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丨20世纪中国哲学史论述的多元范式——以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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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谈到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一般都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的大学教科书的出现为主要依据。不过，在学界中还存在一种努力，即虽未撰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但在其他形式的文字中大量论及中国哲学的体系与特征、发展史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熊十力。
作者：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国学研究院教授
摘自：《文史哲》2022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4期
谈到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一般都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的大学教科书的出现为主要依据，这是符合学科发展历史的。具体说来，多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为代表。特别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取代了胡适著作的地位之后，其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熟的标志。50年代至70年代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册，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70年代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成为新指导思想下的学科体系及话语代表。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劳思光著《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册，也是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以期成为新的学科典范。80年代以后，不仅冯友兰完成了其晚年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重写了中国哲学史；从教育部组织的部颁教材，到各大学哲学系自编的教材，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教材不断涌现。
如果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典型，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不仅包含了历代中国主要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观念，描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发展阶段和历程，还确定了代表人物和基本派别，提出对主要哲学家思想的学术论断和哲学分析；除此之外，还要力图在总体上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方法、趋向。20世纪30年代后期张岱年先生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该书也可以说是另一种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其更突出古代哲学的问题形式，重视中国哲学的特点。
此外，在20世纪前半期，学界中还存在一种努力，即虽未撰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但在其他形式的文字中大量论及中国哲学的体系与特征、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中国哲学思想的智慧，以及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宗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熊十力。他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逊于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这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胡适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时及以后，都不是一个哲学家；冯友兰写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时还没有建立起哲学的体系，其哲学体系建立于抗战期间；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言本出版于1932年，已显现其大哲学家的风范，并且他后来在《十力语要》等书中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处处显现出大哲学家的洞见。因此，尽管他并没有写作中国哲学史、详细列举历史上各哲学家的思想资料，但其相关论述对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
总论中国哲学
（一）哲学观
熊十力在与梁漱溟讨论时提出：“中国的学问思想虽久绝，而儒道诸家侥存者，不可谓其非哲学。以其非宗教、非艺术故，以其不遗理智思辨故。但其造诣却不限于理智思辨，此当为哲学正宗。”这是说，中国古来的学问中当然有哲学，不仅有哲学，而且中国哲学是哲学的正宗。因为在他看来，只讲理智思辨虽然是哲学，但还不是哲学的正宗，仅限于理智思辨是不够的。中国哲学有理智思辨，但不限于理智思辨，还有超越理智思辨的部分，所以是哲学的正宗。这里就体现了熊十力的哲学观。他又说：“哲学大别有两个路向：一个是知识的，一个是超知识的。”他认为，那种只讲理智思辨的哲学，是一种知识路向的哲学（路向的概念受到梁漱溟的影响），以西方哲学为代表；还有一种哲学以超知识为路向，以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为代表（他说的印度哲学主要指佛教）。在他看来，知识路向的哲学从科学出发，只追求物理世界的真实；而超知识路向的哲学追求本体世界的真实。这个说法当然并不周密，西方哲学也有哲学家追求本体世界的真实。熊十力真正要说的是，寻求本体世界的真实不是依赖感官经验，也不由逻辑推论，而是依据证会所得。这种超知识的哲学才是哲学的正宗。
（二）中国哲学之组成
关于中西哲学的体系结构，熊十力有自己的看法。他说：
哲学中分类略如下：一、本体论……二、宇宙论……三、人生论……四、知识论……如上四类，在西洋哲学中或不免分截太甚，而在中国哲学上向无此等分立之名目。但就哲学家用力言，实应依上述四类分别去参究。
这里所说的哲学的分类，即哲学所包含的内容，四类分是西方哲学近代以来的共识。熊十力认为古代的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如此分类，但哲学家应依此四类去进行研究。至于中国哲学何以不立四种分类，他认为是由于中国哲学强调默认体会，不注重理论的发展，不求有系统的思想体系，所以也就不求理论上的分类，概念较为简单，形式多用随笔。但他同时指出，中国哲学虽然形式体系不发达，但确实提出了最高境界；不仅提出了最高境界，而且达到了最高境界。故他又说：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不是宗教式的大神，而是“最上的无穷无限的终极理境”，这个最高理境不是向外追求得来的，而是向内追求得来的。他特别指出：“哲学上之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在西洋虽如此区分，而在中国哲学似不合斠画太死。吾心之本体即是天地万物之本体，宇宙、人生，宁可析为二片以求之耶？致知之极，以反求默识为归，斯与西洋知识论，又不可同年而语矣。”相对于西方哲学内部分类明晰，他提出在运用四类法研究中国哲学时，也不能区分过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做此分类，而且因为中国哲学内部各部分是相通的，如天地万物的本体即是吾人心之本体，吾人心之本体即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故本体论和人生论不能截然区分为不同类别。
（三）辨唯物唯心
新中国成立后，新哲学受到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刻意强调唯物唯心的对立，对此，熊十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承认中国哲学可以分为唯物唯心两派，但中国的唯心论最根本的世界观与西方哲学的唯心论不同；中国哲学的唯物论其最根本的世界观与西方哲学的唯物论也不相同。中国的唯物论和唯心论，最终都追求精神物质不可分的境界，不求二者之分，而求二者之合。在他看来，中国哲学中对于宇宙根源的看法，没有唯心唯物两派主张的斗争冲突。他还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对“唯”或“惟”的理解不同：
中国哲学不妨以惟心、惟物分派，而惟字是殊特义，非惟独义。此万不可不辨明者。若西学惟心惟物之分，直将心物割裂，如一刀两断，不可融通，在中国哲学界中，确无是事。中国人发明辩证法最早，而毕竟归本圆融。此处大可注意。辩证法本不为偏端之执也。
他提出，在中国哲学中，“惟”不是唯独，而是殊特，西方哲学的“唯”是唯独，故西方哲学的唯物唯心把心物割裂，两者完全排斥，不可融通。而中国哲学的惟心惟物，虽是两派，却可以圆融合一，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哲学的思维注重辩证的思维，而不是偏端的思维。偏端的思维就是形而上学割裂事物为两个极端而不能相通的思维。
哲学研究所如成立，对于中国哲学思想，自当彻底研究一番。古学还他古学，不可乱他真相。若变乱之，是使思想界长陷于浑沌。此有百害而无一利也。至于中学之为长为短，则中外学者皆可本其所见，以作批判。惟批判之业，必待中学真相大明之后，方可下手耳。
所以，他认为，如果生搬硬套西方哲学的唯物唯心之分，用之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就会造成混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哲学的真相。
在20世纪50年代“左”的教条主义笼罩一切哲学研究的情势下，他对当时流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提出直接的意见，这些意见虽然没有见诸报刊，但通过自印著作，尤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界领导者郭沫若直陈己见，是非常难得的。
中国哲学的特点
熊十力较多地谈到中国哲学的特点，以下分几点来陈述：
（一）重体认
中国哲学有一特别精神，即其为学也，根本注重体认的方法。体认者，能觉入所觉，浑然一体而不可分，所谓内外、物我、一异，种种差别相都不可得。唯其如此，故在中国哲学中，无有像西洋形而上学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存在的物事而推穷之者。
一般认为体认是一种直觉主义的方法，但熊十力所说的体认并不是心对于物的简单直觉，这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界定：“体认者，能觉入所觉，浑然一体而不可分，所谓内外、物我、一异，种种差别相都不可得。”一般以心为能觉，物为所觉，而他定义的体认是能觉入于所觉，而且是一种无差别相的境界。可见他所说的体认既是方法，也是境界。他也将体认称为证会，证会不是向外的直觉，而是向内的自证；证会是要反己的，所以需要涵养。但重体认的结果是，不重逻辑推演，不追求系统著述，也不着意著述，即不把著述看成重要的事情。
由科学之宇宙观而说人生，即宇宙为客观独存。吾人在宇宙中之地位，渺如沧海一粟。由中国哲学证会之境地而说宇宙，则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孟子发《大易》之蕴曰：“万物皆备于我。”曰：“上下与天地同流。”程子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则基于日常实践中修养工夫深纯，达到人欲尽净，天理流行，直融天地万物为一己。无内外、无古今、无物我、无彼此，动静一原，体用不二，庄生所谓“游于无待，振于无竟”者，即此境地。
他认为，中国哲学所重视的体认、证会，都是把宇宙视为万物一体，这是一种境地即境界。不过照他所说，这种境界无内外，无古今，与道家的境界没有差别，表示在他的了解中，中国哲学的境界对三教是一致的。这一点恐怕仍需进一步分析。
（二）尚实践
余尝言：中国哲学，于实践中体现真理，故不尚思辨。西洋哲学，唯任理智思维，而能本之征验，避免空幻。但其探求本体，则亦以向外找东西的态度去穷索，乃自远于真理而终不悟也。
这是说中国哲学不尚理智的思辨，而注重实践，在实践中体认本体，因为本体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实践是指内向的体认，而不是向外的寻找。
他认为，中国哲学主张躬行实践，以为只有躬行实践，真理才能显现于心中，而不是以真理为外物以心求之。心是明觉，但人须有内心的修养，这就是躬行实践，有了这种躬行实践，心就能达到明觉澄然；而明觉澄然时即真理呈现，此时明觉即是真理，真理即是明觉，这才是实践。所以他说：“中国哲学，由道德实践，而证得真体。”只有通过道德实践，即内心修养，才能证得真理。
他认为，中国哲学讲的穷理尽性至命，不是向外追求，而是反己体认，但中国哲学也不是不用理智，不是不求知识，不是对大自然没有求知的要求。
中国哲学若三玄，可谓致广大，尽精微矣，然其言无不约之于人事。即程、朱、陆、王诸大师，其思理亦莫不广渊深邃，盖亦博涉物理事变而后超然神解，未可忽视。然而彼等绝不发抒理论，只有极少数深心人可由其零散语录理会其系统脉络及其精微之蕴而已。盖彼等不惟不作理论文字，即其语录亦只肯说伦理上底实践工夫，此等精神固甚好，然未免过轻知识，则有流于偏枯之弊。
这是说程、朱、陆、王思维广泛涉及物理事变，但不发展理论体系，主要强调伦理的实践工夫。同时批评程、朱、陆、王只讲伦理实践，轻视知识，会引起流于偏枯的毛病。在这一点上，熊十力有时强调儒家重视伦理而不轻知识，有时则指出儒家重伦理而轻视知识，并不始终一致。
（三）辨体用
熊十力始终坚持认为，西方哲学以实体与现象相分离，而中国哲学的本体绝不超脱现象之外，中国哲学主张一切现象皆为本体的显现。
或虽计有本体，而不免误将本体说为超脱乎现象界之上或隐于现象界之后，致有二重世界之嫌。其于体用之本不二而究有分、虽分而仍不二者，从来哲学家于此终无正解。
中国哲学自伏羲提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体用之分实导源于此。至孔子始废除天帝，发明体用不二，而经传遭秦火，其详不可得闻。
他认为中国哲学辨明体用的传统可溯至伏羲时代，中国哲学中的辨体用，不是体用二分，不是体用为二重世界，而是体用分而不二。
总而言之，熊十力认为，自西学输入以来，中国人对中国哲学往往不求了解，而“皆倾向科学，一切信赖客观的方法，只知向外求理，而不知吾生与天地万物所本具之理元来无外。中国哲学究极的意思，今日之中国人已完全忽视而不求了解。如前所说，在吾国今日欧化之学者闻之，殆无不诮为虚玄与糊涂”，“中西学术，各有特色，凡中国哲学上特别独至之理境，或为西洋哲学家一向所忽视者，往往而有”。他在这里提出，近代以来，国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科学方法看哲学，已经完全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究极意思”和“独至理境”，对中国哲学的终极智慧和境界已不了解，也不求了解，这一点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史的诸论述，称得上是体大思精，不仅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哲学终极智慧的理解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做全面的梳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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