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轶峰丨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
摘 要
20世纪末，颠覆实证主义成为新潮史家或历史哲学家彰显新意的一个标签。一些学者宣称历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一些学者通过采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改造历史学或者另辟蹊径；还有一些学者采用戏说的方式把历史学推往消遣的方向，但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并没有直接开出整体上更佳的历史研究范式。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摘自《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5期
21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已经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学术领域。这对于中国史研究的从业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人见人殊。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思考国际化历史研究的共同语境，即中国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工作理念与相互评价的共同尺度问题。缺乏共同的尺度，无论借鉴还是争鸣，都缺少深度理解的基础，借鉴易于流为模仿，争鸣则易于不知所以然地陷入僵局。共同尺度诉求并不抵消差异的合理性，只是要寻求不同历史研究共同体和个人思考历史问题时的观念基础。这种基础不可能在意识形态层面，不可能在文化价值层面，也不大可能在具体工作方法层面，而应该在历史学作为一种普遍学术的基本信念层面。只有多样化和差异而缺乏共同尺度意识，历史学作为一门普遍学术的根基就不坚实，二者同样重要。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可以是这样的：历史认识为什么是可能的？我们依据什么来判断一种历史认识比另一种历史认识更可靠或者更值得进入公共知识领域？本文的相关回答很明确：因为历史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并可能留下痕迹，我们依据真实历史遗留的痕迹，包括文本的和非文本的遗迹，来认识历史，与历史痕迹最吻合的历史认识最可靠并更值得进入公共知识领域。毋庸讳言，在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这是一种偏向实证主义更多些的回答，但并非旧实证主义的老调重弹，而是一种新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诉求。
历史认识为什么是可能的？
历史认识是可能的。晚近时代一些哲学家利用个别历史家声称要追求完全准确的历史真实的表述，把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变换成为历史家可否实现对一切历史细节完全认识而又不带主观性的问题，进而推论出历史家客观认识历史的不可能性，再进一步推论出历史家所能呈现的不过是他自己建构的故事。说历史认识是可能的，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实现对往事的认知，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总是能够完整、准确、生动、透彻地认识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历史家认识历史的有限性经常被夸大并作为主张历史不可知性的理由。这样做的人，在起点处误解了历史和历史家工作的性质。
流行的相关看法之一是，历史家只能通过文本间接认识历史，而文本无不渗透了原始书写者的主观意图，因而历史学家不可能真切认识历史，进而历史学家的认识与哲学家、诗人关于过去的陈说在根本性质上是同样的。但历史家并非只能间接了解历史。历史延伸到现实中，现实包含往事的后果，历史家可以通过观察后果感受往事。最易于理解的历史后果就是每个人自己。任何人无法亲历其父母亲好时的情景，但可以查证自己的真实父母。即使亲历的历史，在被用语言复述的时候，也会被简化、填充或者扭曲，这是人类语言的性质决定的，而历史并不是用语言方式展开的，因而历史家难以完整无误地再现历史。人类语言相对于历史的这种局限并不是历史的属性，而是语言的属性。
用“文本”来指称历史家工作的依据很容易误导对历史家工作性质的理解。虽然迄今为止大多数历史家的工作主要依据狭义文本即历史文献，但并不存在任何障碍阻止历史家依据狭义文本以外的其他信息研究历史。人类其实正在愈来愈多地采用语言文本以外的方法记录和呈现历史，比如音像手段等等。因而，依据狭义文本来研究历史不过是一种以往的习惯，而不是历史研究的本质。
历史家用作依据的文献在形成之初就融入记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家并没有可靠的依据来呈现历史的原貌。这类推理的前提就错了，因为那是不一定的。有的记载可以混杂较多的记录者主观性，有的记载则不为记载者留出主观随意性的空间。比如，明朝出现在清朝之前这个事实，没有哪个记述历史的人把它颠倒过来，却被认为与不颠倒具有同样的可靠性。历史事实依赖历史家的文本为人所知的程度，远不似那些否定历史可知并可被准确叙述的人所说的那样绝对。历史中有一些刚性的内容，有一些大板块事实，有一些为多重证据所支持的内容，是可以准确判定，也可以准确表述的。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之类貌似深刻的流行说法也经不住推敲。因为每个人的历史叙述在学术意义不可能是等价的。执意把历史学做通体改造的哲学家们，用各种各样的雄辩告诉我们，历史只是历史学家想要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并不存在独立于历史家言辞之外的事实。在这种语境中，历史不是客观的，而是属于知识或者传说之类的精神现象；历史学家能够和应该去研究的，也就是某一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物或人群心中相信以往曾经如何；于是历史研究就变成了知识社会学。
无论知识社会学有何价值，历史学家不应致力于把历史学改造成知识社会学，因为历史知识的建构与流传无论怎样引人入胜，都只是可能关涉特定历史经验的后续精神历程，对这种历程的了解不能取代对那些实践经验本身的了解。历史学向知识社会学的倾斜迫使我们必须强调历史不能被包容在记忆之类看似高妙的概念之中。假设：阿甲不知其父，即没有关于其父的任何记忆。我们不能因而判定阿甲无父，而是依然确知其有父。假设：阿甲或者某些历史学家为弄清其父为何人而采访了所有可能知晓真相的人，结果获得了3种差别的说法：其父为张三说、李四说、王二说，也就是搜罗了3种“记忆”。这3种差别的“记忆”中至多有一个符合事实，所以一百个历史学家的叙述不可能是等价的。再假设：阿甲是个现代人，调查者动用强大的公权力和科技手段做DNA检验，结果发现其父为王老五，那么前3种记忆都要作废，真相不在记忆中。因而历史不是“记忆”，在很多情况下也不依赖记忆而被认识。历史事实是存在的，可以被记忆，也可以被遗忘，即使被遗忘的历史，依然是历史。历史学家的工作其实就是查证更复杂的阿甲身世。
哲学家还喜欢告诉人们，历史不只一个，而是两个或者多个。其中之一是客观的往事，另一个是历史家笔下的故事，人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后者。这类语言游戏把历史叙述行为的属性与历史本身的属性混淆在了一起。
判断历史认识可取性的依据
历史学家必须有能力判断可见文本或陈说中哪些更为可取。意识形态不能成为评价历史判断可取性的基准。如果以意识形态为尺度来衡量历史判断，就会在起点陷入历史学之外的预设纠结。文化立场比意识形态排斥性微弱些，但也不能成为评价历史判断可取性的基准，因为基于主体民族、阶层、职业社会经验形成的生活、思想、行为倾向都是特殊而难以通约的。考察视角和技术手段可以成为评价历史判断的参考因素，但不能成为评价历史判断可取性的基准。考察方式是外在于历史的，是考察者自己选择的东西，不能把工具当作评价产品的尺度。无论从上到下地看历史还是从下到上地看历史，是政治史还是社会史，是微观史学还是宏大叙事，都不直接决定其可取性，要看的是究竟澄清了什么。这里真正复杂的问题是价值意识。历史学的终极意义在于提供人类自身知性成长经验方面的资源，脱离普遍价值就无法实现这种意义，所以历史学家比其他人群更需要辨识人类价值的公约数。但即使是普世价值，依然不能被历史家用来否认历史事实或者对事实进行扭曲的呈现。在历史家的职业工作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故意歪曲事实的理由。
历史知识对于人类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皆基于这种知识以事实作为基础的特性。无论是谎言还是貌似深刻的思想，都不具有比对经验的切实了解更高的指导人类生存的意义。历史学不可替代的地位，就在于它是人类所建立的所有探索知识的学科中最能了解以往经验事实的。历史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并呈现以往的事实，而不是纤毫毕具、事无巨细地讲述那些事实，他面对关于同一往事的不同文本要做的，只是梳理出最接近于事实的新文本。在这方面，欧洲兰克学派开创的客观主义史学和中国从司马光到乾嘉学派的考异、辨伪、考据、校勘方法，以及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实证研究传统，已经提供了相当成熟的经验，今人如能将之落实得更为精细、严谨，这些方法在具体工作层面就依然有效。
关于实证主义的反思及对批评的批评
20世纪末，颠覆实证主义成为新潮史家或历史哲学家彰显新意的一个标签。一些学者宣称历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一些学者通过采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改造历史学或者另辟蹊径；还有一些学者采用戏说的方式把历史学推往消遣的方向，但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并没有直接开出整体上更佳的历史研究范式。
由欧洲哲学家发动的对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批评所针对的，不是现在中国实践史家所秉持的历史研究实证方式，而是欧洲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和一些实证主义哲学命题。黑格尔早就既已深刻察觉史家观念在其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参与，又保持着对于历史记录作为底线的尊重。19世纪末，对倾向于模仿自然科学的欧洲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反思已然深入，而其方向不是解构历史学，而是探析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其间，文德尔班夸大了历史研究的伦理性质。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主张，过度强调历史作为历史家行为的性质，偏爱心灵体验的真实性，忽略了历史研究澄清以往事实本身的意义。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名言窄化了历史的范围。不过，柯林武德虽然过分强调思想，但却认为在把事物弄明白的意义上，历史是一门科学。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孔德推崇的模仿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兰克的客观主义历史学，并不否认历史证据的存在和意义，意在通过倡导思想贯通而将流于碎化的历史学提升到高级水平。卡尔·波普尔认为归纳逻辑不能保证认识的科学性，可否证性才是科学的逻辑基础。因为实证主义的主要逻辑路径是归纳，波普尔撼动了实证方法的权威性。但波普尔所讨论的始终是作为理论的认识，而历史学家把对象作为有限个体来认识，并非把判定全世界所有同类个体的总体属性作为自己的任务，其个体对象总是特定时空框架之内的有限对象，所以通过归纳个别来实现对一般的有效判断是可行的。
爱德华·卡尔对兰克学说进行批评，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事实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事实变为历史事实要靠历史学家判断，历史中的客观性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而是事实与解释之间关系的客观性。然而卡尔所说的那个历史，只是作为历史学家思考内容和叙述文本的历史，那只是作为映像和知识的历史，被他判定为不具备客观性的“事实”才是历史。
海登·怀特认为占主导地位的比喻方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构成任何一部史学作品那种不可还原的元史学的基础。因为这种元史学是比喻方式和语言规则性的，所以历史学家的修辞系统事先决定了其叙述的形式乃至叙述的内容。史学理论界流行的认为历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的看法，主要是由怀特研究推动的。但人们忽略了怀特的申明：他的研究方法是“形式主义的”，即从一开始就把历史家著作的内容符合事实的程度问题悬置一边，而把叙述或论证的形式作为核心问题。怀特从语言和修辞的层面揭示了历史家预设在其叙事中展开的形式和难以察觉的程度，但从语言和修辞策略层面对历史学家著作进行分析是过分形式主义了。叙述的语言学结构类型非常有限，这样来分析历史学家的著作，就如同分析音乐家的作品时仅仅将之归于若干“调”一样，根本不进入作品的内在品质。即使他关于历史学家叙述受语言制约的所有分析都是正确的，也不过指出了历史学家叙述受到人类语言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波及历史学家，也波及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这种看似高妙的论说不过指出了凡人用语言表述的东西都具有建构性。
“记忆的转向”、“语言学转向”之类说法，虽然反映出历史研究的一些动向，都是一些研究者把自己的兴趣、取向夸大为历史学基本趋势的说法。如果过度强调历史作为记忆的性质，就把历史纯粹知识化，把历史研究变成了知识社会学或观念研究。事实具有唯一性，对事实的记忆则可以有多种，因而对记忆的研究可能与原本的事实相关，也可能不相关。把历史直接理解为记忆还会把大量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排除在历史概念之外，而不为人知的事实依然是事实。
在语言建构性、诗性笼罩历史研究的语境中，历史研究与诗歌在揭示真相意义上的差别似乎只在于风格，其目标也就转移到以更优美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历史归结为记忆的语境中，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历史事实在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印记，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这种对于很多人说来因追随历史观念流变而无意识偏置的心态，逐渐把许多历史学家的工作旨趣从发现和解释事实，转移到建构心灵旅途中发生的故事。可能与此相关，当下历史学家在澄清历史事实方面的能力比起更早时代并没有明显的增强，常常犹疑不定，历史学家解释的兴趣和能力却大大增强，对于历史解释主观性的容忍度也大为扩张。历史研究中诠释域度的放大在历史观念层面把历史学从发现事实、澄清往事真相的事情，转变为历史学家展现思想和才华的事情。所以带有此种倾向的历史著作，或华美佻达，或哲理深奥，或跌宕起伏，皆以著述者本人的思想、文采，甚至想象来充实其作品，事实、真相则被降低为表达思想的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把历史研究变成了文学事业或思想事业。从实证的立场出发，历史学不过是发现事实、澄清真相的学问，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文采，皆应服务于澄清真相的目的，故其文尚简非繁，其义贵明不晦。从传统实证主义到新实证主义传统实证主义遭受的诟病中，有些切中其要害，有一些揭示出某些服膺实证主义的历史学者自己学术实践中的弊病，也有一些是吹毛求疵的。对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早期反省从欧洲思想界兴起，其对象以兰克学派为主。晚近的批评的主要声音来自美国学者，对象是整个西方历史学传统。也就是说，西方思想界对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批评从来没有切实关照中国历史学实践。
传统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在强调历史学家求取历史真实的目标时，没有同时对于历史学达到其目标的过程进行认识论层面的深入考究，因而在哲学家的审视下，显示出对历史家能够达成其求真目标之信心的夸大和对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割裂。传统实证主义并非不具备史料批判的意识，无论中西史学，都有辨析伪书的能力和成就、考据的手段、疑古的流派。实证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差别在于，前者为求真而做史料批判，后者通过史料批判来论证史家与其求真不如求自我思想之艺术呈现。前者保持对认识人类以往经验的追求；后者则把历史学转化为思想者的行为艺术。故如欲对两者进行中和，根基还在实证主义方面，后现代主义只能为针砭实证主义弊病的药石而非替代的方案。经过反思的新实证主义，需在认识论层面承认，即使文本为真，所记往事中依然经常渗透记述者的观念、意图，其迹象可在所记内容层面，也可在话语选择与建构层面。
传统实证主义所受诟病的另一问题是碎化而无思想，以类似自然界的概念理解历史，认定累积的片段最终可以组成整体的历史，演出了“剪刀加浆糊”式的琐细考察和不问整体、缺乏思想统摄的习惯。但这一问题的弊端不需过分夸大。因为现代历史学是一种有分工的社会性事业。某些史家偏重具体问题，某些史家偏重以思想统摄，专家与通家互补，未必不可。史著通家与考据家、文献家皆有必要和空间。至于晚近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碎片化的担忧，虽与实证主义传统也有关系，但更多是由于史学界对于“宏大叙事”的批判和中国史家对理论问题的规避，其实与欧洲学界所谈原委有别。
时或被与实证主义捆绑批评的“宏大叙事”渊源比实证主义更早，是被欧洲启蒙主义和思辨历史哲学推向顶峰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因为对于历史知识的客观主义理解，对历史学的宏大叙事没有批判的能力，并与之联姻。但历史学宏大叙事取向的弊端，其实不在历史学的实证取向方面，而在实证主义与启蒙主义和思辨历史哲学之间的复杂纠结。启蒙主义空前彻底地反省了人类历史经验中关于社会组织原则的观念，提出了人类社会合理性的原则，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以绝对化的真理观影响了后来人类社会。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绝对理性作为人类历史的目标，并主张历史学家以思想统摄一切，是这种思维倾向的巅峰体现。后来流行各国的各种形态的教条主义也是这种思维取径的表现，其余绪甚至可以在至今尚被很多人视为新思想的“历史终结”论中看到。在纯粹历史学意义上说，宏大叙事与碎片化初看是一个反悖，透视下去却在真理观层面合一。在这个层面，二者都构成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缺陷。绝对化真理和绝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观念结合，使得传统实证主义相信具体“客观”事实的一一解释最终可以达成统一宏阔的真理。没有这种信念，琐细事实考证、梳理的意义感就会消失。汲取各种相关反思中的合理要素，新实证主义历史学不避琐碎，即不可小觑任何被研究者认定为有意义的具体事实的研究，亦不苛求历史研究当下之“有用”性，同时欣赏符合证据与逻辑基准的通贯研究。在基准以上的层面，新实证主义历史学主张对任何被视为真理的言说保持反省力，不因任何理论否定事实或曲解证据，保持对“公认”“共识”历史知识的开放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新实证主义立足于批判性思维的基点上，而其批判的尺度，以证据为优先。历史研究要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事实，为此而接受证据的不断检验。共识可以因证据而被证伪，忘记的往事可以因证据而被记起；历史学家要不断地思考历史经验提供给人们的启示，但从不将某人、某时、某刻体认的启示视为绝对真理。至于“宏大叙事”中的“宏大”作为一种叙事方式本身，其实并无大病。历史学是有社会分工，有人钻研琐细，就需要有人综合。篇幅有限而覆盖广大的历史叙述不仅为历史知识普及所需，也是透视历史长时段演变所不能少的。
民族国家本位和政治史中心也是对广义实证主义史学批判的要点之一。然而，这与其说是实证主义展开的逻辑结果，不如说是启蒙主义本身多种深远社会影响之一。实证的逻辑并非必然导出民族国家本位来，也并非仅仅指向政治史，主要是实证主义历史学与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同步性为实证主义历史学打上了那种印记。正因为如此，一旦人们对民族国家本位和政治史的局限有所认识，就可以将研究的问题意识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而并不因此必须放弃实证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学家不能仅仅以民族国家为研究的视域单元，还要研究比民族国家更大范围的历史和更小单元的历史，不仅要研究政治史，还要研究下层民众生活、文化心理现象、超国家视域的区域乃至全球史。这类研究，其实并非在人们批判了实证主义史学之后才出现。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就已经有超国家的视野，而中国的地方志也是国家单位以下的地方历史，实证主义历史学盛行的时代，也有女性史研究。非民族国家本位的历史和非政治中心的历史背后，虽有一些理论观念进步，但并没有重大理论突破。
新实证主义应在传统实证主义坚持历史可认知性、尊重证据、求真务实的基础上，汲取19世纪后期以来多种反思论说中的合理要素，实现新的整合。历史学家必须承认存在历史事实，且其基本工作在于尽量澄清历史事实，包括单一事实、结构性事实、趋势性事实，弥漫状态的事实、心理事实和文化事实等等。宏观与微观、从上到下及从下而上地审视历史，皆为历史研究应有之义。在无数以人类事务为对象的学术门类中，历史学的特质是依据证据尽量厘清已然之事，由此构成与其他学术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历史学家当以晓畅、朴素的语言方式讲述往事，无需追求奇幻。历史学家需凭借思想组织其叙述，但不以牺牲已知的相关重要证据和史实为条件，不以理论操控证据和事实，也不因现实价值立场而故意忽视或曲解历史事实。证据与理论冲突时，证据说话；证据不足时，判断存疑。历史家解释事实也以不违背证据为底线，不崇尚对证据的过度解释。历史学家永远致力于扩充其证据范围，从文本资料到记忆资料，从文字资料到声像资料，从地上资料到地下资料。凡有助于认知事实的学科、学说、技术皆可应用于历史学，但历史学不以融入其他学科为目标；跨学科研究常为历史研究带来新思路，但历史学并不追求在跨学科研究中失去自我。历史学家承认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己时代和个人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永远保持警觉，但并不因此而将历史学视为文学、哲学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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