿用党的十三大和十五大分别从道路和理论两个层面所作出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论断。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容。在此基础上，2015年2月，《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阐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率先明确使用“新飞跃”的提法。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之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在阐述新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作出了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的论断，该书的篇章结构由“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部分组成，也包含着新思想是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之后新的飞跃的意蕴。
目前学术界提出的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又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的判断，是有实践根据的，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作出重大实践创新，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既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中华民族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着三次历史性飞跃，那么与实践的三次历史性飞跃相对应，同样可以说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继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在新时代实现了又一次新的历史性飞跃。否则，没有理论的飞跃，实践的飞跃就无从谈起。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之间的衔接问题
从理论上阐明两次历史性飞跃之间的衔接问题，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关键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由于理论的历史性飞跃是全局性、整体性、突破性的理论创新，因而每一个重大理论的形成和确立必然要经历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也有一个继续丰富完善的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产生新的飞跃，从而构成党的思想理论由量的积累—质的飞跃—量的积累—质的飞跃的完整链条，其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有理论飞跃的节点，又有理论的延伸和准备。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理论准备而言，其本身不仅经历了长期探索过程，而且从党的指导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看，在我们党创立邓小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之后，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继续丰富和发展，都是已有历史性飞跃的进一步延伸和新的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准备，为新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基础。还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在新时代的实现，并没有结束我们党对真理的探索，在应对新的时代挑战、经受新的重大考验、解决新的实践难题中，我们党还会形成新的理论，这些既是新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继续延伸，又为将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做了理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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