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芳丨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复合审美经验
ABSTRACT
摘要
通过调控“震惊”与“沉浸”的节奏变换和交互融合，新主流电影不仅较好地实现了观众的审美期待，而且推动了自身文化实践的进一步拓展，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电影实现美学创新的主体。
作者
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
摘自
《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
原题
《“震惊”与“沉浸”：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复合审美经验》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9期
早在献礼片《建国大业》（2009年）引发轰动之际，如何将主流价值思想、商业创作元素和艺术审美特质完美兼容在本土电影作品之中就已经成为电影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在《智取威虎山》（2014年）之后，越来越多具有类似艺术特质和文化表征的电影作品开始涌现，如《湄公河行动》（2016年）、《战狼2》（2017年）、《建军大业》（2017年）、《红海行动》（2018年）、《攀登者》（2019年）、《烈火英雄》（2019年）、《中国机长》（2019年）以及《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等等，而一个1999年便被提出但未能获得有效所指的概念——“新主流电影”——被重新诠释并为这一类型电影作品冠名。此类“新主流电影”以我国主流价值观为基本理念，在不断刷新本土票房成绩、持续获得观众口碑的同时，也进一步彰显了自身全新的文化属性和特殊的审美价值。
新主流电影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三足鼎立局面，通过具体实践中的艺术进化与文化融合，成为一种相对成熟且广受关注的电影新形态，在美学追求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属性。新主流电影提供的是融合式的审美经验，它并非对艺术风格和类型样式的简单混搭或者杂糅，而是倡导在电影创作中利用电影技术所营造的视听奇观“闯入”观众的固有经验，突破观众的惯常意识防护机制，从而完成对其心理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这种审美经验还强调通过超现实感官体验和情感契合令观众在观影时深陷其中。前者带给观众的是“震惊”，而后者则是“沉浸”。通过调控“震惊”与“沉浸”的节奏变换和交互融合，新主流电影不仅较好地实现了观众的审美期待，而且推动了自身文化实践的进一步拓展，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电影实现美学创新的主体。
审美“震惊”：
中国新主流电影的视听奇观
“震惊”，是瓦尔特·本雅明基于弗洛伊德的意识与无意识理论，并结合柏格森与普鲁斯特的启发而提出的理论关键词，主要用来表述“人们面对突然来临的刺激产生的一种震动、惊颤的心理体验”，因此更具现代文化意义上的普遍价值。电影艺术依靠自身特有的视听艺术表现方式造就“震惊”的发生，尤其是在文化工业极度繁盛的当代，电影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和天马行空的创意想象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面临前所未有的审美刺激，“震惊”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体验。从心理层面而言，这是电影艺术通过创造出其不意、变幻莫测的视听奇观超越观众审美期待视野而实现的。在不断改进的观影环境和持续升级的放映设备的加持下，观众任由视听奇观肆意闯入而无法依据过往的审美经验抵御这种心灵的震撼，于是便达成了电影艺术意义上的“震惊”。在艺术效能上，“震惊”出现的瞬间改变了观众固有的审美经验，甚至影响了观众审美体系的惯常认知，从而实现审美经验的丰富和审美心理的强化。可以说，新主流电影主要是通过真实临场感的强化营造和奇观化想象来实现“震惊”效果的，这种艺术审美经验范式也成为新主流电影带给观众的期待视野。
首先，真实临场感的强化营造是新主流电影达成审美“震惊”的基础。在中国电影传统中，写实主义是贯穿百年电影史的创作风格。新主流电影在写实主义基础上着力进行了视听观感真实度方面的开拓，从而在有限时间内不断刺激观众的神经系统。影片创作者利用先进的软硬件技术和装备，着力营造出逼真生动、宛若现场的感知体验，从《战狼2》中冷锋水下六分钟“一镜到底”的擒拿劫匪场景，到《红海行动》中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血染肉搏画面，再到惊心动魄的近防炮万弹齐发镜头，新主流电影运用电影工业体系发展形成的美术、化妆、道具等一整套独特电影语言，仿佛将观众带至故事发生的真实现场，并且搭配3D、4K、60FPS等先进的放映和观赏技术，极致化呈现3D渲染画面和特效镜头，将这种虽是拟仿但非常接近真实的视听感受深入传达至观众的神经感知系统。从观众耳边呼啸而过的炮弹、惊天动地的爆炸轰鸣以及四处散落的残肢断体，都是创造真实视听感受并为观众带来“震惊”的重要元素。毫不夸张地说，新主流电影的口碑积攒和审美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震惊”的发生。
其次，创意丰富的奇观化想象是新主流电影达成审美“震惊”的另一重手段。对于电影艺术而言，能否在创造性方面达成“震惊”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意想象的具体呈现。新主流电影不仅从电影类型方面极力拓展想象的边界，而且通过类型的融合赋予电影想象以更大的空间，因此时常能够在奇观化想象层面对观众的惯常审美给予“震惊”。在《智取威虎山》中，203小分队在夹皮沟的伏击战可谓创意十足，不仅展现了我军特制的“飞雷”炮等武器，而且通过挖掘陷阱、棉被封锁、立体作战等方式利用极其有限的兵力围剿数倍于自己的入侵土匪，以少胜多，鼓舞人心；至于《红海行动》，则更是新主流电影完全展现自身想象力的演武场，在直升机上远程狙击并穿透玻璃击毙劫匪、毒刺导弹转弯之后再次命中飞机，以及在强沙尘暴中与叛军进行坦克互射等场景，都令观众无比震惊。
综合上述两点不难发现，新主流电影以视听奇观和想象奇观齐头并进的创作方式来为作品创意提供艺术支撑并进而不断创造出丰富多样的“震惊”形态，也正好契合了这一电影类型的时代特征以及目标受众的欣赏心理。而当新主流电影对于视听奇观的创造能力不断升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震惊”方式和内容逐步超越其他电影类型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电影整体意义上的“新的期待视野已经达到更为普遍的交流”，这似乎更具时代更迭、审美变迁的文化意味。
审美“沉浸”：
中国新主流电影的情感寄托
除了“震惊”体验之外，新主流电影还通过创造超现实的真实临场感和契合观众心理的情感认同实现了另外一重审美经验范式——“沉浸”。20世纪70年代，这一术语被明确提出并表述为“‘被运送到一个精心模拟之处的愉快体验’，这种愉快体验来自于‘被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所包围的感觉……沉浸体验接管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和我们整个的感性系统’”。观众在欣赏电影作品时，会逐渐深陷入一种极度专注、难以自拔的心流之中，并且以全部身心感知系统共同参与电影故事的铺展和人物命运的流转。新主流电影创作者注意到了“沉浸”体验的巨大潜力，也在自身文化实践中着力实现这一审美经验范式，既通过电影工业技术的进步提供“沉浸”体验的客观基础，又通过营造情感认同创造“沉浸”体验的心理条件。
首先，电影工业技术进步是新主流电影实现审美“沉浸”体验的客观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沉浸”与“震惊”一样都高度依赖电影工业的技术发展，二者都通过对观众视觉、听觉以及包括意识感受在内的全部身心感知系统的调动而实现。如前所述，电影技术的成熟和创新为观众带来了超真实的感官享受，这也恰好是“沉浸”的发生基础——如果做不到极度贴近真实乃至超真实，那么观众的注意力就很容易从影片中抽离，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沉浸”审美体验。当然，要想使观众“沉浸”在电影作品中，仅仅做到真实化仍然不够，3D、4K、120FPS等数字技术正日渐成为电影界的标配追求，它们的应用目的就在于为观众创造更加完整深刻的审美经验，通过极致化的融入和充分的交互来改变电影审美“沉浸”的发生条件和心理感受，并最终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虽然近年来的新主流电影作品还未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做到尽善尽美，尤其是在高帧率方面最多只能提供60FPS版本，但是3D、4K配合超大银幕已经使其成为国产电影中能够提供强烈“沉浸”体验的电影类型之一。
其次，情感认同创造了新主流电影实现审美“沉浸”体验的心理条件。如果说工业技术进步使得电影艺术具备了带给观众“沉浸”体验的基础条件的话，那么情感认同则是能够令观众“沉浸”于电影作品之中难以自拔的更重要的因素。这一类型作品已经深谙情感调动之道，大到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命运，都竭力在其故事铺展中获得观众的共鸣和认同。新主流电影将中国价值、中国审美融入其中，实现二者的多元化和深度表现，彰显出中国电影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价值追求，所体现出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情感成为新时代国产电影的深厚底蕴，拓展了主流价值观展示的深度和广度。而在作品逻辑层面，新主流电影尤其注重故事情节的合理性，这是其能广泛获得观众情感支持的主要原因。以《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为例，因13名我国船员惨遭杀害，我方缉毒警察奉命前往金三角地区与其他三国联合缉毒顺理成章（《湄公河行动》）；而当我国侨胞在海外身处险境时，我国政府派军解救被困同胞、保护人民安全也责无旁贷（《红海行动》）。新主流电影在兼顾主流意识形态传达和视觉奇观的同时较好地构建了叙事逻辑，实属难能可贵。
审美融合：
多元复合审美经验的构建
作为一种初始定型且仍然不断迭代发展的电影类型，新主流电影正呈现出一种极其明显的复合化审美态势。除了将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审美元素兼收并蓄之外，它还试图尽可能多地吸收其他电影类型的成功经验，在自身文化诉求和意识形态的催化下利用电影工业体系的技术优势进行再度创造，使其充分融入自己的类型特质之中。
首先，新主流电影试图构建的是基于本土观众视点的民族共同体美学，这是它贡献给中国电影审美经验的重要创举。多民族、多地域、多阶层、多文化的相互交织使得中国电影极难获得所有观众的认可，因此，意欲在国家和民族整体范畴中获得传播能量的新主流电影必然要在审美特质中选取最大公约数，通过审美的普遍价值来吸引最广泛意义上的电影观众。于是，为争取全国解放而进行的剿匪斗争、代表中国政府赴海外执行缉毒和撤侨等国家任务，以及几乎涉及每个人生命健康的医疗问题等，都是关乎每一位中国公民切身利益的题材选择，而从这些事件中所阐发出的关于国家精神、民族符号、个体命运等话题的审美叙事和电影语言，无疑是当代中国本土电影“建构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方式、对话空间，形成共情、共鸣，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建立起共同体美学”的有效路径。由于新主流电影往往选择宏大叙事题材，因此在表现枪林弹雨和惊险行动等故事场景时，“震惊”往往是猛烈刺激观众感官，烙下深刻印象的最佳方式；新主流电影的审美叙事往往以个体命运的沉浮和国家精神的彰显为主要落脚点，因此在处理个体感情与社会公理、个人利益与国家任务之间的关系时，“沉浸”往往是最能达成观众共情的艺术手法。如果说“震惊”更多地需要电影技术的支撑和叙事想象的迸发，那么“沉浸”则更依赖创作者对于观众共通情感的细腻把握与精准传达，二者在影片中不断变换节奏，交替发挥作用，共同创造了新主流电影基于民族视点但又不断升级的复合审美经验。
其次，利用类型结合与虚实交融，新主流电影提供了打破固有认知的融合审美经验。在新主流电影发展定型的过程中，其所吸收的各类电影的美学特点在典型作品中几乎都有所体现，而且相互交织，形成了具有融合效应的审美经验。一方面，新主流电影结合了多种电影类型的审美特质，从主旋律电影的精神价值、商业电影的大众视角与视觉刺激，到艺术电影的文本拓展和形式创新，再到黑帮片的情绪宣泄、警匪片的叙事套路和喜剧片的幽默讽刺，新主流电影取各家之长，在不断丰富自己审美经验的同时也利用这些类型优势创新了电影语言形式及其表现手段。《智取威虎山》把主旋律电影和黑帮片、警匪片进行了结合，产生了奇妙的审美效应；《建军大业》以商业电影的手法和明星效应来展现重大历史事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叙事效果；而《我不是药神》则利用喜剧片的黑色幽默和艺术片的现实关怀来呈现底层人民的生活底色，令观众的审美经验在真实社会的书写中不断发生冲突与重构。另一方面，通过融合由技术升级和心理掌控所带来的多层次观影体验，新主流电影实现了虚实交融的独特审美经验。综观近年来典型的新主流电影不难发现，这一类型电影越来越擅长于将现实主义的写实与浪漫主义的虚幻进行关联，既尝试利用数字技术来创造现实中的虚幻场景，又试图通过情绪的感染和叙事的逻辑来营造虚幻中的现实氛围，从而在拓展叙事广度和深度的同时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审美经验。整体而言，新主流电影已经深谙如何运用融合审美来为自身确立多元复合的审美经验之道，这是其在不断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特质。
结语
从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开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新主流电影逐渐摒弃了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类型之争，以立足国情的务实精神和放眼国际的开阔视野将传统电影类型进行融会贯通，既以主旋律电影为基础接受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创作理念，又在商业电影基础上向主流文化靠拢并融入更多艺术元素，还倡导艺术电影运用商业化运作模式和主流文化的内容自觉实现艺术整合，最终完成以本土正面题材为叙事基础、以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创作手法、以广泛社会现实为表现对象，融合主旋律电影的主流价值观和商业电影的观影体验以及艺术电影的审美探索的广义新主流电影的成型探索。
从电影美学的发展脉络来看，不管是对于“震惊”和“沉浸”的有机融合，还是基于民族共同体的美学建构和打破虚实界限的认知升级，新主流电影从创生之初就竭力呈现与众不同的美学特质，其所致力的美学探索和提供的审美体验是继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电影美学的又一次重要发展；但这并非对原有中国电影美学范式的颠覆，而是建立在时代发展和文化创新基础上的新拓展。相较于其他类型电影在平衡各种文化要素上的捉襟见肘，新主流电影的现代化、融合式审美观念始终都是其紧跟时代发展的内在优势和重要基础，呈现出的是大众之美、和谐之美、生活之美、时代之美。也正基于此，我们把新主流电影美学理念的构建和进化视为当代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实践之一，并以此为切入点来审视多重历史因素和文化条件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与变革。我们期待，随着新主流电影的不断探索、突破、发展，其美学特质和艺术价值能够在当下纷繁复杂的电影文化场域中被凸显和认同，进而构建新时代中国电影美学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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