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璇丨整体性视域下毛泽东研究“碎片化”问题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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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些研究者把原本清晰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肖像细化、分割乃至碎片化；或对毛泽东宏阔生涯中无关宏旨的片段进行抽象解读；或精心挑选毛泽东的某些失误，将之放大为历史的整体画面。由此，重申并贯彻唯物史观整体性原则，应当成为毛泽东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
作
者
吴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摘
自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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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和实证史学的影响，一些学者热衷于历史细节的挖掘考证。这样的细化研究无疑必要，但也由此引发了“碎片化”问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研究者以“反思历史”为名，把原本清晰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肖像细化、分割乃至碎片化；或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对毛泽东宏阔生涯中支离破碎、无关宏旨的片段进行抽象解读；或精心挑选毛泽东的某些失误，将失误放大为历史的整体画面，以此抹杀其伟大功绩，遮蔽党史的主流本质。有鉴于此，重申并贯彻唯物史观整体性原则，应当成为毛泽东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
整体性：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
“整体性”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核心范畴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常用“总体性”或“统一性”来表述。“总体性”范畴虽然明确提出于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背景之下，但从源头和本质上来说，它是马克思基于对黑格尔总体性观念的批判性继承而确立的、用于透视和解剖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武器。
整体性范畴扬弃了黑格尔主客倒置的总体性思想，也超越了实证主义史学家对具体问题的详细考证与浅层次的理论分析，致力于在对历史资料全面占有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再现社会历史全貌及其发展演进的过程，并从中揭示历史运动的规律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因而成为史学研究者应当秉持的准则。然而，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一些研究者以“学术创新”之名，主张重新审视唯物史观所建构的学术秩序，企图以碎片化的史料、碎片化的方法、碎片化的历史观去解构历史整体。鉴于这一“碎片化”研究偏向日益严峻，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整体与细节的关系问题做出说明，这一问题也反映着历史研究的认识规律。就历史研究的一般路径来说，往往从掌握真实的历史细节开始，然后上升到对历史整体面相的勾画，最终实现对宏观历史的把握和对历史本质规律的总结。脱离或跨过任何一个层次，都无法达到对历史客观、全面、深刻的认识。
就第一个层次而言，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前后相继的过程和整个社会运动，这一过程和运动由无数细节构成。因此，历史研究必须从细节研究、微观研究开始，以对具体历史现象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离开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历史学就会成为“空中楼阁”。然而，细节只是构成历史整体画面的要素，而非历史整体画面本身。若局限于微历史的探究或过分纠缠于细节考证，不仅会使历史显得杂乱无章而难辨本质，甚至还会以追求所谓“历史细节”真实性的方式背离真实的历史。就第二个层次而言，历史研究不能只是片面孤立地考察历史细节，而应当将细节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置于相互联系的宏观历史整体之中。这样的细节研究才能构成历史研究的真正基础，否则即便无一遗漏地罗列出所有细节，也无法重现真实的历史场景。就第三个层次而言，历史研究不能止步于微观研究层面，必须上升到全局、宏观的把握。历史的发展是充满矛盾的运动，如果执着于碎片化考证，那么由碎片串联的整体将是直线式的历史。部分研究者热衷于搜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某些失误，对这些失误逐一“考证”，再串联起来，遂将党的历史描述为“一团漆黑”。显然，这种研究方法非但无法呈现历史的整体面相，更无法透过现象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本质。
着眼历史整体而不是历史碎片
历史犹如一面镜子，史料细节则如镜子被打碎后的碎片。后人若只捡拾零散的碎片，是无法还原镜子全貌的。就理解史料细节的意义来说，史料细节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整体的真实性。史料细节只是构成历史整体画面的要素，而非历史整体画面本身。甚至无法断言，历史的整体画面就等于其全部构成要素的总和。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命题。黑格尔则以绝对精神为认识对象，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唯心主义总体性理论。他提出：“全体的概念必定包含部分。但如果按照全体的概念所包含的部分来理解全体，将全体分裂为许多部分，则全体就会停止其为全体。”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总体性思维方式，全面阐发了唯物主义的整体观，揭示了整体与部分之和的本质差别。整体是由若干部分以特定方式构成的统一体，各部分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在造成某些协同功能的同时，也导致了彼此属性间的筛选，在这一过程中，整体性的性能得以生成。这种新性能虽由部分共同作用并在整体性层次上涌现，却为每一部分乃至其总和所无法具备，而整体性能一旦丧失，部分也将随之瓦解。这一“总体优先性”原则被用于观察社会现实时，经验事实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就表现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
基于对“总体优先性”原理的分析，不难理解历史整体的认知在逻辑上先于史料细节的认知。离开历史整体的关照，史料细节的意义便无法呈现。然而，在当前毛泽东研究领域，不乏违背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企图以历史碎片拼凑历史全貌，以“历史细节”之真代替历史整体之真等偏向。一些学者或沉迷于对毛泽东生活琐事的“细节考证”，炮制了诸如“毛泽东在三年饥荒时期饮食奢侈”“毛泽东睡衣上的补丁是故意缝上去的”等谣言，借此颠覆其历史形象；或专门挑拣毛泽东宏阔生涯中的某些失误极力渲染，将失误放大为历史的整体画面。例如，一些人在研究中央苏区时，只抓住AB团的肃反扩大化；在研究延安整风时，只抓住“抢救运动”；在研究土地改革时，只考证个别地主家庭的遭遇。在此类“碎片化”研究中，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不再复现，剩下的只有错误和专制；毛泽东的伟大人格被消解，呈现出的只有阴谋和权术。这显然是以追求所谓“历史细节”真实性的方式背离了真实的历史，完全抹黑了毛泽东。
这些“考证家”也许会辩解说，他们掌握了铁证如山的史料。但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对历史之真的理解堕入了黑格尔所批判的“仆从”视角。黑格尔认为，“仆从眼中无英雄”的根源在于仆从们只专注于英雄的生活细节，看不到英雄的伟大功绩，这“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只是仆从”。黑格尔的论述提示我们，单纯事实的观点还不足以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因为历史叙述完全可以用全部的历史细节来伪造历史，用细节的真实性把历史必然的、本质的东西遮蔽起来。因此，毛泽东研究或者说整个历史研究，不能只停留于罗列和考证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把握历史整体以及事实之间的本质性联系。
把握历史内在联系避免脱域
历史犹如一幅图画，其中每一要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围诸要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并影响着画面的整体效果。因此，对于历史画面中的每一处细节，都必须从整体上、从与其他细节的相互作用中予以考察。脱离特定的历史联系随意地摭拾细节、孤立地解读细节，即便是无一遗漏地全面考察了历史细节，再现的也只是扭曲变样的碎片化历史图景。
马克思主义整体观强调整体对于部分的优先权和统摄权，不仅是因为整体拥有各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新质态和新性能，还因为整体一旦形成，便产生了一种统合关系或整合关系。部分一旦脱离整体，其实在性将荡然无存。马克思在考察社会有机体时就形象地举例道：“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
社会总体的统合作用和各部分之间的互动原理，要求我们在分析历史问题时，不能忘记整体性原则和基本的历史联系。在当前毛泽东研究领域，一些论者或脱离历史场域抽象解读某些历史细节，忽视这些史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例如有人将“两论”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迹中抽离出来，仅根据其与苏联哲学教科书文字表面的雷同，便判定“两论”是抄袭之作，以此贬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或无视毛泽东某些历史决策的来龙去脉，讳言某些“失误”的历史局限性和客观制约性，将党在探索过程中的“失误”全部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这种不顾历史基本联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认知方式曾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尤为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人从解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代表性符号入手，进而对承载该符号完整的历史谱系进行解构。而每一个被解构对象的背后，都折射出解构者鲜明的价值取向。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中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历史符号，自然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重点解构的对象。就毛泽东个人而言，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运动的、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具有空间延展性和时间连续性的整体性存在。作为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人物，毛泽东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对于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主题，必须通过更为宏阔的本质的把握才能够驾驭。一些研究者把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当作孤立的历史对象，既没有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也没有将其放在社会实践的整体性关系格局中予以把握，因而无法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此，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判断，也即把毛泽东既当作其所处时代历史剧中的“剧中人物”，又当作“剧作者”来看待，在二者的统一中得出关于毛泽东的整体性认识。
辨明历史整体趋势而非支流
历史犹如一条长河，波澜壮阔，奔流不息。前进性无疑是其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同时不免伴随曲折和迂回。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并非只有主流，还可能会有支流甚至暗流。只有正确区分历史的主流与支流、把握历史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关系，才不会被历史的支流所误导、被短暂遭遇的曲折所蒙蔽。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历史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曲折或后退不仅可能，有时甚至是难以避免的。但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前进性是永恒的、必然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其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线，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继而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百年党史中，一些重大事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蕴含着党的历史发展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逻辑；一些重要会议集中了全党智慧，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是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一些重要人物犹如不朽的丰碑，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在评价这些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时，必须紧扣百年党史的主流本质，将其置于党的奋斗总历程中加以考察，看其是推动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是维护还是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视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本质，仅凭个人好恶推定是非功过，必然会得出颠覆性的谬论。
强调对历史主流与本质的把握，并不是说要回避历史上出现的曲折和失误。毋庸讳言，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党在探索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某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但这毕竟是历史的支流，是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宏伟历史画卷中画错或画偏了的线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问题，就不难认识到：在党发生大的失误和挫折时，“也并非只是漆黑一团”，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不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影响党的历史走向的往往有两种发展趋向：即正确的、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与错误的发展趋向。这两种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往往是并存且相互渗透的。两种发展趋向的交替出现，在党的发展历程中就体现为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当前一种发展趋向占主导时，党的历史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后一种发展趋向占主导时，党的历史就会经历一段曲折。但即使是在错误的发展趋向占主导时，党内还是会有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因素与其顽强抗争，从而使党免受更大的损失。
历史虚无主义者以纯粹消极静止的眼光来审视党在探索过程中的失误，看不到历史的主流与本质，自然也就难以对党的伟大成就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兴国、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中，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彪炳史册，其失误甚至是严重错误只是画错或画偏了的线条，是我们应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失误就抹杀党的伟大成就，也不能因为遭遇过曲折就动摇理想信念。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勇于承认错误、认真纠正错误，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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