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丨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创新原则

✦

✦

✦

摘要

“批判性创新”方法论，一方面，批判地反思误读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工具、理论图式及演化逻辑；另一方面批判地反思中国传统哲学向“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路径中的障碍。双向批判指向一个创新的路径：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作者

任平，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摘自

《江汉论坛》2022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3期

❖

方法论自觉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前提，批判性创新是破解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屡遭碰壁之难题的重要方法论。“批判性创新”方法论旨在通过双向批判而创新路径。一方面，批判地反思和全面梳理原初误读误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工具、理论图式及其演化逻辑；另一方面批判地反思由上述方法论工具视域的不当而造成对中国传统哲学向“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路径中的障碍，分析和研判造成这些失误的方法论根源。双向批判指向一个创新的路径：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1

批判性反思一

“以外释中”“以旧释旧”的文化立场与方法论工具

“方法与对象”之间的解释学循环表明：方法是建构理论的思维工具与灵魂，对象是方法的投射客体、结果形态和客体图景。获取一种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图景，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作为方法论工具和思维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由此观之，以往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路之所以屡遭挫折，其首要根源在于在旧全球化时代“世界走向中国”历史语境中，人们遵循“以外释中”“以旧释旧”的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

旧立场与旧框架是旧全球化时代“世界走向中国”历史过程中的精神产物。它的原初立场就是“全盘西化”的主张，旧框架不过是这一思维的余脉，或者说是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部的表达。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根据“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逻辑在思想文化领域向西方学习。几乎所有中国传统国学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转型，都是在西学范式剪裁下完成的。无论何种以西方文明思想话语为蓝本指引的中国现代性道路探索都遭致失败，虽然中华民族爆发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爱国革命运动，然而文化立场、思维方式却并未完全退场。

在“世界走向中国”的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起初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以外释中”“以旧释旧”的教条主义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冲杀出来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立场上，充当外来文化思想的“清道夫”，全盘否定中国儒释道传统，“廓清地平”以传播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全盘否定本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立场从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陈独秀、王明等人以照搬照抄、跨界平移唯物史观的“外国逻辑”剪裁中国实践，结果导致两次大革命的失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方法和路径。中国化立场包括实践立场、文化立场和大众立场，方法就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结合论”，路径就是实践路径、文化路径和大众路径。这一时代没有提出和实现“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究其根源，由于深受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是“忠实读者”、处在“学徒状态”，“以外释中”是这一时代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这一思维方式之“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五大方面：

第一，旧立场。以“忠实读者”和“学徒”身份照搬国外马克思主义立场、沿用知识论逻辑解读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整体性精神和风骨格格不入。第二，回归旧形而上学的客体论向度。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强调以人为本、入世活动的儒学主体论哲学之间产生了格格不入的哲学对立。第三，忽略了唯物史观必然具有的内在价值规范向度，就无法找到通向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情感、伦理、规范支配下的诉诸“笃行”的中国传统哲学之门，也无法理解主体心境对于知识论探究的前提性意义。第四，旧框架秉持单纯的客体知识论体系，无法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将本体论与人本学（天人）合一，认识论、情感论、意志论（情理意）融和，知行合一的民族哲学风格与中国特色。第五，旧框架忽略主体际交往关系，从而与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格格不入。

可见，只要“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不结束，中国学者就不能从根本上冲破旧立场、旧框架的藩篱，因而就不能肩负书写“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责任。

2

批判性反思二

中国传统哲学理解图式的变革与创新

批判性创新方法论反思之二，就是在各种旧框架、旧视域、旧方法把持之下的中国传统哲学图景是如何导致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遭受挫折的。

近代以来，究竟以何种方式让中国传统哲学从传统话语样态进入现代学术理论样态，成为中国学术界内部不同派别争论的焦点。围绕这一话题，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文化后现代离散主义、文化重构以及“照着讲”“接着讲”“重新讲”的主张都纷纷问世，呈现多元出场图景，中国传统哲学出场样态也同样呈现出对应的图景。

第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它拒“西”守“中”，坚守旧学术、旧传统、旧体系。从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章太炎坚决抵制胡适“以外释中”构建中国现代学术的路径、主张坚守传统的学术路向，再到王国维、熊十力、杜亚泉等人以及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等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均抵制“以外释中”即用西学为体来观察、剪裁、理解、把握国学，更拒斥将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加以“马克思主义化”的积极主张。

第二种是在“五四运动”中，胡适、钱玄同、鲁迅、陈独秀等人所持的文化激进主义立场，对中国传统哲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以外释中”“以旧释旧”方法论即源于此，其局限性及其所导致的中国传统哲学图景呈现以下特点：

其一，“以外释中”方法论将国外马克思主义作为先验标准和剪裁工具，主观任意剪裁、拼贴中国传统哲学图景。其二，走向片面的客体论的旧唯物主义，与“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哲学轴心图景之间产生巨大断裂，必然导致由此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遭遇挫折。其三，价值向度的缺失，与中国传统哲学从主体性出发强调支配“知与行”所必须具有的主体立场、态度、目的、价值、规范作用严重背离，因而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情感、伦理、规范支配下的诉诸“笃行”的中国传统哲学格格不入。其四，情、理分裂，与在“情理意结构”中高度融和的中国传统哲学图景不合。知识论主要单纯致力于“求真”，而与强调德、礼、法、情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本真精神不一致，与中国传统哲学有价值的、有当代文化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原则、命题和话语格格不入。其五，援用苏联日丹诺夫主张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副对子的旧框架对主体际交往关系视而不见，从而与先秦原创的传统交往实践观向度大相径庭。

总之，旧框架努力以一般唯物主义、实质上是脱离了主体际和交往实践观向度的旧唯物主义哲学作为唯一尺度，无法整体继承中国哲学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

第三种为后现代文化立场，强调历史断裂性和碎片化，抹杀历史的进步向度、“发展”可能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否定了古今哲学“视域融和”、重构和转型中国传统哲学的必要性。因而，“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就无须讲，被无限期地“延搁”了。

上述图景，一方面为今日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某些宝贵的探索经验和前期成果；另一方面因为方法论和对象图景的双向偏颇，导致与建构符合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性精神风骨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距离。双向性批判出路旨在创新。新的方法论视域又呈现新的图景，从而使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3

批判性反思的创新指向

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超越苏联教科书的旧立场、旧框架，成为方法论批判性反思的根本指向，从“观”肇始。“观”相对于“体系”而言，更根本、更基础、更关键。“观”的变革经历“客体论”“主体论”“主客体统一论”“多元主体交往论”，必然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第一种“观”的框架：客体论。注重对客观规律性、必然性进程的深描，如苏联教科书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仅强调哲学的“唯物主义”属性，而未能强调“从主体出发”看待现实、事物、感性的“新唯物主义”品格和“改变世界”的主体能动作用。

第二种“观”的框架：主体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深化之际，中国出场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则接近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道向度，二者具有了对话融通的可能性。当然，无论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抑或“人学”理论，都是在人本学意义上谈论哲学，都不能完全替代“新世界观”的全部内容，因而也不能当作新方法论来解读中国传统哲学。

第三种“观”的框架：以主体—客体关系论展开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冲破了辩证唯物主义原初单纯客体论的思维形态。冯契等著名学者主张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贯通中国哲学史，提出了“智慧三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但是，从这一视域出发，无法“发现”和考察先秦崇尚主体际关系的哲学向度，进而就无法在本真性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先秦发端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一致性。

第四种“观”的框架：主体际交往主体论。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以主体际为轴心的交往行动论，刷新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内在本真性意义的理解。然而，没有中介客体的多元主体，既不能准确反映全球交往实践关系，也无法被贯穿于中、西、马哲学的“思想中的时代”。

第五种“观”的框架：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交往实践观以客体为中介结成多元主体间关系，简约形式即“主体—客体—主体”框架。改革开放以来的哲学逻辑指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原因有三。一是这一框架准确表达了当代新全球化时代的真实本真结构。二是汇集了中、西、马哲学的思想精华，创造了新形态的哲学话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深刻运用了自主活动与交往、交往实践关系来勾画唯物史观；交往实践观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色与走向；交往实践观更是贯穿当代西方哲学的轴心，从胡塞尔现象学遭遇“主体际性”困境，经过海德格尔“共在”说到哈贝马斯主体交往行动论，几乎构成了20世纪西方大陆哲学演化的主要脉络。三是交往实践观超越而又贯通古代哲学、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成为亘古至今哲学的共同表达。因此，只有融通古今、汇集中外的交往实践观，才能成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哲学视域。

4

对话与批判性创新

构建哲学基本视域的方法论机制

交往实践观作为中、西、马哲学的内在贯通点，又受新旧全球化转型大潮的推动，应当成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轴心。事实上，三派哲学对话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精神交往，已成为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内在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直是在与其他哲学的对话中实现的。同样，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而且也只有通过对话，才能批判地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有关“交往实践观”和“主体际”理论的积极成果，即只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在面向未来的新时代语境上重建“交往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实质上是前者对后者的历史精华和根本缺陷的真正体认和超越。就交往实践观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的交往实践观具有以下特点：其一，自然性与和合性。其二，人文的“主体际向度”。其三，由于“尊尊”等宗法等级关系束缚，缺乏真正的平等的“多极主体”观，因此也缺乏真正平等的社会化交往机制。其四，建构以祖宗崇拜和“家族本位”为中心的交往规范观。中国传统哲学与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既存在着内在精神和向度上一脉相承的演化关系，又存在着跨时代的原则差异和质的断裂。因此，从前者向后者的历史性演变，必然展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逻辑。一是从强调多元主体间矛盾根本对立、根本冲突的“否定的辩证法”向多元对立主体之间求和谐、求大同的“天下大治辩证法”的转变。二是客观规律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三是“理”的客观逻辑与“情”的价值逻辑构成交往实践的“肯定—否定”两个向度的统一，本身就构成了交往实践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在对话中实现对当代西方后现代交往观根本缺陷的超越。其一，坚持交往实践的客观性，以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反对交往实践的唯心主义。其二，坚持交往实践具有中介客体这一底板，以“主—客—主”结构超越和扬弃单纯的后现代“主体际”观。其三，坚持交往实践的客观规范性，但同时强调规范侧度与否定侧度的辩证统一。

中国崛起倡导的是由多元主体间平等交往、合作共赢、文明互鉴构成的交往实践的世界体系，而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正是全球大变局的哲学表达，也是建构21世纪“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路径。

往期推荐

《社会科学文摘》往期目录

✦

✦

更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